防海纪略 清 芍唐居士撰 王之春编
关于《防海纪略》
清光绪 《防海纪略》 2卷。署芍唐居士撰。光绪六年（1880）上洋文艺斋刊，刻本。高24.8厘米、宽14.5厘米。线装，1册。成书于清同治十年（1871），曾分别以《夷艘入寇记》、《夷艘寇海记》、《英舶入寇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洋务权舆》等书名刊行或传抄流传。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认为作者是魏源，而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则认为作者是李德庵、李凤翔父子。本书为记叙鸦片战争之重要史料。广州博物馆藏。
防海纪略 王之春编
西南洋有五印度者，部落亚细亚洲，西汉之所谓身毒，东汉之所谓天竺也。（古音天铁因切，与身本同韵，此为译音之对音。）一名印度海，总名西南（洋）。其南印度有孟迈者，为入东南洋之咽吭，而东中两印度在其北，中印度古名温都斯坦，以兴都哥土山为界，（兴都即印度之对音也。）逾山则西北两印度地，今回部之国在焉。国朝乾隆二十年，英吉利灭东印度之孟加拉，遂以次侵并东中南三印度之地。
东南两印度皆产鸦片烟土，名曰波毕，英之岁饷每年约一千数百万，其初入关口，一箱纳税银三两，沿海居民，争传其法，辗转效尤，不数十年，遂流行于各省。粤督始闻于朝。
嘉庆初，奉诏申立严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之鸦片，悉暗中偷售，而其价益增。后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之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查出者，加等治罪。鸦片趸船，遂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蟹艇，资其护送。洋商易货无多，辄载银出洋回国。内地银荒日甚，朝廷忧之，而一时九卿台谏之列，谓其有伤政体，于是内阁学士朱嶟奏请申禁鸦片例禁，（其奏未见）给事中许球奏谓：“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辙，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轻视，亦无所施其伎俩。”
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谓：“近年各省盐务漕务之疲累，官吏之亏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银价昂，钱价贱，向时纹银每两兑钱千零，今则每两兑至千有六百，而银少价昂之由，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偷漏出洋，日甚一日。此烟制自英吉利夷，严禁其国人勿食，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而专以诱他国之人，使其软弱。既以此取葛留巴，又欲以此诱安南，被安南严令诛绝，始不能入境。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积重难反，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振声发聩，请仿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沼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时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最剀切，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上谓深虑远识之言。诏林则徐来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书，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赴粤东查办海口，节制水师。
初，鸦片烟在康熙十年以前，以药材上税。乾隆三十年前，每年不过二百箱。嘉庆元年，因嗜好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者至三四千箱，始则囤积澳门，继则移于黄埔。道光初，严旨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凡中外商船之出入外洋者，皆必由焉。夷船至，皆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又浙、闽、江苏商船，即从外洋贩运，其粤商则皆在口内议价，而从口外运入，始趸船尚不过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可筹火攻。而总督阮元，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巡船之后。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于是藩篱溃决。及道光十二年，总督卢坤，始裁巡船，奈水师积习不可挽。道光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夷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以获烟功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丁，人人充橐，而鸦片遂岁至四五万箱矣。大理寺卿许乃济，曾任广东雷琼兵备道，受大吏指，奏请将鸦片烟照药材收税，不报。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驰驿抵粤，传洋商伍怡和，索历年贩运烟土夷商查顿及颠地二人，查顿闻风先窜，惟颠地随英吉利公司领事义律由澳门至省城夷馆。林则徐派兵役监守之，并于省河之猎得炮台，筏断来往，谕令将零丁洋所泊二十五艘之烟土，勒限呈缴，免其治罪，否即断薪水而停贸易。又采粤人舆论，奏革水师总兵韩肇庆之职。公司领事者，英国派夷官管贸易者也。他国皆夷商各自贸易，惟英吉利通国富商，合资出洋，计本而分利，故派领事官一员总管，凡与中国官吏抗衡桀骜，皆领事所为。初议三十年为一局，继议六十年为一局。道光十三年，公司局散，粤中已无领事，而总督卢坤听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国，令仍派领事来粤，司贸易。初至者曰劳律，以不法驱逐。再至者即义律，在粤三载，夷商听其号令，至是遂被围在省馆，不能回澳。始于二月十二日，具印禀遵缴，并寄信各夷船，令将驶往东洋之烟，尽驶回粤，共缴鸦片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计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数百箱。于是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亲驻虎门舟次验收。至四月初六日收毕。每箱酌赏茶叶五斤。其烟土请解京师，旋奉上渝，即在海口销毁，毋庸解京，俾沿海民夷共见共闻，咸知震惊。林则徐会同督抚于虎门监视销毁，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其鸦片烟共四种，最上曰公班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班土，每箱一百数十枚，更贵于公班。每箱百有二十斤，共计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皆产于东印度之孟阿腊，南印度之孟迈及曼达拉萨。且检出印度夷埠发票，有每月发至万有二千余箱者。虽间售南洋各国，而中国居其大半，计载来中土者，每岁不下五六万箱。其烟在印度本地每箱价银二百五十元，至广东则价五六百元，为利一倍。共烧毁本银五六百万元，并利银千余万元。时有各国夷商闻风来观，作文记事，颂中国之政。
林则徐下令尽逐外洋之趸船，与澳门之奸夷，不许逗遛内地，其续到商船，有鸦片者，倘自揣不敢报验，即日回国，亦免穷追，若仍沿旧，以烟卸寄趸船，则入口时丈量船旁水迹尺寸，情伪立见，必照夹带鸦片之新例，人即正法，船货入官，所有进口之船，均应照此具结。并行文与英吉利国王，词严义正。时西洋弥利坚诸国，皆遵具结。于是义律由省下澳，递票言违禁犯烟之弊，亟须设法早除，如准委员来澳，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林则徐批示奖励，而义律复禀，请本国货船泊近澳门。林则徐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有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黄埔，则海关虚设，而私烟夹带，更无从稽察，严驳不许。义律倡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言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原可少需无迫也。
而五月内复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殴毙村民林维喜之事，谕义律交出夷犯抵罪，义律虽未交出，而悬赏格银千圆，购告殴犯之人，亦非故意抗违也。七月，林则徐与邓廷桢遵例禁绝薪蔬食物入澳，并以澳门寓夷，原为经理贸易，今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遛澳门，义律率其眷属及澳内英夷五十七家，同迁出澳，寄居尖沙嘴货船，于是义律始怨。暗招夷埠兵船二艘来粤，又择高大货船三艘，配以炮械，赴九龙山假索食为名，突开炮攻我水师船，我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击翻双桅夷船一，杉板船二，而奸夷所雇吕宋趸船，逗遛潭仔售烟者，亦于八月初为我水师攻毁，人船并获。义律遂托澳门西夷代为转圜，愿尽遣趸船回国，其货船亦愿具结，如有夹私者，船货充公。此粤事第一转机，而林则徐必令夷书人即正法之语，且责缴凶犯，旋有其国两船遵式具结，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晦入口，而义律遣二兵船阻之，且投禀请毋攻毁尖沙嘴之船，以俟国王之信。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凶犯未缴，掷还其禀。时我师船五艘在洋弹压，夷见前禀不收，见我师船红旗，即发炮来攻。关天培令开炮应之，击断夷船头鼻，夷兵多落海死，又击溺柁楼夷兵，夷船旗落帆斜，遁回。尖沙嘴迤北，有官涌山，为我军营垒，颇得地势，轰毙夷兵无数。时十月初旬，我军连胜，夷船恐我顺潮火攻，又水泉皆下毒，无可汲饮，遂灭灯宵遁外洋。前此九龙山之战，奏奉批谕，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之语。十一月初八日，诏曰：“英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若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关税，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并于原奏中“夷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之语，批谕云：“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烟而并断英夷贸易之本末也。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颜之奏，欲封关禁海，林则徐力陈不可。自封港以后，英夷货船先后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怼怨。于是义律于十一月，复遣人乞恩，（言）在粤办事多年，实欲承平。今诸事扰乱，心多忧虑，自后请遵大清律办理，而仍无违于国王之法，乞仍许英夷回居澳门，俟王谕至，彼时再开贸易。此粤事再转机，林则徐以新奉谕旨，不便骤更，复严斥，坚与之绝，其国货船先后起碇扬帆，驶出老万山者，约十余艘，并续至之艘，多观望留连，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粤洋渔船、蛋艇亡命之徒，贪薪蔬之厚值，与鸦片之交易，趋者如骛。
时林则徐已奉命两广总督，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密筹，师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毒攻毒，遂招募渔艇、蛋户，授以火船，领以弁兵，于二十年正月杪，先赴各洋岛屿潜伏，约候月晦之夜，乘退潮往，乘涨潮还，游击马辰等，四路分进，出其不意，突攻之于长沙湾，烧毁运烟济夷匪船共二十有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余名，其焚溺死者无数。夷船带火仓皇开避，我兵勇乘潮急还，无一伤者。是时吸烟罪绞，贩烟罪斩之律已颁行，一年六月之限已半，各省查办日严，纷纷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国中，闻广东罢市之信，各埠茶叶，皆囤积不肯出售，市价踊贵，我闽、粤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伦敦国都银肆，无银转输，至借邻埠之银巨万，以供支发。
义律回国请兵，女王令国人会议，其文武官多主战，其贸易商船皆不欲战，连日议不决，最后拈阄于罗占士神庙，三得战阄，始决计。国王命其外戚伯麦为统帅，率兵船十余号，加以印度驻防兵舰二三十艘，甫出兵而印度之兵目马哈他死，改以布尔利代之。二十年四月，林则徐奏闻，尚奉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为”之谕。五月初九夜，林则徐又遣火船于磨刀外洋，以火船烧毁杉板夷船二，毙白夷四，又有一夷船桅帆著火，弃碇驾逃，先后延烧匪艇十有一，擒获汉奸十有三。五月，英夷大小兵船十二，并火轮船三，先后至粤，泊金星门，其余尽泊老万山外，林则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絙以铁索，乘风潮攻之，洋面寥阔，夷船皆驶避，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夷自是不敢驶近海口。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夷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圆，赡家银六圆，其费则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购西洋各国夷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并购旧洋艘为式，令水师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备战舰六十，又备火船二十，小舟百余，令必俟晦潮乘上风为万全必胜计。林则徐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号令严明。至是又下令每杀一白夷者，赏银百圆，黑夷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二万圆，其下领兵夷目，以次递降，获兵艘者除炮械缴官外，余尽充赏，于是夷船之汉奸，皆为英夷所疑忌不敢留，尽行遣去。其近珠江之内河，在澳门西虎门东者，尽以重兵严守，其余海口多礁浅，非洋船所能入。
夷船至粤旬月，无隙可乘，遂乘风窜赴各省。是月夷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其半攻福建厦门。时水师提督陈阶平，先期告病，总督邓廷桢督金沙兵备道刘耀春连开百余炮，一炮击中其大兵船火药舱沉之，又募水勇数百，伪装商船，出洋攻诸南澳港，是夜无风，夷船不能驶避，且柁尾无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铳弹不能中，遂坏柁尾，掷火罐喷筒，歼其夷兵数十。会风起，夷船窜避。六月全赴浙江，攻定海陷之，总兵张朝发中炮死，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投河死，其分出之船，游弋闽、粤，时时窥伺。七月，夷船攻澳门后之关闸，我守兵炮沉其数小舟，伤其夷目夷兵数十。八月，林则徐侦夷帅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等，率五大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时四艘阻风在后，马辰一艘先遇夷帅之船，即乘上风攻之，炮破其头鼻，船遂欹侧，夷兵多溺，围攻良久，夷船铅弹已尽，仅放空炮，他处夷船以小舟十余来围马辰船，小舟炮低，止中我船外之木排，内有盐糖包无损，我船齐开子炮，断贼绳缆，不能驶进，夷帅乘我兵与他舟相持，即乘间窜遁，捞获夷尸十余，军器数十件，旗一。初七日奏，遂奉杀人灭口之严旨。盖定海失守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束手无策。朝廷以定海孤悬海中，非海道舟师，不能恢复，而水战又夷艘所长，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冲突，已有蜚语上闻，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者。又有言邓廷桢厦门军报不实者。
七月，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宁波视师，且敕沿海督抚，遇夷投书，即收受驰奏。又命侍郎黄爵滋、祁俊藻赴福建查勘。适七月夷酋伯麦及义律以五艘赴天津投书，书乃其国巴厘满衙门寄大清国宰相之词，词极桀骜，多所邀索。计六条：一、索烟价。初次夷书中未敢显言，尚以货价为名，及见内地复书，不及禁烟之事，遂明索烟价。二、索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等口为市埠。三、欲敌礼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之船，贻累岸商。六、欲尽裁洋商浮费。直隶总督琦善收书奏闻，且于复书，即言上年广东缴烟，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将来钦派大臣前往查实，不难重治林则徐之罪，盖授意夷酋，欲其诬林以许价骗烟之词且以卸天津武备废弛之责，而夷酋义律，终以印文申缴在前，不能凿空改诬也。
八月，夷船自天津起碇，其兵船半踞定海，半赴广东，诏授琦善钦差大臣赴粤查办，革林则徐、邓廷桢之职，赴粤听勘，并饬沿海各省，不得开炮。九月义律回至定海，入见伊里布于镇海城，索俘夷安突德。及七月间余姚所获黑白夷数十人，不果而去。伊里布于是遣其奴张喜赴夷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酋伯麦摇首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断鸦片烟可，断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岂为仇总督而来耶？”是时直隶、山东争以夷情恭顺入告，山东巡抚托浑布遣人馈夷船归，至有“各夷向岸罗拜”之奏，而广东裁撤水师之船，已半途为夷船劫虏矣。署总督怡良奏闻。
而十月琦善至广东，查上年义律先后缴烟印文，欲吹求林则徐罪不可得，则首诘劫船之役，何人先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而兵心解体矣。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变为汉奸，英夷抚而用之，翻为戎首矣。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矣。听盐运使王笃之言，尽屏广东文武，专用汉奸鲍鹏，往来传信，其人故奸夷颠地之仆役，义律所奴视，益轻视中国无人矣。义律与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来敌，即不准和。”于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调，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辄被呵斥，有探报夷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者。”所事一切力反前任之所为，谓可得夷欢心，而逆夷则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贩烟之蜈蚣船、蟹船数百，此外火箭、喷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数计。
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察其情，均请增兵，琦善恐妨和议，固拒不许。许偿夷烟价银七万圆，而夷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厦门及香港二地商之邓廷桢，廷桢言厦门全闽门户不可许，香港与尖沙嘴及裙带路二屿鼎峙，为粤海适中之地，形势环抱，藏风少浪，若令英夷筑台设炮，久必窥伺广东。琦善既据以奏闻，至是不能自背前奏。义律遂乘其无备，于十二月十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炮台，乃虎门外第一重门户也。副将陈连升守之，连升久历川楚戎行之老将，兵止六百，夷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背，攻其后，陈连升于后山埋地雷，机发轰死百余贼，而不能再发，贼后队复拥而上，众伍倍于我，我兵前后歼贼三百余，而火药已竭，贼火轮杉板船又绕赴三门口，焚我战船十艘，水师或溃或死，其横档、靖远、威远各炮台，仅能自保，且俱隔于夷船，不能相救。陈连升父子战死，贼遂据沙角、大角两炮台。时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尚分守镇威、靖各炮台，兵各仅数百，相向而哭。李廷钰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阖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初仅允二百，继增至五百，黑夜以小舟偷度，分布各处，琦善愤愤，且奏言贼歼我兵无数，而我兵伤贼仅数十，以张敌而胁款。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复以香港许之，并归浙江俘夷，以易定海城。琦善与立契约，遂于正月出虎门会议，义律宴于狮子洋，既而正月杪，批折回不允，事复中变。当琦善之升辞也，奉面谕，以英夷但求通商则已，如邀挟无厌，可一面羁縻，一面奏请调兵，原未令其撤防专款也。及逆夷攻陷炮台，大肆猖獗，上震怒，于是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旨。并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则徐、邓廷桢随同办理夷务。然琦善不与林则徐商议一事，且英夷和议已绝，尚不许关天培增兵为备，而逆夷则号召日多，器械火药日备，凶焰百倍于前矣。
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下诏暴逆夷罪恶，特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尚书降文为参赞大臣，声罪致讨。命刑部尚书祁赴江西，总理兵饷。杨芳于去冬入觐，出都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以二月十三日驰至广东，而英夷已于二月五日乘风潮，先以兵船截攻横档炮台，再破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虎门各隘所列大炮三百余门，至是皆为夷有。湖南兵千余新到，琦善仓卒即遣御于乌涌，甫交绥，粤兵先走，湖南兵且战且退，后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广东省河广阔，惟东路二十里之猎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黄滘，河面稍狭，可以扼守。杨芳相度形势，使总兵段永福率千兵扼东南十余里之东胜寺为陆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贼水路也。又使总兵长春以千兵扼大黄滘后五里之凤凰冈，惟筑濠垒，横木筏，沉石船，下木桩，夷船可闯而过也。其猎得及二沙尾，虽沉船塞石，而无兵炮守御，夷船至可拔而除之也。贼初詟杨芳宿将威名，又未悉内河虚实，使白夷持书至凤凰冈议款，从以汉奸，沿途探水，总兵长春收书送城中待报，即掩帐而卧，任汉奸导白夷，遍历营垒，尽得虚实，归报无备，于是分路探入，破凤凰冈营，进攻东西炮台、海珠炮台，尽扼猎得、大黄滘两咽喉。是时琦善已革去大学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复以英夷香港伪示奏呈，语绝狂悖，于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产，锁逮来京。
逆夷见朝廷赫怒，局势大变，谅林则徐势必起用，恐我军一振，和议永绝，且夷船兵费浩大，急欲通商以济饷，各国商船，罢市久矣，亦皆咎之。乃于二十六日，托弥利坚国夷目，与洋商伍怡和调停，递书言：“如欲承平，不讨别情，但求照旧通商。”盖并琦善所许之烟价香港，皆不敢求矣。杨芳谕令退出虎门，义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杨芳、怡良奏闻，门户已失，贼入堂奥，兵溃民散，炮俱乏用。除暂款外，无退敌缓兵之策，而烟价埠地不索，亦足申朝廷折冲樽俎之威。是粤事第二转机。
而杨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时，闻粤中和议将定，先为给澳堆货之奏，以遥附琦善，固已不取信于上，及是再奏，又不陈明琦善开门揖盗，自溃藩篱，非权宜不能退贼收险之故。与将来守备已固，如再鸱张，立可剿办之策。上以其毫无方略，未战先抚，非命将出师本意，不许。是时定海之夷船亦至广东，共五十大艘，半泊外洋海，半入虎门，轴轳相接，遍树“出卖鸦片”之帜，将军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炮攻具未集，暂驻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总督祁，并抵广州。奕山问计于杨芳、林则徐，二人皆言寇势已深，而新城卑薄，无险可守，宜遣人计诱夷船退出猎得、大黄滘之外，连夜下桩沉船，岸上迅垒沙城，守以重兵大炮，为省城外障，俾逆夷不能制我之命，而后调集船炮兵勇，以守为战，俟风潮皆顺，苇筏齐备，再议乘势火攻，庶出万全。
是月林则徐复奉驰赴浙江军营之命，盖去冬浙闽总督颜伯焘与浙抚刘韵珂、署江督裕谦，皆先后密疏，陈林则徐、琦善守粤功罪，至是裕谦奉命赴浙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故上命林则徐以四品京堂驰往会办，以防粤贼败窜赴浙，而是时粤贼方据省河咽喉，我兵实无可操胜算，且攻具未备，其所募福建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东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杨芳不欲浪战。
奕山初至亦然之，既而惑于翼长李湘芬、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之言，不战则军饷无由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遂不谋于杨芳，并不探风色顺逆，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夷船。一屯西炮台外，出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东炮台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诣杨芳卜休咎，杨芳大怒，拔剑忿诟，而兵已不可挽回。
时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余丁充水勇者四百，广州水勇三百，乘小舟，携火箭、火弹、喷筒，分路夜伏，闻炮齐起，以长钩钩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风，炮破其二桅大船一，火轮船一，溺夷数百。义律自夷馆登舟窜免，夷馆货物，为四川兵掳掠一空，并误伤弥利坚夷数人。甫黎明而夷兵大集，反乘顺风攻我，我兵退走广州城，粤城三面临河，街市鳞栉，繁丽甲南海，至是火光烛天，以及泥城港内，所备攻夷之木筏材料数百，油薪船三十余艘，皆为夷火轮舟及汉奸所烬，其筏材皆运自广西，费数十万计。第三日义律投书，约诘朝大战，至期夷船环攻城东西南三面，佛山运至新铸八千斤大炮，本夷所畏惧，而安置不得地势，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前后受敌，炮架不能运转取准，兵丁点放不熟，又用文吏西拉本、李湘芬为翼长，将各省之兵，互相分配，各离营伍，兵将皆不相习，溃走则互相推诿，所发盐茶口粮，厚薄不均，祁又吝费，令十五兵共一帐房，拥挤无纪律，各择利便，掳取货物。奕山又尽派重兵于东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后路无守备，于是天字炮台及泥城四方炮台，一日皆失守。守天字炮台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将岱昌与参将刘大忠，守四方炮台者总兵长春，天字炮台上八千斤大炮，未及一放，即为夷兵锢以铁钉，四方炮台者，在城北后山之顶，俯视全城，国初王师攻围广州，半载不能破，及夺后山，置炮俯击，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距水次十里，层崖峭径，一夫守险，可拒千贼。及夷自破泥城后绕东而北，沿途官兵无一阻截，至山下仅百余夷，而守台之兵，望风争窜，陨崖坠死无数，夷兵唾手而得险要，连夜于台下筑土城运炮药，于是阖城军民如坐阱中而听阱上之下石矣。将军、参赞不斩一逃兵逃将，反开城纳之，连日城外之火箭炮弹，与四方台上之炮声，如雷如霆，昼夜不息，幸大雨盆注，其箭弹非堕池塘，即坠空地，无一延燎。内城储火药二万万斤，汉奸以火箭火弹射之，亦为雨所灭，杨芳坐城楼督战，每遇炮火最密处，辄往以身当之，炮不能中，惟内城尚厚，而外城低薄，女墙卑于甍脊，人无固志。第七日夷兵遂并力专攻城东南隅，若知将军参赞皆居东南者，箭弹入贡院，棂甍皆破，诸帅避入巡抚署，面无人色。议使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讲和款，义律立索军饷银六百万圆，烟价在外，香港再议，限五日内交银，且约将军及外省兵先出省城，夷船始退出虎门。将军等一切允之。城上改立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万圆，余于藩库、运库、海关库发给，会奏请罪，惟续至之参赞大臣齐慎，隔在佛山镇，未列衔，而烟价及香港亦皆未入奏云。
十三日，四方炮台夷兵尽回船，义律即促将军、参赞离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离省河数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杨芳仍留广州弹压。隆文于讲和时，即愤恚成疾，及抵金山不数日即卒，临危时犹呼无面目对朝廷不绝口。
前日将军、参赞之至粤也，屡奏粤民多汉奸，粤兵多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日令官兵擒捕汉奸，不问是非而杀之，有湖南兵误奸疯妇，妄闻小儿血可愈，杀而饮之者，粤民久不平，而逆夷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逆夷之赏格，无一应命。当夷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会南海义勇为湖南官兵诬杀，义勇大哗，数百人拥入贡院，搜兵报复，兵皆鼠窜，将军、参赞摘段永福顶翎，慰解之姑散，而夷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
及讲和次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于是二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号召各处壮勇，云集枪械，四面设伏，截其归路，夷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殆其渠帅曰伯麦、曰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星，及双羽手炮，而三山村亦击杀夷兵百余，夺得二炮，及洋枪洋刀九百余件。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十知府余保纯，是时讲和之银，尚只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乘机应援夹攻，围歼夷兵，生获夷酋，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而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而诸帅不计及此也。反遣余保纯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围回船。
十七日，夷船渐次退出，其大船有搁滞浅沙者，各乡民复思截而火之，夺回讲款之银，义律惧，复移文总督，于是祁出示晓谕，众始解散。而新安县武举人庾体群，亦于初四日夜半，以火舟三队，自穿鼻洋乘潮至虎门，攻贼后路，夷船惊觉，甫开一炮，我火舟已逼其后舱，火药轰发，双桅飞起空中，全船俱毁，余船皆弃碇窜遁。又佛山义勇亦从陆路截攻夷于龟冈炮台，先从上风纵毒烟以眯夷目，歼贼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夷船，当事先后奏闻。诏责诸将调集各省官兵，何反不如区区义勇，其一切交部议处。义律亦慙且愤，强出伪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粤民愤甚，复回檄讨之曰：“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尔前日被围时，何不能力战自拔，而求救于首府？此次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入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集义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义律得檄，侦知内河已有备，竟不敢报复。然自是知粤市之不可复开，翻然思变计矣。不逾月遂复有厦门之事。
论曰：春秋之义，治内详，治外略。夷烟流毒，历载养痈。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夷缴烟，其深悉夷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其闭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结，二由不缴夷犯。然船货入官之结，悬赏购犯之示，请待国王谕至之禀，亦足以明其无悖心，而犹必以化内之法，一切绳之，其求外夷也过详矣。水师总兵奏褫审讯，而仍免罪，曷不以外夷没产正法之律惩之乎？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所肥蠹，起家不赀，今既倾缴夷商千万之烟赀，不当派捐洋商数百万之军饷乎？
诚能暂宽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师之武备，尽除海关之侵索，以羁远人之威怀，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夷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司火器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其有夷船、夷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兼以其暇，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冗缺，裁并而选之，一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虽有狡夷，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匿之口，其敢乘？夫是之谓以治内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夷从事哉？
或曰：“夷变以来，惟林公之守粤，邓公之守闽，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之无备，与闽、粤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夷攻夷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尝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矣，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也？”曰：“春秋之义，不独治内详于治外，亦责贤备于责庸。良以外夷不足详，庸众不足责也。”吾曰：“勿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世俗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痈。曰英夷所志，不过通商，必不生衅。至于鸦片竭中国之脂膏，何以禁其不来，则不计也。设有平秀吉、郑成功之枭雄出其间，藐我沿海弛备，所志不在通商，又将何以待之？则亦不计也。与吾之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则求之也备，岂暇与囊瓦、靳尚之徒较量高下哉？”
夫戡天下之大难者，每身蹈天下之至危也。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预筹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举事，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同时人材，尽堪艰巨则为之，国家武力有余则为之，事权皆自我操则为之。承平安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而无实，如此而欲其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秉钧当轴，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夷，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庸众，其于救敝，不亦辽乎？驰峻坂则群儆善御之衔绥，犯骇涛斯倍戒舵师之针向，是以甫田慎彼劳忉，唐棣先其翩反也。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之受款于广东也，在我师则以救一时之危，在夷则亦急欲得银，以济兵饷，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议及。夷酋大困于三元里，自知已结粤民之怨，又畏粤民之悍，不敢复至内河贸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风浪不可泊舟，洋商无肯往者，夷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龙山，将军、总督以香港尚未奏允，何况二地？约其仍来黄埔，夷遂不许我水师修复虎门炮台，尽拆横档各炮台之石，移往香港，筑台砌路，建修洋楼，且欲我拔去内河沙石桩筏，彼此相持。虽有通商之名，无通商之实。又余保纯与义律议，先送军饷六百万圆，其烟价在外，将军止以军饷改称商欠奏闻，其余未奏及也。及夷船退出后，内河填塞要害，增修炮台，守备日固，不能如向时之闯突，群夷皆咎义律议款时不别索他埠，遂扬言英吉利国王谴义律无能，改命璞鼎查为兵帅，欲复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会六月香港有飓风之事，大吏张皇入奏，谓撞碎夷船无数，漂没夷兵汉奸无数，所有帐房篷寮新修石路，扫荡无存，浮尸蔽海。朝廷方发藏香，谢海神，布告中外，允广东保举守城文武至数百员，而夷船数十艘已全赴福建攻陷厦门矣。
初，上年夷艘之攻厦门也，水师提督陈阶平平日讲火药，刊兵书，贼至辄告病，贼退复视事，邓廷桢督同兵备道刘耀春止守旧炮台，垒沙垣，据形势，故贼攻不破。及颜伯焘嗣任，首劾陈阶平之规避，与琦善、杨芳之主款，意气甚锐。然故纨袴，虚自大。且轻邓廷桢之仅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则贼逸我劳，贼省我费，大炮止可施诸岸上，不能载之水中，小舟止可焚诸内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请饷银二百万，造战舰五十余艘，募新兵数千，水勇八千，欲与出洋驰逐。又于口外之峿屿、青屿大小档增建各炮台，备多力分，新铸千炮，又多未就，空船空台，徒同废物。适闻广东款议成，奉撤兵省费之旨，尽散水勇八千，水师提督窦振彪，亦出巡外洋，内备单弱。七月初九日，夷船数十艘突至，投书令让出厦门为夷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缴还。次早驶进，先以数火轮往返，忽东忽西，悄探形势，并试我炮路，官炮皆陷于石墙孔内，惟能直轰一线，不能左右转运取准，故夷先以舟试之，知其所值，则避之也。既而诸舟蜂拥齐进，我守青屿、仔尾屿、鼓浪屿之兵，三面环击，沉其火轮舟二，大兵船一，又伤其一桅。夷又以二三艘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再攻一台，然新炮台本无重兵多炮，其上年所守之旧炮台，土城尚屹然，将士亦皆死战。会夷船桅上飞炮堕空，颜伯焘、刘耀藻（椿）即退回提署，总督一退，军心皆乱。岸上水勇及遣散水勇，变为汉奸，从中呼噪应之，贼遂登岸，反旋转我台一数千斤大炮，回轰厦门，官署街市皆毁。颜伯焘、刘耀藻退保同安，厦门遂为贼据。然夷得厦门，亦不守，不数日全队驶赴浙江，惟留数艘泊据鼓浪屿。八月初四日，颜伯焘即以收复厦门奏闻，然同知潜处四乡，未敢回署视事，诏降颜伯焘三品顶戴留任，遣侍郎端华驰赴福建勘实以闻。时鼓浪屿夷目，招工匠，增造小船，为驶窥内河计。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余，驶入厦门之木桩港口，炮沉我兵船五，副将林大椿、游击王定国中炮死。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督兵御之，炮沉其大夷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之五虎门，潮至通舟，潮退搁浅，故夷船未敢驶入。
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夷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辑流移，修城垒、炮台为善后计。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与颜伯焘同。前此倾心于林则徐，而林则徐又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盖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笃故琦善党，于召见时，力救琦而排林，林则徐去浙，浙事并无所倚，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云，其人平庸，素为裕谦所鄙，一时无人可代，姑令驻招宝山，不令渡海调度三镇。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
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有诤者曰：“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裕谦不介意。至若捐舟山，专守海岸之策，更无暇筹及也。是夏广东请款，奉旨各省撤兵省费，时精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镇海、宁波，仅兵四千，分布各口。
八月初，夷船先犯石浦，以礁险不利而退，东西游弋。十二日，进攻定海，甫入竹山门，我炮迎击，破其火轮舟一，即窜遁。十四日，连墙进攻晓峰岭，开炮数百，我兵皆隐崖侧未伤，其小舟登岸者，为郑国鸿督兵扛炮击退，相持两日，登海中五奎山立营，又绕吉祥门入攻东港浦，又攻竹山门，皆为我炮所却。十七日贼遂分由五奎山、东港浦、晓峰岭三路进攻，以牵我师，且以我舟渡贼登岸，后即撤去其舟，以绝反顾，前贼死伤，后贼继进，我守晓峰岭兵，逆风下击，铳不得力，日午铳皆热透，贼遂冒死登晓峰岭入城，三总兵相继战死，定海复陷。其镇海防兵仅四千，余步云率其半守城外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其半守隔江之金鸡岭。
裕谦先日见招宝山建白旗，知余有贰志，乃先期盟示众，余步云托足疾不跪，裕谦奏言：“夷船黑兵及汉奸不下万人，贼可并帮来犯，我必扼要分守，贼可数日不攻，我必昼夜防备，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又海艘乘风潮而至，前艘稍退，则后艘必自相撞碎，故有进无退，我兵未历战阵，各存一炮火难御之见，是贼五船一心，且众船一心，而我兵则一人一心，是以自粤至闽，莫之敢撄，臣何敢轻视？惟有殚血诚，厉士卒，不敢以兵单退守为词，离镇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为词，受逆片纸。”余步云心恨之。
二十六日，夷船攻镇海，分犯金鸡山及招宝山，每路数千，裕谦登城督战，自辰至午，惟金鸡山力战，击死夷兵数百，而余步云则不许士卒开炮，且两次上城，请退守宁波，裕谦不许。贼甫由招宝山麓攀援登岸，余步云即率兵弃炮台西走，裕谦令城上兵以铳截之，溃散兵已下而复却，遂绕山后溃窜，贼踞招宝山，俯攻镇海，于是守金鸡山之兵，见之亦乱。总兵谢朝恩率亲兵三百力战死，裕谦知事不可为，令副将丰伸护钦差关防，赍送浙江巡抚，自沉泮池死之。二十九日，夷兵船四，火轮舟二，小舟数十，进至宁波。余步云复弃城走上虞，宁绍台道鹿泽长、知府邓廷彩从之。时宁波以西，江渐浅狭，夷艘虽不能复西，而三板小船，则可驶至慈溪、余姚，于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伪言传播，浙西大震。余步云走后两奏，尚以裕谦先走为词。及殉难事闻，朝廷赐谥赐祠袭，无可再诬，则又流言此次夷兵至浙，皆为报复裕谦枭斩白夷嗢哩之仇，江浙官吏无识者，亦多惑于其说，而无如夷之在广东，先已败盟，索尖沙嘴，索九龙山，不许修虎门炮台也。且诡称国王褫义律，改命他帅，先破厦门也。又无如在浙先后投夷书，悬夷示，皆以欲索埠地为词，无一言及裕谦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遗书夷酋，诘其何故再犯，亦一字不及裕谦。及余步云逮至刑部，尚以贼炮未向招宝山，我兵亦何必开炮向贼为词，其意尚欲追咎裕谦，适乃自供罪状，伏刑诛，可谓天夺其魄。
九月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以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怡良授钦差大臣，驰赴福建，会办军务。
九月十六日夷火轮船二，钓船二，小船十余，驶入余姚，我兵望风皆溃。十八日，遂犯慈溪，城中空无一人，焚掠而去。贼得余姚、慈溪，亦不敢守，仍回宁波。十月奕经至江苏，以官兵未集，逗遛苏州。十一月，浙江大雪四昼夜，平地五六尺，夷酋璞鼎查畏寒，驶船南赴福建。其宁波城中夷兵仅千余，汉奸三千余，乘雪夜捣之，可以尽殄，而奕经逗遛嘉兴不进，又诏举沿海智勇之士，广咨方略，奕经船头设匦，凡上书言事者，投其中，翼日招见，其间固无奇才奇策，然凡言及练兵选将，申纪律，购水勇，备火攻者，皆为迂谈。亦有宿将如前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者赴军，皆不用，惟以购汉奸反间为秘计，而所用汉奸，又非能质其家属，得其死力，凡贼情虚实，皆不敢闻，而我军一举一动，贼则无不预知，其幕下随员容照阿彦达、杨熙等，皆纨裤少年，所至索供应，征歌舞，作威福。其所用外官，宁波、镇海一路则泗州张应云主之，嘉兴乍浦一路则海州知州王用宾主之，张应云小有才而不知兵，王用宾则博徒也，至是皆为左右翼长，识者不待师出而忧其舆尸矣。
十二月，奕经至杭州。文蔚、特依顺皆会，特依顺至福建，奕经不与商议，令驻守杭州，惟与文蔚渡江督师，定期正月二十八日，三路进攻。时宁波之贼，闻大兵至，聚悍夷四千，分三队，日夜训练戒严，而诸将方信汉奸言，不需火器，但俟官兵一至，城中汉奸即时响应，擒获夷酋夷兵以献，三城唾手可复。其所预备复城后火攻夷船之具，皆草率不堪，有同儿戏。
及期奕经营绍兴之东关，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溪之长溪岭，半屯西门外之大宝山，以图镇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宁波城外，半屯大隐山，以图宁波。其逾宁波西门入者，尽为夷兵所杀，南门则洞开，纵我兵入，直趋府署，将取夷酋郭士利，夷兵皆踞街楼屋甍之上，火箭两面齐下，而我兵有刀矛，无火器，不能仰攻，溃而退，夷伏兵又自北门横截而至，巷狭墙高，前后受敌，赖入城皆金鸡山屯练兵，骁悍死斗，故阵亡者仅二百余，段永福后至，尚未及城，闻风反走，并不退保大隐山，即直奔东关，奕经亦不劾奏，此宁波之师也。
其慈溪大宝山之兵，则副将朱桂（贵）、参将刘天保分领之，刘天保率河南乡勇六百先发，镇海城亦开门以待，夷兵火器齐发，而我兵亦无火器，城外招宝山夷兵亦应之，刘天保遂卷甲而遁，此镇海之师也。
至是始知堕汉奸空城计，所死皆金川精兵，然不过二三百人，于大局尚无害。时朱桂率陕甘兵六百，回屯大宝山，刘天保、谢天贵分领四川、河南兵勇各六百，为左右翼。二月四日，夷兵二千，自慈溪登岸三里，进攻大宝山，朱桂军以扛炮数十击退者再，夷兵死伤四百，若左右军夹攻其后，可获全胜，而刘谢二军，火药先竭，仅从壁上观，及夷兵分路绕出朱桂阵后，左右军即惊溃，反冲乱朱桂之阵，朱桂父子皆战死，其地距参赞文蔚长溪岭营仅十余里。当鏖战时，朱桂遣弁回请援兵五百，截贼后路，文蔚不应，跪争久之，始允发兵二百，薄暮未遣。及闻朱桂之败，侍卫容照、司员联芳皆争请退避，文蔚遂弃军宵遁，还东关，沿途赏舆夫、赏舟子，惟恐夷兵追及，参赞既遁，全军遂溃，妄以后营夜被汉奸焚毁奏闻，其实次日薄暮，兵尚未至也。岭营既溃，军气大沮丧，即有献策请抽去溃兵，劾斩逃将，别选新到之兵，将再与夷三路四战，一以牵其北扰江苏之路，一以沮其骄索无厌之气，而后再与议款者，奕经心已乱，言不入耳。
初七日，即与文蔚弃绍兴，走西兴。巡抚刘韵珂飞檄，毋许一卒过江，违者军法从事。于是文蔚仍回绍兴，惟奕经渡江回杭州，而事遂不可为矣。其嘉兴一路，本议由乍浦雇渔舟潜渡岱山，以图复定海，已渡兵勇四千余小舟五六百，亦为夷所觉，毁焚大半。惟盐大使郑鼎臣，忽报二月初四日，三路火攻，焚沉大兵船二艘，三板船数十，焚溺夷兵五六百人，我兵勇无一伤者。
鼎臣故定海殉难总兵郑国鸿之子也，奕经奏闻，奉旨优奖，赏奕经双眼孔雀花翎，文蔚头品顶戴，其后巡抚刘韵珂遣副将周某密访不实，奏闻，而奕经久以郑鼎臣所获夷首夷衣及焚毁船板进呈具奏。二月二十五日，镇海知县叶坤，及生员王师真禀报，火攻镇海夷船，焚毁甚多，其事皆无左验，而报销军需，已数十万。
上复命提督齐慎，赴浙参赞，命宗室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与巡抚参赞会办军务。是月河南开封府黄河决口堵合，诏林则徐由工次赴戍新疆，大学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复命，越五日，发愤具遣疏暴甍。
三月奕经复渡江至绍兴，文蔚驻防曹娥江，逆夷见将军等旷日持久，不战不和，遂思弃浙，北窥松江，窥长江，日索江浙地图，登范氏天一阁，取去一统志，又购长江图，及黄河图，兼造小蛋船数十，为入浅河之用，勒索宁波绅士，犒军银二十万元，许退出城池，遂于三月二十七日，弃城登舟，奕经等以大军逼退逆夷，收复宁波入告。盖贼自去秋破宁波后，即遣火轮舟归报国王，其舟自中国至西洋，往返六月可达，至是三月初，国王谕至，令复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宁波，于官兵无预也。四月朔，镇海夷船亦弃城而北，惟留四舟及夷兵千余守定海，其大队火轮兵船悉由定海驶出大洋，浙抚初遣人侦之，不知其所往也。未几夷船游奕于江苏之金山洋面，吴淞戒严，而英人谋进窥苏中，以牵制江浙两省，遂转入嘉兴之乍浦。
乍浦滨于大洋，为两省之咽吭，额设副都统一驻焉。时杭嘉湖兵备道宋国经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数号驶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师观望不敢迎击。初九日，复将大小船只，排列阵势，连墙而进，与官兵相持，又另以杉板小船十余号，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湾等处，官兵分御，众寡不敌。陕甘调防之兵，死者三百余人，其驻防之兵，分守天尊庙、观山湾一带，英兵开炮轰入口门，我军水师不利，乃调旗兵专守驻防之内城。初十日，英人分路舍舟，由灯光山等处登岸火箭齐发，突有潜通夷船之汉奸，在内接应，亦放火箭，贼遂逾南城，尽焚满营，驻防兵乱，凡力战阵亡及被火死者，二百余人，副都统长喜，先在葫芦湾御敌受伤，回至镇城，城溃投水，前锋抢救，送至嘉兴，越三十日卒。其驻防左右营佐领防御官阵亡者七人。乍浦水师右把总韩大荣，力战死，知县署乍浦同知韦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炮伤左腿，越日死。及其他驻防本镇士民妇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余人，盖变起仓卒，迁避不及，浙省被兵以来，民人涂炭，未有若是役之酷。
于是杭、嘉俱戒严，原任大学士伊里布至乍浦夷船议款，盖巡抚刘韵珂奏请也。伊里布前以在浙半载，老师养寇，革职成军台，至是奉命复赴浙，夷邀挟甚侈，不能成议。诏将军参赞分一人，前赴嘉兴防堵，于是奕经自绍兴渡江而北，钦差大臣耆英，方驰至嘉兴，忽奉命前赴广东，其杭州将军关防命特依顺署理。盖据御史苏廷魁之言，风闻孟阿腊国已攻歼英夷驻防印度之兵，夷船将回兵救援，因有退出宁波之事，故命耆英前赴广东体察虚实，乘机攻香港，及江左告急，复命中道回浙防堵。
时香港夷船十四，杉板小船数十，夷兵千余，汉奸海盗，薮聚其间，奕山等既招回汉奸三千余，其香港汉奸头目内向者十之五六，各愿请立功赎罪，请包修虎门炮台，并请冬令晦朔，出其不意，与香港汉奸表里应和，火攻夷船，一举歼之，而奕山方听祁言，惟恐触夷怒不敢。六月诏责奕山视师广东半载，毫无方略，屡命收复虎门，攻香港，以牵制闽、浙贼势，皆以造船未就为词，惟以填塞河道为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颜伯焘亦以久未剿除厦门停泊之夷船革职，以怡良代之。
十八日，夷船复弃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夷船至吴淞口。初五日总督牛鉴接奕经檄令，权宜设法羁縻。牛鉴迟至初七日，始遣弁赍札赴夷船，则已无及。宝山城在吴淞口外，洋面寥阔，不如口内东沟、江湾二隘之易于设伏。然是时宝山东西炮台，有炮三百，劲旅七千，提督陈化成亦勇敢，海塘高厚数丈，塘上土堆形如雉堞，我炮可以中夷，夷炮不能透塘，即悬炮桅上飞击，亦冒空而过，不能命中。其小船登陆之贼，涉沙滩，爬峭岸，我兵据高临下，一可却百，但能胆定心齐，纵不能制贼死命，亦可自守无虞，故夷船初至，观望数日，未敢进攻，止遣火轮船四，由外洋一路探水而入。牛鉴方自沪来，见其连樯内进，枪炮相接，其樯帆高出塘上丈余，轮烟蔽天，牛鉴惊疑束手。提督陈化成亟慰借曰：“无恐。外洋所恃不过枪炮，既有河南徐州江宁兵三千，藤牌八百，且某经历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弹中，入死出生者数数矣。今日火攻颇有把握，愿以身当之，苟得挫其锋，援兵一鼓而进，贼不足平也。”牛鉴闻之，意稍定。
初八日黎明，英舟排阵而入，提督陈化成麾令开炮迎击，首击沉其火药巨舰一，又中其头鼻头桅之兵船三，共毙夷兵三百余人，英兵势却，绕出小沙背后，适牛鉴统兵出南门，来教场观战，提营将士皆欢呼踊跃，战益奋。须臾英舟自樯头了见制府乘舆在教场后，乃以飞炮注攻，逐其左右队而击之，徐州兵先溃，河南参将陈平川遂以藤牌八百拥牛鉴回城。牛鉴亟弃冠靴，杂军校而走，一卒坐乘舆易之，英夷遂由东炮台登岸绕而西，时守备韦印福等，守西炮台，力战不克，死之。提督陈化成见军无后援，抚膺顿足，潸然而叹曰：“英夷频年猖獗，今日得少挫其威，内江全局，关系匪轻，不料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制使杀我矣。”腹背受敌，遂中铅子伤，喷血死，而塘上之兵亦溃。夷兵乘胜入宝山，牛鉴自西门逸出，走嘉定，有顷火起，西炮台存储火药悉被焚烧，其东炮台之兵，江湾之兵，皆同时溃，宝山遂陷。英夷入城，查点各船轰毙之兵愤甚，乃驱本地壮丁为之搬运军仗财物，下船之后，悉虏之以充毙夷之数。
上海距宝山仅八十里，闻变大震，参将继伦率先弃城走，兵备道巫宜禊、知县刘光斗，先后走松江，惟典史杨庆恩投水死，所募福建水勇变为土匪，纵火焚掠。十一日，夷船七艘，驶入上海，城中已空无人。
十三日，夷乘火轮船二，杉板船四五，驶入松江，寿春镇总兵尤渤，率兵二千，整阵以待，夷开炮数十，尤渤令我兵皆伏避之，炮过而起，我炮齐发，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复至亦如之，故松江得无恙。贼又将窥苏州，使火轮船测水，至泖湖，轮胶于水草，乃返。于是二十日，夷艘退出吴淞口，图入长江矣。
贼未测江水深浅，沙线曲折，又未审内地守备虚实，逡巡未敢入，乃劫沙船导火轮船，两次驶探，初报诸险要皆无备，次报诸汊港荻洲皆无伏，始连樯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城已空，遂窥镇江。
镇江依北固山为城，以运河为濠，形势险固，非宝山比。驻防副都统海龄，到任未久，牛鉴既失吴淞口，本应驰守镇江，会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之兵，且节制副都统，婴城固守，夷船或不能越镇江而径犯江宁，上之可以徐筹火攻，次之即与夷讲款，亦不致无求不遂。乃牛鉴从丹阳、句容直走江宁。镇江繁富十万户，海龄禁民间迁徒，先以城险兵单，上章求助，又请圌山以下，拦扎木排，惜皆未遂其志，迨番舶至，海龄亲冒矢石，率兵堵御，城中仅驻防兵千余，与绿营兵六百，寥落如晨星，始则城外军击其西北岸之贼，相持二三日，贼遂佯攻北门，而潜师由西南梯城入，城上兵仅斫其数贼，贼已蚁附上，先焚满营，海龄死战良久，力竭回署，跃入烈火而死。镇江陷，掳掠焚杀惨甚。宁波、招宝山夷酋璞鼎查，即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马礼逊尼之，遂不果。是时夷舶八十余艘，炮声震江岸，自瓜洲至仪征之盐艘估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扬州盐商，许银五十万免祸。六月二十八日，遂逼江宁，东南大震。
朝廷廑念漕运咽喉，与沿海流离之民，敕耆英便宜从事。时英酋已奉国王谕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饷，其鸦片烟亦不再至，故夷帅三月即退宁波，其在乍浦伪示，亦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国王所论办理”之言。至是伊里布遣张喜等至夷船，夷酋言一、索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分三年交付。一、索香港为市埠，并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贸易。一、夷官欲与中国官员敌礼。其余与上年同。张喜言烟价兵饷，广东已给过六百万，今索更奢，埠太多若之何？马礼逊言夷官之通汉语者“此我国所索之价，岂即中国所还之价耶？此次通商为主，并不志在银钱，但得一二港口贸易，其兵饷烟价，中国酌裁可也。”而诸大吏不速复，仍遣张喜往返传语。越二日，张喜还，则夷酋闻有增调寿春兵之信，谓我借款缓敌，如今日不议定者，诘朝交兵，其意盖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尽允，而诸帅已胆裂，即夜复书，一切惟命，其禁约鸦片章程，一语不及，夷喜出望外。诸帅会奏，言夷设炮钟山之顶，全城命在呼吸，盖仿袭粤省失四方炮台之说，其实绝无其事。惟神策门外有三段泥炮，距钟山十余里，并不临城，夷兵退后，假炮始为雨毁。且钟山距夷船数十里，又顶极峻峭，大炮无路可上，即有炮亦冒空而过，若安于钟山之麓，则满汉兵数万，铳炮林立，岂有坐视敌兵扛大炮往据咽喉，不一轰截之理？夷兵岂有舍离巢穴自投绝地之理？且奏称昔纯皇帝征缅无功，弃关外五千里，尤以凿空无稽之谈，诬祖德，骇听闻。云南铜壁关有额曰：“天朝中原地尽于此。”试披康熙铜板地图，曾有铜壁关外五千里地失于乾隆者乎？夷又言讲款文书，中国需用御宝，彼国亦遣火轮归，清国王用印，夷船惟退出海口，其舟山及鼓浪屿、香港之夷兵，必俟三年，银数交竣，方可撤归。
七月初九日，议款成。耆英、伊里布、牛鉴及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亲赴夷酋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马礼逊等亦入城，会于正觉寺，连日分提上下江藩库、扬州运库银数百万，如数馈之。八月杪，夷艘将出江，诸帅复饯于正觉寺。九月初，夷艘尽回定海。
诏以不守江口逮总督牛鉴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钦差大臣由浙至粤议，互市章程，褫逮领兵之奕山、奕经、文蔚、余步云，交刑部治罪。惟余步云于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州县，及领兵将官失事者，以次惩处，分别豁免沿海被寇州县钱粮。
而是冬又有索台湾俘夷之事，又有廓尔喀、佛兰西、弥利坚各国违言之事，又有广东义兵焚夷馆之事。
台湾俘夷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夷船两窥台湾，一在淡水港，遭风触石，一在大安港，为渔舟诱引搁浅，皆为沿海兵勇围攻，获三桅火舟二，杉板舟二，沉溺击斩无算，并生擒白夷二十四，黑夷百有六十五，炮二十门，刀铳器械，并宁波、镇海营中官物。盖攻浙之贼，回窥闽洋者，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先后奏闻。二十二年二月，夷以十九艘，自粤至台图报复，结海盗数十艇，导入港，犯树苓湖，兵勇破其舟，夷不敢入，遥轰大炮而去。又数购奸人，入台煽乱，皆被擒斩，一方屹然，夷船不敢再犯，屡诏优奖。是秋江宁议款约，所获兵民，彼此交还，而台湾黑夷百六十五人，已于五月奉旨斩决，惟以白夷还之，夷酋璞鼎查遂讦台湾镇道妄杀其遭风难夷。时江苏主款官吏，方忌台湾功，而福建厦门失守，亦相形见绌，流言四起，耆英遂据闽人故总督苏廷钰、提督李廷钰二人家信，劾台湾镇道冒功，敕福建总督怡良查奏。怡良至台湾，查原奏则皆据厅营及士民禀报之词，无功可冒，而怡良必欲镇道引诬，以谢夷酋，遂劾奏褫逮至京。台湾兵汹汹鼓噪，达洪阿、姚莹谕解之，士民环诉吁留，怡良皆斥不许。时黄恩彤已移广东布政使，尚作书数十封，遍致朝士，极言台湾边衅，且力嘱刑部司员周内、姚莹、达洪阿之罪，以自文其附款媚夷之耻。然朝士皆不直之，上亦鉴二人枉，不深罪，达洪阿、姚莹即起用云。
廓尔喀在西藏西南，与英夷所属之东印度孟阿腊接壤世仇，二十年秋，闻英夷入寇，即禀驻藏大臣，言小国与底里所属之地相连，每受其侮，今闻底里与京属构兵，京属屡胜，小国愿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属，以助天讨，此粤事第四转机。时廷臣未知其所谓底里者，即英吉利，所谓属地者，即孟阿腊，所谓京属者，即中国之广东。顾答以蛮触相争，天朝从不过问，于是廓夷罢攻印度，而英夷入寇之兵无内顾忧。及是秋款议成，英夷归印度者，以此大骄廓尔喀，廓尔喀则反唇于驻藏大臣，词甚悖谩，驻藏大臣惟羁縻之而已。
佛兰西、弥利坚者，皆西洋强国，与英夷同市广东，且世仇英夷，而恭顺中国。上年英夷入犯，并阻遏诸国，不许交易，诸国皆憾之。言英夷若不早回国，亦必各调兵船来粤，与之讲理，林则徐两次奏闻，俄林则徐罢，琦善一意主和，前议遂中止。及去年，琦善褫逮甫数日，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故有但请通商，不索一切之请。乃广东诸帅，夜攻夷馆，乃误杀弥利坚数夷，于是弥利坚不复肯出力，而佛兰西夷官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屡在粤愿助造兵船。是冬来兵船二，兵帅一，言有机事，愿面见将军，从有能汉语之二僧，请勿用通事，将军奕山及总督祁与再会于城外，屏左右密言，英夷阻隔诸国贸易，故国王遣兵船前来保护，并命从中解散，请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夷，不致无厌之求，倘英夷不从，亦可借口与之交兵，此粤事第五转机。乃奕山始则拒不肯奏，及良久奏闻，又言夷情叵测，难保其非阴助英夷，代探我虚实，佛兰西自正月至五月俟命半载，及六月始驶赴吴淞口，则英夷已深入长江，佛兰西请我舟导之入口，我上海官吏反难之，往返申请稽时，及佛兰西易舟入江，则款议已成数日，尽饱溪壑，佛兰西闻之，顿足而返。是冬回至广东，议互市，英夷欲各国夷商就彼挂号，始输税，佛兰西、弥利坚皆愤，言我非英夷属国，且从未猾夏冯陵，何反厚彼而疏我？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卒于粤，诏耆英往接办，于是许各国皆如英夷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与官吏平行，英夷反以此德色于诸夷矣。
广东义民者，即困夷于三元里者也。讲款后，奉旨许广州贸易，而粤民拒之。是冬聚众数万，杀白夷数千于市，焚其夷馆，掠其货，又杀夷官夷兵于澳门海中，督抚再三谕散之。时璞酋兵船到广东，竟不敢报复，而番禺绅士潘仕成，独奋然捐资，延佛兰西夷官雷壬士于家，造洋艘洋炮，又造水雷，能于水中轰破船底，先后奏闻，进呈演试如法，诏广东战舰，一切交其承办，毋令官吏经手，以杜侵蚀。
故夷寇之役，中国非无外援也，非无内助也，无人调度之，则驱属夷以资敌国，且化良民为奸民，甚且诬义民为顽民。迩者沿海通商，鸦片益甚于前，其据定海及鼓浪屿之夷，且胁官吏，薮逋逃，封豕横门户，绸缪无桑土，未知所底止。
论曰：“夷寇之役，首尾三载，糜帑七千万，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从未有专议守者，何哉？且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必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守于必不可守之地。琦善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奕山不议守而即战，是浪战也。颜伯焘、裕谦、牛鉴不择地而守，是失守也。诚能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守为战。则不特我兵可用，即佛兰西、弥利坚皆可用，即廓尔喀亦为我用，以外夷攻外夷也。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夷也。以守为款，则我无詟于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昵我，匪特烟价可不给，而鸦片烟亦可永禁其不来，更可省出犒夷之数千百万金，为购洋炮洋艘练水炮火攻之用，尽转外夷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时乎时乎，失之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