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党内幕 民国·翊勋

　　开始写这小东西的时候，手头毫无参考的资料，完全凭记忆，究竟能写多少，毫无把握。后来有空即写，最初拟写十来节，后来拟写成二十多节，最后则写了三十一节。写好即送给书店，居然积起来有七八万字，实出于意外。但正因为是“泥萝卜逐段拔”的缘故，有些先紧后松，前面的写得少而简略，后面的写得多而详，显得轻重多寡不匀。

　　十余年来，常搜集近代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资料，抗战时期曾搜集过几百个名人的出身，发展经过与态度，一百多个资本家的资本累积过程，常想假以时日，能整理出一些规律或系统出来，为专门作研究工作的学者提供些有用的材料。在上海、在香港，经过三次的大变，三次都丢得一干二净。到解放区之后，旧的材料既无从搜集，又因自卫战争的激剧空前，书籍报纸也常精简到一无所有。因此这里所写的都是凭个人一时的记忆，没有任何资料供参考，错误（尤其是时间先后）一定不少。但我可以保证：这里面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我加添的，只有脱漏（凭脑子无法记得完全）而决没有丝毫增加；只有记错（如一件事情中有一二个人的姓名搞错）而决没有丝毫捏造；写在括弧里的文句，可能有语气轻重或详略之出入，但大体上是这样的。对于记忆中已很模糊的事情，不论如何重大，我都没有写。希望各地读者对错误、脱漏之处，加以指正。

　　翊勋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曾国藩的治兵术

　　湘乡曾涤生（国藩）为中国近百年间的重要人物，捧他的颂之为圣人，骂他的就谥之曰汉奸。究竟他是好是坏，极易判断，只要看帮谁办事，反对的是那一阶级，就黑白分明。他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任内，南京玄武湖一个亭子上过去悬挂他的遗像，辛亥革命后，像上的眼睛被人挖去了，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不料过了十余年，这位谄媚异族，屠杀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运，蒋介石把曾国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论治军治家，处处奉“曾文正公”为规臬：在鄂豫皖湘赣“剿共”的时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的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以来，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摹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

　　蒋介石为了什么这样崇拜曾国藩呢？除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别是因为曾国藩是中国军阀建军的祖宗（在曾国藩之前，正规军为绿营，是统一的，他创始了湘军，才有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他的治兵方术，是反人民军队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蒋介石的老师段祺瑞，和他的“太先生”袁世凯，都没有蒋介石那样体会得深刻。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办团练，招募一大批农民为保卫地主豪绅的利益与另外的一批农民作战，这件事已不大好办，后来“率领湘勇出省杀贼”，当然更不好办——在本地时还可以用“保卫家乡”（实际是保卫地主）的口号骗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拼命的，农民为什么肯为满清和曾国藩拼命去杀另外一批农民呢？聪明的曾国藩想出了一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写信给其九弟国荃，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强奸妇女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文。

　　曾国荃攻入南京时，先锋为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书的记载，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满清追念其功绩，封世袭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战过劳而死的。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昌芬同志亡命来投，在我创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工余闲谈，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孙，谈起他曾祖的轶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种“过劳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几天，破城后接连强奸了两个妇女，致脱阳而死。提督是清朝武职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纪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于民国十七年夏遭蒋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义。）

　　民国初年，湖南农民当兵的最多，除农村破产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曾国藩部下湘勇在苏浙皖赣抢掠发财的影响（湘勇无谓牺牲的为数甚多，但在旧社会中，穷人的性命最不值钱，死了是没有人会提到的）！左宗棠部下的周提督，是雇农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礼物在中途赌钱输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当兵，连升到总兵，回家后成了本县最大的地主，从县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两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拼命，打下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能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拼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打胜了好抢老百姓的财宝；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拼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中国最早的军阀）就发了大财。

　　左宗棠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当幕府，因杀樊樊山——祯祥——的父亲，被湖南官绅所弹劾，曾国藩保荐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左最不佩服曾国藩，说他太虚伪。左宗棠对曾国荃却很投契，说“曾九是血性男子”。左宗棠曾问国荃：“九帅一生得力之处何在？”曾国荃回答他有两句话：“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大为佩服。曾国藩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后来则成为经营地主，家中并不是豪富，当然没有“如土之金可挥”，曾国荃虽做过几任督抚，但都因不善于敷衍上司和同僚，时间均很短，刮地皮也刮不到许多，他所挥的金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带兵时抢来的骗来的（曾国荃打下南京后回籍置田百顷）。

　　曾国藩靠这两手，所以能组织几十万军队进行反人民战争，所以蒋介石要事事摹仿，处处崇拜他。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中央军”纪律之坏，有口皆碑，“中央来了一扫光”的民谣已遍及全国。淮北还有一个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搞了一肚子小中央”，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为什么坏到这样，因为他得了曾国藩的衣钵真传，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励士气”啊！

　　◎“精神感召”

　　蒋介石一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谋超过袁世凯。尤其是削弱地方势力成绩卓著，其中如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从来没有人能奈何他（刘文辉、刘湘叔侄之间争夺，最后还是刘湘占优势），但碰到了蒋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残守阙。蒋介石在抗战之前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确收极大的效果，许多地方集团的中级将领（师旅长）到庐山受了几个月的训，心就变了，倾向于蒋介石了。蒋介石的喽们，说是“由于委员长的人格伟大，他们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悦诚服地归向中央”。

　　蒋介石常常讲“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唯心论的色彩，但在实践方面却是庸俗的机械的“唯物论者”，如夸张“日本可以三日灭亡中国”，没有飞机就不能打仗之类，就是一个例子。蒋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么“精神”能“感召”别人倾向他呢？

　　据熟悉庐山训练团内幕的人说，蒋介石的“精神感召”过程如左：

　　庐山训练团的教育课程包括蒋介石的训话在内，都是官样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许多隐藏的特务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将领的生活、历史、财产及与地方长官的关系，特别是长官和他的经济关系，曾经给他发过多少财。到训练完毕，蒋介石即分批接见受训的将领，简单询问一些部队的疾苦，说些好话，无非是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有什么困难一定代为解决等等的官面话，这就是所谓“个别训示”。“个别训示”之后，受训将领就要整装回防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就分别有人去访问他们，说“委员长特别关心你，所以叫我单独送些路费”。这一笔路费，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没有经过手的大数目，对西北军和晋绥军一类的穷军官，数目是十万二十万元；对四川军广东军一类的较富庶地区的军官，则多到八十万或一百万元，反正这一笔钱比收受人的全部财产还要多。收受者拆开封套，看到这样一笔大数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经为之震惊，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么看花了。于是他的“精神”就开始被“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来的长官）十几年，或几十年，为他出力拼命，他从来也没有给我搞到这许多钱；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笔钱，结果大部份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份；或者是某一地区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驻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调剂别人而不肯调剂我；过去我那一次为他拼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险，他却待我如此吝啬刻薄，实在太对不起人了！蒋委员长，我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他却送我这许多钱，可见他待部下的厚道！”于是这个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层！最后回去时，侍从室经手送“路费”的人要介绍一两位亲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费”的将领当然满口应允，于是随着特务的打入，日夜宣传“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拨原来隶属关系间的恶感，这位将领的“精神”就完全被蒋介石“感召”去了！

　　这就是蒋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过程，及其“伟大人格”的具体“影响”！这就是庐山的所以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圣地”！

　　◎“挥金如土”“一钱如命”

　　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够得上说是“挥金如土”了，但在蒋介石二十年来所搜刮所挥霍的数字中仅为“沧海之一粟”。如民国十九年蒋冯之战，蒋的嫡系精锐第三师（师长为张治中）、第四师（师长为徐庭瑶）几乎全军覆灭，蒋介石用陈诚所献的计策，以一千五百万元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叛变，得以转败为胜。那时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两万万元左右，一千五百万元就占了十三分之一；那时候，蒋介石自己的军队不足三十万，全年的军饷只要三千多万元，一下子就付出等于全年军饷的一半，可见蒋介石用钱用得很慷慨。

　　民国二十五年夏，蒋介石用二千余万元收买陈济棠的空军，有人计算一下，比买新飞机还要贵三四倍，说这个买卖不犯着做。蒋介石说：你不会算帐，这个买卖并不吃亏，而是便宜的——我们买一架新飞机，只能抵他一架，现在把他的收买过来，我多一架，他少一架，当然一架要抵两架的价钱；单有飞机还不中用，一定要有人，训练一个空军人员，比买一架飞机的钱还要多，我训练一个，也只好抵他一个，收买他一个，则我多一个，他少一个，自然一个要顶两个。因为蒋介石精明到此地步，于是陈济棠的“天南王”就垮台了。

　　在抗战之前，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武器好，服装好，吃得更好，嫡系军官还另外有额外补助费，如李延年，就每年要买一辆最新式的美国汽车，一九三六年决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车，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车换掉了，他们的生活比上海大银行经理还要阔气些。钱从那里来的呢？大部份是蒋介石给的。（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嫡系军队吃空额，侵占士兵饷银的风气还不大，到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蒋军军官才大家从士兵身上打主意，贪污之风比杂牌更甚。）

　　蒋介石的“挥金如土”，已如上述，但这仅是他用钱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则吝啬异常，几乎“一钱如命”。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将起，黄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铁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时对友人说：“在徐州同时看到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两种军队的服装与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如果是东北军，就非造反不可，实在太气人了！”黄先生是以八面玲珑著名的，尚且如此愤慨，其对待东北军的苛刻，也就可想而见了！

　　民国十九年蒋冯战争的导火线就是为了待遇不公，那时蒋介石与冯玉祥换过兰谱不到三年，电报往来，称兄道弟，冯电蒋质问何以对西北军（那时称二集团军）待遇不公，蒋介石复电申述两大理由：第一，二集团军生长西北，向来苦惯的，苦些也不要紧，不妨事；一集团军（蒋自己统率的）生长东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团军是冯亲自训练，有刻苦作风，生活苦些无妨；一集团军就不行。蒋介石还说：过去所以推兄为军政部长，即希望兄能以西北军之艰苦作风贯彻于全国军队。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的一集团军所以不能吃苦，必须待遇高些，这个责任就要你冯五祥负。

　　果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必须苛待西北军吗？只要把收买韩复榘、石友三的一千五百万分出一部份给整个西北军，冯玉祥也就没有反蒋的理由与必要了。

　　抗战以后，中央机器厂与中央电气厂均迁到€南去，把机器藏在山洞里生锈，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再建议稍增一些机件即可制造飞机，那时预算只要化费一百五十万元就可以每月制造一架飞机，先搞起来，以后再扩充。三上呈文，蒋介石和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均置之不理。为什么？因为自己能造，就要少买外国货；少买外国货，就少赚了回佣。

　　◎阴谋起家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最后代理人

　　蒋介石在国民党初期几乎毫无地位，辛亥革命时从日本回沪，与张群、吴忠信同隶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号称“团长”。当时陈其美的部下异常庞杂，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上海各色各样的流氓，大部份都和“杨梅都督”（陈其美的外号）有些渊源关连，所以都督府的“将军”多如牛毛，区区校官谁也不放在眼里。那时共舞台的演员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兄弟都是“少将”阶级（当时共舞台在城内九亩地，后失火，即迁至法租界，在废墟重建的戏院改名新舞台，到民国十年前后，潘、夏仍登台演戏），蒋介石那样的起码团长，从那里数起来也数不到他。蒋介石最光荣的一件事，就是民国二年跟了杨虎到江阴去运动江阴要塞炮台独立（反袁），失败后经江北逃到上海，讨过几天饭。不过人家说起这件事，只说杨虎，说不到蒋介石，他的确做了一次无名英雄。蒋介石一生做事，都见不得人，只做了这一件事是光明磊落的，但他却因不愿人家知道他当过杨虎的部下（后来杨虎做了他的部下了）而讳言那事，所以这里特加“表扬”。好者说好，坏者就说坏，决不抹煞他。民二反袁失败以后，益沉湎于嫖赌征逐，民十孙中山北伐，派他做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另一粤军参谋长为罗翊群，罗蒋不分正副，同称参谋长）。蒋也想投机一下，不料一到广东，就撞上陈炯明叛变，跟了孙中山退到上海，这一下蒋介石就有了政治资本了。

　　孙中山常爱用死人作榜样以激励活人，因此陈英士（其美）的姓名常被他和朱执信邓仲元一起提及，被夸奖为“革命功臣”，而蒋介石是陈英士的部下，又是陈英士的同乡（浙江人），这次又跟随了孙中山在危难之中，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十一二年孙中山在广东重振旗鼓，要蒋介石去办军官学校，但蒋那时在上海跟着陈果夫（其美之侄）、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的湖州同乡，那时与陈果夫同为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在交易所“枪抢帽子”（交易所不费什么本钱的投机买卖，看价涨先买进，再卖出；看价跌即先卖出再补进；看准了赚到涨跌的差额，看错了蚀去差额，不涨不跌则贴去交易所手续费。买卖均当场了结，不拖到第二天，交易所的术语为“抢帽子”）。足够嫖赌耗费，早把“国民革命”抛在九霄云外。那时廖仲恺先生写信催他到广东去，他回信说：“必须有人能像英士那样原谅，并不时教育，才有信心。”换句话说，他是不守什么纪律规矩的，干脆就是不干。那时他正和长三堂子里的“倌人”（书寓奴女）陈洁如（宋美龄之前的“蒋夫人”）搞得火热，把老婆赶回家去。据民国十六年蒋经国给他母亲（蒋介石的元配毛氏）的信上说：他（指蒋介石，下同）只顾自己在外嫖赌吃着，不顾家里妻儿的饥寒，你（指毛氏）规劝他，得到的回答是非骂即打，我亲眼看到你在楼梯上端被他一脚踢下，从楼上直滚到楼下，跌得不省人事，他却扬长而去；可见他是残忍没有人性的，是典型的下流流氓！这是他的儿子写的，大概不能硬说是“向壁虚造”的吧！

　　交易所的全盛时代如昙花一现地过去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亏空了一百多万，上海站不住脚，只好到广东去“革命”。靠山大树倒了，门下食客蒋介石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于是请了一次“赖债”酒，说：蒋某到广东去，如有得法的一天，一定加利奉还，否则来生变牛变狗报答各位。也就带了陈洁如南下“革命”了。到广东后又奉命到苏联去考察，知道苏联真正尽力帮助中国革命，孙中山的事业是有前途的，此“机”大可一“投”，于是在廖仲恺先生的扶助与中国共产党的全力合作下，办起黄埔军官学校，到民国十四年时编了两团学生军，参加东征，才初露头角。但直到讨平杨（希闵）、刘（震寰）之后，成立国民政府，还没有蒋介石的地位。

　　蒋介石怎样能一跃而居重要地位——在军队中从军长、总监、总司令，而委员长，在国民党内从中执委、中常委、“主席”，而“总裁”，在政府中做到“院长”和“主席”的呢？一句话，完全以阴谋起家！蒋介石不仅攫夺权位的过程很短（爬得快），而且维持他的独裁专制统治的时间也很长，袁世凯的统治只四年多，段祺瑞时起时落，并起来也只有四五年，吴佩孚则仅一二年，连世界首届一指的独裁魔王希特勒也仅十余年，而蒋介石的统治独维持了二十年以上。他靠什么维持他的血腥统治的呢？除残忍狠毒之外，主要就是靠阴谋！

　　他的发展过程，简单描摹起来，就是：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利用两个以上的势力互相对立，各不相让，造成自己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机会；自己出头以后，再继续挑拨离间，以甲倒乙，以乙倒甲，互相抵消，各个击破，造成“唯我独尊”的局面。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武汉军委会政治部出版过一本分析蒋介石的小册子，有这么几句话：

　　你是左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晓得左派，而不晓得我蒋介石！你是右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晓得右派，而不晓得我蒋介石！左派右派，都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升降机。

　　蒋介石的起家的确是这样的，成功之后，他仍靠这一套排除异己，稳定既得地位，到获得统治地位以后，他当然又意料到他的部下可能抄他的老文章，“以子之道，还治子之身”，蒋介石为预防这一着，于是对他的部下亦制造矛盾，互相牵制，各不相下，这样，大家就只好拥戴他这“领袖”，所以他的专制皇朝，才能维持到二十年以上。

　　袁世凯的失败就因为冯国璋、段祺瑞两人的势力太大，具备了继起为北洋军阀领袖的条件，所以袁世凯为人民所反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封建集团，就牺牲袁世凯。从个人讲，蒋介石比袁世凯高明，因为在他的下面没有一个能抵得上冯国璋、段祺瑞那样的威望与实权，可以代替他，所以他两次“下野出洋”，不久即卷土重来。从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整个阶级讲，袁世凯不行了，可以另用一个代理者，继续维持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今天蒋介石虽已成臭肉，这个代理人再使用下去，一定凶多吉少，但却找不出第二个强有力的代表人可以代替他，只好和他同归于尽了。蒋介石的一生为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尽了最大的力量，血腥镇压人民革命二十余年，延长了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统治的寿命，然而他已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最后一个代理人，他的灭亡，也就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消灭。

　　◎第一个升降机——“左派”右派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就明显地分出了左右派，左派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则反对三大政策，而且主张反苏反共反工农。国民党老人物中害怕新兴的人物夺去他们的权位，大部份是右倾的，但孙中山的主张很坚定，把坚决公开反对三大政策的冯自由等开除出党，因此这些人就不敢公开活动而暗中阻挠。当左派右派的名词初次出现时，谢持邹鲁等就硬说这是鲍罗廷制造出来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没有什么左右派。国民党左派中包含着两种人物：一种是真正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俄、联共、拥护农工利益，如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诸先生；一种则是投机的，因为上有孙中山主持，外有苏联帮助，又有群众拥护，只有跟着这条路走，才有个人的前途，如汪精卫、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以及武汉时代的孙科（孙科原来是右派）。汪精卫等应该加上括弧叫“左派”。蒋介石从民国十三年到十五年初的两年间，也是这样的“左派”，他甚至主张国民党要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你看他何等“进步”？蒋介石就靠了这一时期的“左倾”面目，骗得了各种支持而成为实力派，掌握了武装的领导权，他就不再“左”了，他站在“左”右之上操纵一切，以“左派”打击右派，以右派打击“左派”，自己就扶摇直上，而成为统治一切的“领袖”。这样说，好像他比右派还“左”一些，不是的，在反革命的坚决狠毒，比一切有派还厉害。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有派以胡汉民为代表，胡为辛亥革命以后民二反袁时的广东都督，资望较高，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则为孙中山最有力的助手，总揽财政民政，以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又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胡两人因主张不同颇不协调，十三年冬孙中山北上，由胡汉民代理大本营大元帅职务（时韶关还有一大本营，系指挥讨伐曹吴北上军队者，则由谭延代理大元帅）。民十四春孙中山逝世，胡即为军事政治上的领袖，当时大本营所辖部队计粤军许崇智、湘军谭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豫军樊钟秀，其中以滇军为最大，兵多械精，豫军在粤赣边实力所余无几，另外还有赣军总司令李烈钧，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则仅一空名。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孙中山回粤，即滇桂军之功，故杨希闵、刘震寰恃功而骄，盘踞要津，自己筹款筹饷，成为革命的障碍。孙中山逝世后，杨刘更目无大本营，愈益跋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讨伐杨刘，否则革命不能进行，但胡汉民等则慑于杨刘兵力强大，且处于广州市内肘腋之下，如讨伐不胜，则连广州也要失去，因此犹豫。经政治委员会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令东征的粤军及学生军回师讨伐杨刘，一面由大本营严令滇桂军接受约束，不能胡行。杨希闵接令后对胡汉民的回答是：“请代帅先下令攻打三日，然后我再回手。”其骄矜自恃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右派所以迟疑不敢讨伐的原因。但讨伐战事一起，只一天半，滇桂军就全部瓦解，成功之速，出于意外（滇桂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军官自营长以上均积资十余万、数十万不等，在开火之前，均携款走香港、澳门，或避入沙面租界，故失败如此迅速），事后即废大本营而成立国民政府，考虑国府负责领袖问题时，大家主张要根据讨伐杨刘时是否坚决为标准，因为不讨伐杨刘，根本就没有成立国民政府的可能。在这一原则下，胡汉民当然不能担任国府主席，唯一适合的是廖仲恺先生，但廖如出任主席，则将引起胡派的不满，因此就把从来不做官的汪精卫抬上台，以作缓冲。那时国民政府的阵容如下：主席汪兆铭、外交部长胡汉民（原大本营代理大元帅）、财政部长廖仲恺（原任）、军事部长谭延（湘军总司令、韶关大本营代帅）、建设部长孙科（原广州市长）、原任大本营外交部长的伍朝枢则调任广州市长。

　　滇桂军阀杨刘崩溃之后，以粤军许崇智部的实力为最大，胡汉民在广东的势力根深蒂固，廖仲恺则深得人心，众望所归，又极精明强干，为蒋所畏惮。蒋介石率领的学生军在东征惠阳及讨伐杨刘中建了两次功劳，急于出人头地，攫夺大权，于是就秘密布置了一个大阴谋，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刺杀了唯一能约束他的廖仲恺先生！刺廖案一发生，蒋介石就大哭大吵，说：“廖党代表（黄埔军官学校的党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动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恶极，就是把全广州的人杀掉一半，也不能抵偿这笔血债！”那时蒋介石真装得是“义愤填膺”，为廖先生报仇的精神是表现得最坚决最激烈。谁知道刺廖案的真正凶手就是他！这个晴天霹雳对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为应付这非常巨变，成立了特别委员会，集中党政军一切大权，推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负责镇压叛变与缉凶。蒋介石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平时对廖不满的与胡汉民、许崇智的部下都罗织在内，说是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林直勉（孙中山的秘书）等主使，粤军将领魏邦平（军长）等直接参预，把许崇智的部下一一缴械，胡汉民的左右捉的捉，逃的逃。这样一来，杀了廖仲恺，迫走了胡汉民，并吞了许崇智的实力，一箭三雕，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那时的国民党左派则因蒋介石严厉镇压了右派，认真为廖仲恺报仇，把他当作好人。

　　刺廖案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改编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把学生军扩充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何应钦为副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为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民国十五年何、鲁升为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又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所部湘军在讨伐南路邓本殷，胜利后编为第六军），蒋介石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他就成了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了。

　　右派势力在广州受到打击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戴季陶、叶楚伧、石青阳、邵元冲、沈定一、张继、吴敬恒（稚晖）、覃振、傅汝霖、茅祖权等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擅自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共二十四人，参加西山会议者共八人，其余二人为中监委，四人为候补执监委），在上海另立中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两人开除党籍，戴季陶、吴稚晖两人虽列名通电，未出席会议，仍当选为执监委员，其余十人，则须于一个月内向国民党中央表明悔过态度（否则丧失党籍）。国民党二全大会后，左派占了优势，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于是蒋介石又搞第二个大阴谋，把左派的势力压下去。

　　三月二十日（即北京“三·一八”惨案之后两日）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格（时任海军局长）商量，以电话转达一个命令给中山舰长李之龙，叫中山舰开到黄埔，说有人阴谋异动，要去镇压。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说他违令开来，意图不轨，把李之龙扣起来，迫李之龙承认是共产党员，有异动意图，借此就把共产党员拘捕的拘捕，驱逐的驱逐。当时共产党中有人主张：蒋介石既如此无理，公然反对革命，就干脆去掉他，但陈独秀等要和蒋介石讲统一战线，主张忍耐（陈独秀和高语罕各在《向导》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表明对蒋介石一贯推崇拥护的态度）。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即在其枪杆压力之下举行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部的部长，中执会与中监会合设一个“主席”（变相的总理），大量起用西山会议派份子。二中全会中蒋介石自任中执会、中监会的“主席”（后来因许多老头子不服，自己觉得无趣，就改推张静江代理），中央各部人员大加更换，以叶楚伧代吴玉章为秘书长，陈果夫代谭平山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代毛泽东为宣传部长，邵元冲代甘乃光为青年部长，新设一军人部，管理军队中的特别党部及委派各级党代表，蒋介石自任部长。其中叶楚伧、邵元冲为西山会议派，并未表示悔过，按照二全大会决议，应丧失国民党员资格；陈果夫是监察委员，照例不能担任中执会负责工作，但只要蒋介石认为对他有利，就不管什么纪律党章。

　　二中全会后，连假左派的汪精卫也被迫出洋了，国民政府主席由谭延代理（谭的外号叫“八面观音”，即面面都做好人的意思。陈诚是他的女婿）。左派的势力又被蒋介石压下，于是蒋介石就初步打下了独裁的基础。

　　二中全会开会，柳亚子先生曾从上海赶到广州去出席，开了两天会，就一气而回上海。他对蒋介石的专横无理，非常气愤；同时又不满意当时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迁就忍耐，因此回上海后杜门不出者数月，连江苏省党部也不到（柳亚子先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又兼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流氓本色

　　蒋介石在民国十年前后曾投帖于上海法租界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黄金荣在法租界依仗洋人势力，贩土开赌，逼良为娼，是第一名大流氓，名师出高徒，所以蒋介石一生作事，深得流氓三昧，（有人说蒋介石是黄金荣的徒弟，是错误的，因为黄金荣是“孔子”，没有资格开香堂收“徒弟”，只收“门生”。中国的秘密会社分为清红两帮，红帮为反清组织，加入者通称弟兄，其首领称“大哥”，名称有“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通称洪门，相传由郑成功开创，一般仇视官厅，带有民族革命与原始的平民革命性质。清帮名安清帮，则起源于代满清运粮，供满清朝廷利用，长江以北一般称“三番”，因安清帮祖师，相传为翁、钱、潘三个师兄弟，其后翁钱两人均为潘所谋害，潘即独揽粮运，故安清帮均为潘之徒子徒孙，“三番”即拆开“潘”字而成。加入者讲行辈，须拜师父。拜某人为师，即为某人的徒弟，师徒关系有如家庭间的父子，徒弟要绝对服从师父。黄金荣既非洪门，亦非清帮，照江湖规矩叫做“孔子”，既不能收弟兄，亦不能收徒弟，只能收门生。又江湖规矩：做了某人徒弟，就不能再改，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门生得法，老师可以把帖子退给他，就不算“门生”了。蒋介石做了总司令，黄金荣就把帖子退还他，所以蒋介石既不肯说他曾拜在黄金荣门下为门生，黄金荣也不肯承认曾收过蒋介石为门生。）

　　流氓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是虚张声势，装腔吓人；第二是翻面无情，栽脏害人；第三是卖身投靠，仗势凌人（封建社会有所谓江湖义侠，讲信用，打抱不平，那与流氓完全不同，封建统治阶级常把两者混淆起来，把反抗统治阶级的叫做流氓地痞，把为统治阶级利用的称做侠客义士，实际上往往相反）。蒋介石的老师黄金荣就是一个典型。黄金荣在法租界捕房做包探，专门帮法国人敲中国人的竹杠，今天想法收一种捐，明天建议创一种税，后天又说什么事应该罚款，以孝敬法帝国主义。法国派到殖民地的官吏都是“万里为官只为财”的，目的就在刮钱，黄金荣能帮他刮钱，就成了法帝国主义的好奴才，逐步高升为探长，为督察长；黄金荣得到法国主子的信任，愈加耀武扬威，欺压同胞。但仅是一样还不够，他只能靠了法捕房的势力吓人，在一般社会中，只要不违法，不违警，就不必怕他，不必睬他。于是黄金荣又生一条妙计，一天组织了一批喽，分为两队，同到戏园去看戏，一语不合，就互相打起架来，打得很厉害，连戏也做不下去。开戏园的都是和大流氓有渊源的，于是去请了“老头子”来，但无论什么大面子，不管他是“礼”字辈、“大”字辈的大亨，都喝不住，劝不开，在没有办法中，有人建议去请黄金荣来，戏园老板虽不相信黄金荣有此能耐，但出于无可奈何，只好去试一试。黄金荣一到场，登台一喝，打架的立即停止，全场鸟雀无声，静听他吩咐。这一幕戏演过后，全上海都知道黄金荣是最有力量的“大亨”，比其他清红帮的头子都有面子，于是成为一霸。

　　蒋介石的所以能成为国民党军事领袖，主要是靠共产党人的力量，没有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政治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能够训练出什么人材？其次是苏联的协助，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还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和邓演达等支持与帮助，否则也搞不成一个学校。蒋介石羽毛未干，就暗杀廖先生，羽翼初成，就制造“三月二十日事变”。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出师北伐，第一大功是叶挺所率的独立团，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差不多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部队，汀泗桥、贺胜桥两役，打得吴佩孚的精锐溃不成军，奠定直下武汉的基础。在北伐出师之前，蒋介石抽调了分散在各军的黄浦一二期学生，组成了教导师，是他的亲信嫡系精兵，由王柏龄任师长，北伐时即作为总预备队。那时北洋军阀连打败仗，所遇到的尽是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其钰率领，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及叶挺独立团）、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还没有遇到正牌党军，已经如此厉害，不知正牌党军狠到如何地步？”王柏龄的总预备队后来在江西遇上了孙传芳的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仅只身脱逃。原来国民革命军从连起各级设党代表制，军官所发命令必须党代表连署始发生效力，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蒋介石为取悦于黄埔学生，在第一军及教导师中将营连党代表取消，于是那些营连长就可以毫无忌惮地自由活动，北伐时教导师刚到韶关，营长竟无一人宿于营房者，一进城时即四出作乐。蒋介石知道了，也很焦急，立即电告陈果夫，要他选派一批人马上恢复第一军和教导师的营连党代表，而且特别注明，必须选派共产党员，否则就没有用场。他很知道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全心全力为革命办事。局势紧急了，就想到共产党员的好处；但危急时期一过，马上就想消灭共产党，驱逐共产党！可是他那批得意门生所组成的教导师，纪律废弛已达极点，虽然恢复了营连党代表，也不能约束，所以一战即溃。照那时的军律，王柏龄、缪斌两人都应枪毙，但蒋介石却送三千元路费给王柏龄，叫他到日本去暂避风头，而缪斌则不仅未受处分，反升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党代表由汪精卫兼）。这就是蒋介石的“军纪军令”！

　　十五年秋，蒋介石为讨好英帝国主义，出卖了省港大罢工，恢复了香港和沙面英租界的繁荣；是年冬，又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蒋介石到了南昌之后，和兰银行的买办、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与蒋介石为宁波同乡，又是蒋曾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有恩于蒋）衔英美日等国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借给蒋介石六千万元款子，以反共灭共为条件。蒋介石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孙中山的遗教，本来抱着孔子的教训：“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听到了这偌大的价钱，当然一口承诺，绝不犹豫。十六年三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三次暴动，驱逐了直鲁联军，光复了上海，汪右军（总指挥程潜，党代表林祖涵，统率第六军第二军及贺耀祖、叶开鑫的独立师）击溃了麇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了江宁。当时民气蓬勃，各界欢腾，各地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帝国主义侵华的首领大英帝国甚至已考虑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只求能保留香港就心满意足。江南父老无不认为这一次中国可以翻身了！蒋介石太太平平地从江西到浙江，从浙江到上海，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商议如何摧残人民群众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好取得六千万元的卖国卖身钱！四月八日首先从上海开刀：

　　上海三次暴动后，工人以缴自直鲁联军的军械武装了自己，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计有三千余武装，实力与那时蒋介石驻在上海的第二师（师长为刘峙）相等。如果双方以武力比赛一下，则工人政治觉悟高，地形熟悉，有群众拥护，被缴械的会不是工人纠察队而是刘峙的第二师，所以蒋介石不敢公开发难。七日晚上，工人纠察队总部东方图书馆四周，突然受到袭击，纠察队以深夜不明真相，即隔墙抵抗，到天明时见第二师的一个团长率队赶到，问明原因，纠察队说攻击者一定是反动派，第二师即将那些人缴械并捆送师部讯办。工人纠察队眼看那些人的确缴械捆绑而去，认为那个团长很好，刘峙虽右倾，但他的部下却有进步份子，不能一概而论。那个“进步”的团长向纠察队慰问，并提议举行一个联欢会，“以消除过去某些误会和隔阂，便利今后密切合作”，这个提议当然马上得到工人纠察队的同意，于是同到北火车站附近空场上去开“联欢会”。到了那里，工人纠察队刚把枪架好，第二师的兵突架起机关枪勒迫纠察队后退，出其不意地把纠察队的枪全部缴去。纠察队退回到队部去的时候，东方图书馆已被第二师占领，队部里的武器也被抢去了（东方图书馆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对面，是直鲁联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工人打了两昼夜才攻克的，所以工人纠察队总队部设在那里）。上海总工会得到这个消息后，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突接杜月笙的电话，说有极关重要的消息，要和汪寿华面谈，希望汪马上就去。因为在三次暴动时，张啸林、杜月笙都表示“进步”，与汪寿华时有往来，所以汪想去谈一谈也好，对事情的真相可以多得些材料，弄得清楚些。汪从总工会会所（湖北会馆）绕道到法租界去的时候，在路上被预伏的匪徒乱枪打死！而总工会会所也即被封。蒋介石宣布“工人持械内哄，影响治安，所以缴械”。

　　四月十二日，全上海八十万工人在极度愤慨的情绪下向蒋介石请愿，要求立即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启封总工会，惩办刘峙，当工人列队拥挤在宝山路上时，蒋介石下令以机关枪扫射徒手挤在一起的工人群众，因为几十万人挤在一条马路上，当前面被射击倒下的时候，后面的人还在向前涌，要退的也退不出，霎时间血流成河，从此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大屠杀！建立了二十年的血腥与铜臭熏天的独裁专制皇朝。当血洗宝山路的一天，工人纠察队晚上受袭击的真相也揭开了：由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出面宣布成立了“共进会”，以反共灭共为宗旨，蒋介石则聘请他们为总司令部的少将顾问，原来晚上袭击纠察队部的就是他们的喽。（按：“共进会”的组织在民元时即有，民二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应桂馨，即“共进会”首领之一，其后因为人所不齿，就阴消了，至此蒋介石再抬出这块招牌，称为“义士”。主持“共进会”的，除黄张杜三大流氓外，还有王柏龄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陈群，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党国要人”。）

　　“四·一二”以后，就由吴稚晖出面提议“清党”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中央党部”，与武汉分裂。五六月间蒋介石派“清党”的要员杨虎、陈群两人（上海人民叫他们为“狼虎成群”）到宁波去“清党”，因为宁波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杨虎、陈群特别向蒋请示方针，蒋介石对他们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我们将来终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几个。”蒋介石自己知道是一个纸老虎，所以只能以残杀来壮胆逞威，“唯懦弱者最残忍”，的确是至理名言。

　　◎“无齿之徒”吴稚晖

　　出面提议“清党”的吴稚晖，原籍江苏武进，生长在无锡，所以写起文字来是“武进吴敬恒”，一开口则说：“耐伲无锡”（“耐伲”为无锡土语的“我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监察委员，十四年冬列名于西山会议派通电，后来却又写一封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因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当选为中央监委。从此以后右派得势了，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失势了，他就否认是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北伐开始以后，他在国民党内部兼了好几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老担任授印监誓之类的工作，人家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现在做了什么？”他却倚老卖老地回答：“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委他做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第一副主任，方觉慧为第二副主任），他也到任了；人家又问他：“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么？”他却说：“在共产党人及附和共产党的份子，我这个人一定与邓演达一样穷凶极恶，所以就用我的名字与邓演达相对垒（按邓演达时任武汉政府的军委会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副主任），事情我并不做，一切由真如（陈铭枢字）负责。”这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即派钮永建（字惕生）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的茅祖权（著名的鸦片鬼）为民政厅长。后来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关系密切，被蒋介石排斥，民政厅长由钮永建自兼，钮是老同盟会员，说他好是“好好先生”，说他不好就是“昏庸老朽”，他自己不做什么大坏事，但也不会做什么好事，更不能约束部下不做坏事。民国十八年，宋美龄与缪斌订了一个卖官合同，要拉缪斌出来当江苏民政厅长，提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吴稚晖独坚持反对，说缪斌年少任性，行止不检，在总司令部经理处长任内声名狼藉，不应主持一省的地方行政。因为吴稚晖是中政会中发言地位较高的委员，蒋介石正要利用他放炮攻击异己，所以相当尊重他的意见。尤其为了他是江苏的元老，关于江苏省的事情，更应重视他的意见。那时缪斌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列席中政会，亲自听到吴稚晖说他不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的危险，于是他立起身来，走到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去摸了一下。据传说，缪斌在吴稚晖的大衣袋里放了一张什么票子，数额是八万元。当然这一传说是无法得到人证物证的，缪斌不肯说他的厅长花了多少钱，吴稚晖更不会承认他受了贿赂。但下一次中政会议开会，吴稚晖却不再反对缪斌当民政厅长了。缪斌走马上任之后，大开卖官鬻爵的门路，各县公安局局长和县长，按缺份的肥瘠，分成等级，标出价格，最贱的是一千元（扬中公安局长），最贵的是二十万元（吴县公安局长），出什么价钱就放什么官，交易公平，门庭若市。缪斌则以卖官收入与宋美龄四六拆帐（在北洋军阀时代，江苏省最肥的缺是淞沪警察厅长，一年有二百万收入，其次即为苏州警察厅长，国民党时代上海已划为特别市，不属江苏省了，所以吴县公安局长就成为第一好缺）。如此一来，“小道士”官声之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无论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的腐败官僚，没有不堪到他那样地步的（缪斌的父亲是无锡南城门口的道士，所以人家叫他“小道士”）。尽管这样，吴稚晖却不再骂他了，不仅不骂他，还时常说他好。民国廿三年，蒋介石派陈果夫做江苏省政府主席，那时吴稚晖已不为蒋所重视了，所以他只能在背后说怪话：“难道江苏就没有一个做主席的人材，一定要用浙江人？”人家问他：“江苏的人材那些可以做主席呢？”他说：“讲年高德邵有钮惕生；论道德文章有叶小凤（楚伦）；说英俊有为，则缪丕承（斌）也够格。”吴稚晖果然识货，抗战一开始，缪斌就“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奸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所以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不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蒋介石的牙齿也在十五年前全部脱落了）。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蒋介石在做某一件大坏事的前夜，总得由吴稚晖出面大发议论，正如张謇代齐燮元撑腰，章太炎为孙传芳发声援通电一样。张季直为齐燮元制造舆论是为儿子张孝若取得省长地位，孙传芳每请章太炎发一个通电，送润笔一千两，吴稚晖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什么代价，决不止八万元的支票吧！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这些词句是套用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的“修养”到家，恬不知耻，依然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是无耻之尤。

　　◎第二个升降机——“党统”与军阀

　　上面已经说过：“左派”右派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升降机，他靠了利用这一矛盾排斥压倒许多资望较高的国民党领袖而独揽大权。他的第二个升降机则是利用“党统”以对付其他军阀。民国十六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武汉仍保持着国共联盟，领导全国革命，遂平一役，击溃了张作霖最精锐的三、四两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所统率），使帝国主义与地主买办阶级大吃一惊，他们明白了单是一个蒋介石并不能把中国人民的革命高潮镇压下去，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对付中国人民，于是竭力促成冯玉祥与蒋合作（在“四·一二”之前，武汉政府任命蒋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当时陈独秀对冯的估计很高，说他是“代表农民的”，最可靠！遂平一役击退了奉军，第二集团军得从陕西开入中原，他却不到武汉去，反先和蒋介石会面，交换兰谱，结为盟兄弟），策动汪精卫、唐生智背叛革命，为了统一反革命力量，议定了汪蒋同时下野，宁汉合流。蒋介石到日本去，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家中住了一个时期，受了这个著名的日本法西斯大流氓的教诲，回国后即与宋美龄结婚（把陈洁如送到美国去）。在蒋介石下野时期，国民党中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军阀合作当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讨伐唐生智，占领了武汉。这时蒋介石已布置重行上台的一切把戏，当南京的西山会议派于十一月廿二日举行讨唐胜利的庆祝大会时，陈果夫指使喽开枪扰乱，警察因此开枪，伤及群众，于是到处闹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的运动，要求惩办葛建时等，闹得不可开交。十二月中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会议，蒋介石一只手抓住了西山会议派的弱点，另一只手则以广州暴动打击汪精卫派，这样一来，只有蒋介石可以上台了，于是再任总司令。十七年继续北伐，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全国算统一了，改组国府，成立五院，蒋介石当了国府主席。当主席是西山会议派联合桂系限制蒋介石的结果，因为实权在行政院，但他们把行政院长给了原来的国府主席谭延，把有名无实的“主席”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十分不愿，就设法收拾桂系。

　　那时西山会议派自恃反共先觉，以国民党正统自居，胡汉民也和他们比较接近。广西军阀则李济琛坐镇广州，李宗仁在武汉，白崇禧在北平，都兼政治分会的主席，湖南省的主席程潜、鲁涤平，先后为桂系驱逐，唐生智的旧部几乎全部投到桂系阵营，桂系势力从两广两湖直到河北，声势浩大，如一弧形包围着蒋介石所控制的东南几省。蒋介石首先拉拢了李济琛部下的陈济棠，把李济琛骗到南京去囚在汤山，同时与汪精卫进行谈判，说：“我自知资望不足，党国重任一定要汪先生才能负担，但今天桂系军阀篡夺国民革命的果实，篡窃党权，实在忍无可忍，我们首先要打倒桂系军阀，桂系军阀打倒后，我一定下野，一切由汪先生来领导。”于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就作下列三种策动：第一，叫张发奎从江西出兵进攻湖北；第二，代蒋拉拢唐生智北上运动其旧部；第三，通过俞作柏的关系去分化桂系内部。这三着，特别是后两着，都收到极大的决定的作用：那时，白崇禧在华北所统率的军队，几乎全是唐生智的旧部，如廖磊、周等，部队都在北宁路上，蒋介石一面扣发白部的军饷，一面则交给唐生智两个月的军饷，由唐带到秦皇岛去运动其旧部，一面发饷，一面宣布“打倒了桂系，回湖南去”。于是湘军都重归唐生智的“护党”旗帜之下，唐生智原定活捉白崇禧的，白崇禧事前毫不觉察，原来是很容易活捉的，结果因廖燕农（磊）对白崇禧的感情较好，把白放走了，白崇禧总算能够从海道只身逃回广西，未做俘虏。武汉方面由于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一切实权操纵于胡宗铎、陶钧两人之手，夏威、李明瑞、杨腾辉等桂系嫡派将领颇不得意，对胡宗铎、陶钧有意见。当战争发生之前，李宗仁因目疾到上海租界去医治，不在武汉，夏威态度消极，称病入医院，前线军事由李、杨指挥，俞作柏就去运动李、杨。广西将领本有“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又要我们广西人了”之感，俞作柏去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就不战而退到武汉，于是胡宗铎、陶钧等就狼狈向沙市、宜昌一带西退，蒋介石唾手而得武汉。李宗仁亦仓皇由沪南返，桂系的势力缩到广西老家一隅，而张发奎则却被蒋介石摆布追击，一直到了宜昌，仍旧是“张逆”。唐生智虽然对蒋“功劳”不小，不仅回不得湖南省，接下来却是二次讨唐，其实力完全被瓦解分化。桂系军阀的浩大声势是打倒了，只剩下叶琪、夏威两个军，实力比北伐出师时大不了多少；汪精卫、陈公博等不仅上不了台，连党籍也没有恢复，蒋介石的“元首”地位却更加巩固了。

　　这一次最失败的是善于投机的冯玉祥。那时冯玉祥的势力从陕甘发展到豫鲁，蒋桂两方都要拉拢他，他也两面敷衍，一面屯兵于信阳，一面屯兵于徐州附近，坐观胜败，如果蒋胜李败，他即由平汉路出武胜关而南取武汉，可以比蒋介石到得早，湖北就是他的地盘了；如果李胜蒋败，则他即由津浦路直下南京，李宗仁还来不及赶到，中央政权就归他控制。他这样想：你们去火拼，打得你死我活，实力互相消耗，败的固然吃了大亏，胜的也精疲力竭，让我来坐收渔人之利，那时打了胜仗的，也无力与我争夺了。他印好了十万份讨逆布告，但每个“逆”字之上留一空白格子，预备蒋胜了就填上“李”字成“李逆”，李胜了就填上“蒋”字成“蒋逆”，好在所宣布的十大罪状，如：“屠杀青年”、“压迫民众”、“苛捐勒索”、“卖官鬻爵”、“违背总理遗教”、“培植私人势力”、“不守法纪”等等，蒋李都是一样，可以统一使用。不料蒋介石的手段特别厉害，竟能利用唐生智、张发奎抄桂系的后路，利用俞作柏运动桂军倒戈，战事迅速解决，冯玉祥还没有出武胜关，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已进入武汉了。冯玉祥便宜没有到手，而他的空白布告倒到了蒋介石手中，而桂系一去，蒋冯矛盾就格外尖锐起来，不久即发生蒋冯之战。由于韩复榘、石友三两军团被蒋收买反冯，于是冯玉祥又失败了。民国十九年冯玉祥又联合阎锡山反蒋，把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的领袖谢持抬了出来，结果还是失败。蒋介石搞垮这些实力派的政治资本，就是：别人都是军阀，他自己则是国民党“正统”。

　　当“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李济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都曾帮过蒋介石很多忙。那时除西北国民军（后改称第二集团军）外，蒋介石所指挥的为：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主力为第八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主力为第二第六两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主力为第七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主力为第一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兼江西省主席，主力为第三军），后方留守司令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广州，第四军一部及第五军），广西留守则为第七军副军长兼党代表黄绍雄。蒋介石开始公开反共时，拥护他的除嫡系的何应钦外，只有李济深、白崇禧、黄绍雄三人，程潜是那时武汉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唐生智是反蒋的拥护者，朱培德、李宗仁则左右观望。朱培德在接到蒋介石“清党”命令之后，就来一个“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送出共产党人之后，他仍接受武汉派去的汪精卫孙科系统的政治工作人员。黄绍只能尽看守广西之责，作用不大，白崇禧则出任上海卫戍司令，对屠杀共产党员是相当卖力的，人杀了不少，但初期的实际工作由陈群、杨虎负责，卫戍司令部只管执行（虽一般经军法处审判，大都虚应故事，清党委员会说杀就杀，说放就放，只有清党委员会没有具体意见的人，军法处才能作主）。那时的李济深则是反共最坚决的，一般公认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所有这些军阀都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但那时在机会主义陈独秀的领导下，只认为李济深是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而蒋介石则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唐生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冯玉祥又是代表农民的。这种可笑的毫无根据的分析，自然要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而把大革命引到失败的道路），“清党”事件一发生，他立即在广州进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知识份子与青年，著名的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时因病在医院治疗，被拖出枪杀）、熊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主任）等都死在他手里。因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工农运动比较有基础，而又是财赋所出的地区，那时北伐军的军费和国民政府的政费主要就靠广东，所以广东的倾向最关重要。广东的革命势力被李济深镇压下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才减除了一个最大的威胁，才完成了对武汉的经济封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阵营讲：蒋介石是绞杀大革命的“第一大功臣”，李济深就是“第二大功臣”。

　　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认为他是农民出身，最可靠的，只要与第二集团军会师了，就有把握打败蒋介石。平汉路豫南一战，邓演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奉军打退，西北军可以顺利东下河南。冯玉祥到了河南，却不去与武汉政府会面，倒是与蒋介石会面。武汉方面虽大吃一惊，但机会主义者还宣传冯玉祥与蒋介石会面，是为了说服蒋介石先共同打倒北洋军阀。蒋、冯会面后不久，西北军里比较公开的共产党员都被送走了，而且“送”字之上还没有“礼”字，比朱培德还不如。冯玉祥被奉系军阀迫走时，到了一趟苏联，回国重整旗鼓，是得到苏联帮助的，五原誓师时曾发表了一篇漂亮动人的演词，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转载过，所以大家对他的期望很高。冯玉祥一倾向到蒋介石一边，本来不很坚定的武汉一批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物就失去了信心，日益动摇起来，也就助长并加速了唐生智、汪精卫这一批人的叛变。

　　从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发展到唐生智的叛变，当然直接结束了武汉政府的命运。李宗仁到了武汉，通过胡宗铎（湖北省政府主席）、陶钧两人的手，进行了最残酷的屠杀。在武汉，只要在家内烧一张字纸，经人报告后就杀头，不需要任何证据和口供！理由很简单：不是秘密文件就不需要烧；有秘密文件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要杀头。在这样的逻辑下，桂系军阀在湖北创造了最残酷的血腥统治。而这些方法，到蒋介石统治武汉时当然“一仍其旧”。

　　◎“分而治之”——纵的割据

　　蒋介石自己运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利用并指大派别间的冲突，收买拉拢等等手法，把地位资望比他高的，以及势均力敌、地丑德齐的人物，一一搞垮，他当然预感到他的部下，也可能用这一套办法（特别是利用李济深搞垮许崇智，利用陈济棠搞垮李济深，再利用余汉谋倒陈济棠，这一套办法），“以子之道，还治子之身”，因此他对他的部下是完全不信任，不放心的。他的对付办法也是集中了中外古今的大成，分析起来，大致有三套：第一套是大英帝国统治殖民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操纵国际政治的办法，叫做“造成对立，分而治之”，把部下培养成各种势力范围，互相对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成为“天下第二”的大好老。第二套是中国历代权臣奸相和德意法西斯的办法，尽量重用庸碌无用之人，嫉贤忌能，提倡盲目服从，曹操所说的“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这就是蒋介石的干部政策之一。第三套则是中国古来末代帝王以宦者监军等任用宦官的办法，以特务监视部下，熟悉他们的一言一动，使他们不敢萌丝毫异志。

　　先讲第三套，我只举四个例子：（一）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结果被蒋介石打败了，这一战役，卫立煌的功绩最大。卫立煌到了福州，有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夜牌，第二天接到蒋介石从南昌发来的电报，先讲了一些正事，末段加上一句“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接到这个电报后知道有特务在他旁边，每天报告他的行动，于是诚惶诚恐地发了一个电报去向蒋请罪。蒋覆电慰勉，说是为了关心他，所以顺便附上一句，绝无责备的意思，并且说：“彼此情同手足，故不拘形式。”卫立煌是他的一员大将，在内战中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然而蒋介石却派了特务经常报告其行动，对其他人员当然更不消说了。（二）抗战时期，重庆的“要人”们有一个俱乐部，每晚有许多特任官简任官，上将中将，带了女人去玩，打牌跳舞，吃喝闲谈，何应钦几乎每晚都去。有一晚，来了一个女客，好些人不认识她，于是大家猜测，一定是特务。一想到是特务，那些大官们就个个无神打采，连话也不敢说，自然更没有兴致玩下去了，何应钦第一个溜走，别的人也很快散去。因此，重庆官场就盛传着“何应钦也怕特务”的说法。（三）救国会领袖之一张申府是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某次蒋分批宴请参政员席中，他责问张申府：“为什么在防空洞里批评政府！”张申府说没有这回事，蒋硬说他知道有这件事。原来是章伯钧的事，特务报告后，蒋自己记错了。结果第二届参政会中张申府、章伯钧两人的名字都被抹去了。（四）日寇占领沿海各地，并侵入越南后，滇缅公路成为通英美的唯一道路了，管这条运输线上业务的为“西南运输公司”，由宋子良主持，真是腐败不堪，甚至连“西南运输公司”领过多少经费，公司里的会计不知道，财政部也不知道，其糊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这条运输路线关系太重要了，各方面都主张要整顿，特别是美国人督促着要整顿，于是改组成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主任委员，但何应钦不能实际去管这件事，必须有一个实际负责者，设一个秘书长。谁当秘书长呢？物色了一个多月，还是宋子良。为什么一定要宋子良呢？因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做这件事：第一是能向财政部要到钱；第二是“不怕特务做情报”，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宋子良。后来因宋子良有了麻疯病，到美国去医治，才改派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去，俞飞鹏虽没有一定向财政部要钱的把握，但可以不怕特务做情报，所以还能勉强及格。

　　再说第二套办法。其中又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是登庸庸材，只求他服从，不必他有本领办事，最典型的例子是孔祥熙。孔祥熙的号叫“庸之”，的确名符其实，昏庸庸碌到惊人程度，但他做到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做了许多年财政部长，竟不知道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当他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候，用他的二女儿令杰（一般称为“孔二小姐”）做秘书，什么事情都代拆代行。某年派了一个人到湖北河南西部去巡视，孙连仲在那里做战区司令长官，知道来人是孔二小姐所派的，所以伺候极为恭顺，大约孝敬也不少。这位“钦差大臣”回重庆后，对孔二小姐报告了许多孙连仲的好处，孔令杰说：“那末我们保举他一下，你去办一个公事，用我父亲的名义保举他。”公事办好了，孔令杰看过盖了章，孔祥熙也看过，送到蒋介石那里去。过了几天，蒋介石把这公事退给孔祥熙，连声说他“糊涂、糊涂”。孔祥熙拿回后仔细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最后召集了几个老秘书来研究“究竟糊涂在什么地方”，才明白过来。原来孔祥熙保荐“孙连仲可升任特级上将”，谁都知道国民党的上将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等，“特级”只蒋介石一个人，“一级”的不到十个，那时白崇禧还是二级上将，孔祥熙说孙连仲可升特级上将，岂非把他代替了蒋介石，至少是把孙连仲抬到与蒋介石平等的地位，这在蒋介石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骂几句“糊涂”，已是特别客气的了。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也可以说是蒋政府中一般官吏以及稍有政治常识者的起码知识，但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就不懂得，其“庸”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什么蒋介石要用这样的人呢？为了可以放心。这种人大家都看不起他，只有跟了蒋介石才能做到大官，发大财，离开了蒋介石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就是“不侵不叛之臣”，决无“震主”、“夺主”的危险。第二个是作威作福，如好好先生邵力子，做过他多年的秘书长，一向安份守已，从无过错，在国民党中也已算得上元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之后）说了一句蒋介石认为不应该说的话，被蒋介石打了两个耳光！大家都很惊讶，连邵力子也打了，真是“天威咫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第二天，蒋介石就下令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弄得邵力子真是又羞又喜。蒋介石打人的事很多，每每于打人后就把被打的人升官，所以有许多无耻官僚，以能得到蒋介石拳打脚踢为荣。“领袖”的威严与权力，一致于此！第三个是提倡盲从。如“领袖脑壳论”之类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无庸细说。最使蒋介石满意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长兼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所提出的两句口号：“信仰领袖，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程度。”（周逆佛海的所以得到蒋介石“特赦”，其原因可想而知了！）

　　最主要的一套就是“分而治之”，把部下造成几个派别，各霸一行，互不相下，互相对立冲突，而在各大派别之下培植小派别，以资牵制。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地方自治，说是“封建割据”，但在它的内部则造成许多割据局面，不过它内部的割据不是割据一方，而是割据一行；如CC的霸持党务与文化，政学系垄断行政，包办外交，孔宋独揽财政，黄埔系掌握军队，大家都掌握一行，但都不明全盘，而且大家都有向其他部门发展的野心，如CC要染指行政及金融，政学系要夺财政经济权，黄埔系要搞党务文化，一发展即侵犯了别人的势力，就要争吵打架。因为彼此间矛盾很深，就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要取得“领袖”的信任，借“领袖”的势力去压下别的派系。但蒋介石是为了“分而治之”才叫他们独霸一行的，当然不愿意其中任何一派太扩大了，所以常是一压一拉以操纵调剂，不能满足任何一派的愿望。这些派别虽知道蒋介石不是完全袒护他们，但他们却没有办法离开蒋介石的支配，因为树敌太多，常在四面楚歌之中，离开了蒋介石，就有被人打倒的危险。但他们又另有一套办法对付蒋介石，就是你既不能帮助我扩充势力，那末我的事情你也不要多管。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的“手谕”常常没有效果，就是这个道理。蒋政权任何一个办法，总是行不通，或中途变掉了，除一般的机构腐败之外，还有这一割据原因，从上到下，都有“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之气概。据说蒋介石对此也很苦闷，但是他自己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呢？

　　◎何应钦——陈诚——胡宗南

　　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是黄埔系，没有黄埔军校就不能成为军事“领袖”，没有军权就不能成为独裁者。所以他第一位重视的势力是军事。一般所说的黄埔系，又可分为二部份，一是黄埔教官，一是黄埔学生。在两者之间，蒋介石尤其偏重于扶植学生，使他们逐渐取得实权。而在黄埔教官与学生之间又特别扶植浙江同乡，同样资格和能力，浙江人与非浙江人就相差得多。如果资望能力两者不同，只要是浙江人，尽管资望低、能力差，也会不次提拔，地位可能比非浙江人的资望较高、能力较强者为高，权力也可能较大。这也是封建军阀的所以成为“封建”的特征之一，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在黄埔系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后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有陈诚，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的首推胡宗南，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三个代表人物。

　　何应钦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第一次东征时任学生军团长（另一团长为福建人谭曙卿，北伐时做过杂牌军某军军长，后来枪毙了）。和何应钦地位相等的，只有邓演达和王柏龄，邓演达是第三期到第六期的教育长，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民国二十年被蒋所杀。王柏龄是教导部主任，是军事理论家，做教导师长时一战而全军覆没，从此脱离军队，曾一度做江苏省建设厅长，抽了几年大烟就病死了。何应钦则一帆风顺，从第一军副军长、军长、东路军总指挥、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一路军总指挥，成为蒋介石部下第一员大将。当宁汉合作，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也是促成蒋下野的动力之一。当时有很多人顾虑到蒋下台后，蒋的嫡系部队无法统率，会闹乱子，何应钦表示他有把握。蒋介石本来准备做一次袁世凯拒绝南下的老文章，吓一吓西山会议派老朽们的，但由于何应钦的态度也偏于挤蒋下台，因此，就不得不暂时出洋（民国元年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职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议定的条件为袁到南京宣誓就职，参议院派蔡元培为特使，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多方推托，到无可如何时，即嗾使曹锟“兵变”，造成非袁坐镇北方不可的局面，因此孙中山及临时国会即对袁迁就，允许袁在北京就职）。正因为如此，民国十七年春蒋介石重行登台，第一件事，就是把第一路军总指挥部撤销，扩大改组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其下分设三个纵队，以第一军军长刘峙为第一纵队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二纵队总指挥，方鼎英为第三纵队总指挥，何应钦则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从此削去军权。以后何应钦虽历任训练总监、军政部长，但始终没有掌握实际军权。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应钦乘机取得了掌握军令的权力，竭力主张“讨伐”张杨，担任了“讨逆军总司令”，那时何应钦的算盘是最好的：如果因他积极主张“讨伐”而蒋出来了，则他是“救蒋第一功”；如果因他积极“讨伐”（那时何应钦曾下令空军轰炸西安，见“西安半月记”宋美龄的文章，宋到西安去时中途在洛阳对空军演说，再三谆嘱：没有她的命令，不能到西安去轰炸），而蒋死在西安了，则他又是“继蒋第一人”。何应钦所希望的自然偏重于后者，最好是蒋死了，他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封建军阀的头子。可是他那时也很苦，“讨伐军总司令”的名义是发表了，对军队的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有些部队则根本不听他的号令（如教导总队的桂永清等）。他迫得没有办法，只好采纳政学系的建议，任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把实际指挥军事的责任推给刘、顾两人。蒋介石释放之后，又请假一时期始复职，何应钦利用这一机会，在军队中拉拢了一些私人关系。蒋介石复职后，何又尽量争取用人行政上的发言权，蒋介石也不能不多少采纳一些。从此以后，何应钦利用军政部的行政地位，特别是补给品的迟发早发等以扶植自己的势力，如某师师长和他好，听他的话，则可以早发，报销可以马马虎虎；如某师师长不听他的话，与他毫无关系，则报销屡加挑剔，军实品压到最后发——如春天发棉衣，九月发蚊帐之类。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舞弊是一般性，谁都有毛病，而军实品从来也没有都能按时供给过，军政部尽有上下其手的地步，因此有不少军官就或多或少地与何应钦发生了关系。据民国二十九年、三十年的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或师参谋长，有一百三十余人与何应钦有关系的。这个势力可不小，但蒋介石并不着急，因为：（一）那些军官虽与何应钦有关系，但并非专属于何应钦的；（二）何应钦只能在蒋的势力下拉拢一部份军官，而不能拉他们脱离蒋介石；（三）在抗战时期，何应钦的声誉最不好，没有人信仰他，因此不能形成政治上威胁蒋介石的力量。所以抗战末期，虽因罗斯福的提议而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罢免，但仍保留他参谋总长的地位，而且不久又任命为中国陆军（美国装备与训练的一二三四方面军）总司令。

　　何应钦是著名的亲日派，长城战役（民国二十二年）后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与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签订过卖国的何梅协定，连亲日派头子黄郛（时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骂他是汉奸。政治上则与政学系关系最密切，在他和日本军阀办交涉（进行卖国勾当）时，熊式辉和陈仪两人是他的左右手。何应钦在军事上虽毫无特长可说，从来也没有打过什么好仗，但政治手腕却不弱，善于利用别人的矛盾，如利用陈诚与胡宗南的矛盾，白崇禧与陈诚的矛盾，以巩固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何虽军人，但讲话极有条理，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中为口才较好的一个。

　　在黄埔教官中，除何应钦、王柏龄等外，资望较高的有方鼎英，也曾任教育长，因方氏似乎反动手段不够残酷毒辣，所以不久就消沉了。因缘时会而飞腾的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这三个都是饭桶，但由于对蒋介石绝对服从，所以十六年就升做军长，都做过封疆大吏（刘峙河南省主席，顾祝同江苏省政府主席，钱大钧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日本投降后上海市长），但他们都被陈诚追过头了。北伐时期，陈诚仅是一个团长，到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整编部队，陈诚在第四师徐庭瑶部下任第十一旅旅长。刘峙、顾祝同已做过总指挥，当刘峙、顾祝同是“二级上将”时，陈诚还是“中将”，现在刘顾还是“二级上将”而陈诚已是“一级上将”了。抗战初期，刘顾都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顾祝同的三战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但现在陈诚是“参谋总长”，而顾祝同是他下面的“陆军总司令”。陈诚是蒋介石部下将领中擢升得最快的，为什么蒋对陈诚特别重视呢？原因之一就是陈诚和蒋是浙江同乡。“浙江同乡”这一关系，对于每一想在蒋介石独裁集团“飞黄腾达的奴才们”是有极大关系的，如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陈布雷、翁文灏，都是靠了这一关系，所以比其他同时做同等工作的人易于“出人头地”。在军队中，要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特殊提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或教官，第二是浙江同乡。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就很快“高升”了，就是犯了罪过也不要紧；如具备两者之中的第一个条件，那也能升迁，不过比较慢一些，可是不能犯错误，否则就要倒霉；如只具备第二个条件，至少可以保持禄位；如果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升官的希望就很少而倒起霉来却不可限量，说不定那一天会把你“示众”。陈诚比刘峙、顾祝同等升官升得快，就沾了“浙江人”的光（刘峙是江西人，顾祝同是江苏人）。但陈诚的所以得法，并非单纯为了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出卖邓演达，为蒋介石除了一个大劲敌。

　　邓演达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在黄埔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三四五六期中，甚至超过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主张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系与非黄埔系的军人，参加“第三党”的很多，陈诚也是其中之一。黄埔军人是蒋介石的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邓演达则能与他争夺黄埔军人，所以蒋介石最忌邓演达，必欲杀之而后安心。邓演达从德国回来后，住在上海活动，蒋介石虽命令特务去多方对付他，但邓亦颇为机警，终难得手。最后由陈诚出马去找邓演达，因为陈诚是“第三党党员”，党员找党的领导者当然并不奇怪，邓演达与他会面了，陈诚当时表示很好，没有几天，邓演达及十几位第三党的重要干部都被逮捕了，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事，到十一月廿八日邓即被蒋所杀。从此以后，陈诚就一天天飞黄腾达起来，就是犯了错误，蒋介石也特别优容他。抗战之前一年，陈诚身兼三要职：广州行营副主任（主任由何应钦兼，何当然不能去，实权归陈诚，行营参谋长为罗卓英，办公厅主任为林蔚，都是陈诚嫡系）、武汉行营副主任（主任为何成，但蒋介石当面命令何成：“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全归辞修作主，你不准过问。”所以何成是一个傀儡主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实权之大，超过任何军人。抗战以后，权力更大，一身兼的要职，计有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还节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一九四一年因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联合起来反对他，利用“宜昌失守”为口实在蒋介石面前猛烈攻击他，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把政治部部长及三青团书记长两职给了张治中。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以流氓手段要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否则他就不抗日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个要求，以魏德迈代替史迪威，同时也要求蒋介石把显著无效率而不孚众望的部长撤换掉，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不得不更换一下，以敷衍美国政府的面子。当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的时候，蒋要何推荐继任人选，何应钦上了一个签呈，推荐顾祝同继任军政部长。蒋介石看了之后置之不理，何应钦等了几日杳无音信，就托人去打听究竟，知道蒋介石写了四个字在上面是“辞修如何？”何应钦马上另上一签呈，推荐陈诚，于是命令就下来了。一九四六年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时，形式上似乎“国防部”比“军政部”扩大了，实际上则实权操在“参谋总长”之手。“参谋总长”直接秉承“国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不受“国防部长”的节制，“参谋总长”指挥着“陆军”“海军”“空军”“后勤”四个“总司令”，“后勤总司令”所管的“军需”“兵工”，原来是归军政部管的，这样一来，“国防部”的职权比原来的军政部反而缩小了。所以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形式上似乎真是做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继承人”（这个故事下面再谈），实际则是陈诚的傀儡。

　　在黄埔学生中，升官最快，军权最大的是胡宗南，大家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最得意最加意培植的学生，甚至很多人相信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真正继承人。在抗战中统率了四十几万嫡系准嫡系军队，任何一个将领没有他那样多的部队，可是他并不打仗。日本投降后，他的部队东到东北，西到新疆，那些部队虽分到别的地区，但仍遥受胡宗南的指挥，当地的高级指挥官是不能指挥如意的。胡宗南不仅在抗战中毫无功绩可言，就是在十年内战中也没有显出什么能耐，以黄埔学生相比较，讲学问能力不及范汉杰，讲“战绩”则比关麟征差得远，比杜聿明也不如些，但为什么能掌握那样大权呢？同样一个原因，他是“浙江人”。

　　抗战以前，胡宗南的第一军近十几万人，军饷最多，装备最好，一个连有二百人，一个师几近三万，被认为蒋介石嫡系最精锐的部队。八年抗战中，胡宗南只派过一部份军队参加淞沪战役，结果几乎全军覆灭。从此以后，就缩在西北，从来没有打过仗。抗战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四年中，只有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军火源源不断地从新疆运进来，绝大部份用于加强了胡宗南的部队，因为他驻扎在陕甘，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近水楼台先得月”，用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械弹药，对付中国共产党，这是蒋介石集团认为最得意的杰作！不担任抗战任务，而一天天坐大，就是黄埔军人也有很多人心中不服。关麟征曾说过“大概他政治上有办法”，甚至有人因他三十余岁不结婚而推断他“不能人道”，更因此推测与蒋介石有什么“特殊关系”，这只能说是无稽之谈。关麟征说他“政治上有办法”，倒有几分道理，大家知道：“集中营”就是从西安创始的；而著名托匪叶青（即任卓宣，现在已是国民党中委）则是胡宗南的重要干部。在嫡系军人中，实施各项法西斯统治的血腥办法的，胡宗南是首屈一指。这也是胡宗南特别受蒋介石重视的主要原因。

　　在蒋介石的嫡系军人中，只有陈诚和胡宗南两人最得蒋介石信任，到日本投降时为止，能够不等通报直接进去见蒋介石的，除戴笠之外只有四个人，就是陈诚、胡宗南、孔祥熙、张群，此外则连何应钦都要通报后才能进去，不能直闯。陈诚和胡宗南两人因为干的是同一行，所以相互间矛盾很大，彼此都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常常互相攻讦。蒋介石就利用这一点以维持“最高的威严”，陈胡两人要争权，就必然互相竞赛：“谁对领袖更显得忠实”，“谁更尽心尽力于领袖的意图”。何应钦则利用这一点使陈胡二人都要拉拢他以加强自己一面的声势，而在蒋介石面前都不说何应钦的坏话，且进一步代何应钦说好话。直到一九四一年陈诚失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职位时，何应钦与陈诚的关系才搞坏了。

　　◎笨伯“小诸葛”

　　谈到了何应钦、陈诚、胡宗南三个蒋介石嫡系军人，其中牵涉到白崇禧，白崇禧今天已甘心情愿跟着蒋介石为反共反人民而卖力，担任国防部长后，时常飞南飞北，为镇压民变，部署内战出力。人民解放军反攻到长江边之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地区“总司令”，与东北的陈诚，西北的胡宗南同为“三大将”。白崇禧虽非蒋之嫡系，但也有一说之必要。

　　白崇禧是广西系军人的领袖之一，一般认为他擅长军事，智足多谋，绰号“小诸葛”。民国十四年冬，广西的李宗仁、黄绍雄归附国民政府，白崇禧是李黄派到广州去的代表，广西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雄为副军长兼党代表，白崇禧为第一旅旅长（那时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军辖三师或四师，师辖三团，没有旅的一级，但第七军的编制特殊，军下无师，辖七个旅，每旅为两个团，比一二三四五六军兵额较多）。民国十五年北伐时，白崇禧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民国十七年张作霖出关以后，白崇禧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并实际掌握北平政治分会。蒋桂战争桂系失败，李白狼狈返桂，不久黄绍被蒋收买，入南京任内政部长（后调浙江省主席），广西军政由李宗仁、白崇禧主持，并称李白。“九·一八”以后，设西南执行部（党）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政府）于广州。粤桂两省久成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常川驻粤，桂省全由白崇禧主持，尖刻者称李宗仁为白崇禧的“大使”。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失败，西南两机关撤销，粤军改编，广西因内部团结，蒋介石无隙可乘，于是派李宗仁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第五路军副总司令兼广西绥靖副主任（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调虎离山，而把黄绍雄派回广西，结果被桂系拒绝了）。一般人认为李德邻（宗仁）忠厚大度，才不胜德；白健生（崇禧）精明强悍，德不胜才。这个批评并不恰当，李、白两人都是封建军阀，反人民的罪人，根本没有什么“德”之可言，就讲“才”，白崇禧察察为明，目光浅短，斤斤较量小得失，不识大体，无容人之量，是小有才而好自用的人物。接近桂系的某政客，对李宗仁的评语为“大智若愚”四字，虽然称谀太过分，但也有几分道理。民国二十七年徐州撤退就是白部署的，每一辆汽车什么时候走，走那一条路，他都要详细规定，结果情况的发展和他预期的不一样，下面不能机动作主，致突围时狼狈凌乱不堪，损失甚大（这和蒋介石亲自布置淞沪撤退一样，限定某时某刻炸毁昆山东面的青江铁桥，到时候，还有三万兵未过河，炸桥部队以命令时间已到，就执行炸桥，河东的部队因此气愤万分而向河西开火）。白崇禧的“精明干练”大抵如此。“七七”以后，白祟禧到了南京，与蒋介石等商议抗日大计，蒋很器重他，委他做参谋副总长，调桂军北上抗战，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蒋兼一战区长官，阎锡山为二战区长官，冯玉祥为三战区长官，何应钦为四战区长官）。某次蒋介石对他的亲信人员秘密宣布：“抗战一开始，不知何日了结，万一我中途身死，我的位置由白健生代替；白健生如再死，则由何敬之代替。”这一番话很快就传到白崇禧那里，而且有一些蒋介石嫡系人物因为白崇禧已被蒋指定为“第一继承人”而去讨他的好。这个“小诸葛”从此对蒋感激涕零，拼命把广西部队调出北上作战。武汉撤退之后，蒋委白为西南行营主任，节制三、四、九等战区，似乎把东南半个中国都交给他了。但到日寇侵入南宁时，广西境内兵力单薄，只有请调“中央军”入桂，而昆仑关一役，第二军李延年、第五军杜聿明几乎全军覆灭，因此陈诚就竭力攻击白崇禧，结果西南行营也撤销了。那时，桂系军队已损失了三分之二，蒋介石的目的已达到，于是白崇禧就到重庆去当一个毫无实权的参谋副总长。智足多谋的“小诸葛”，被蒋介石稍施诡计，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被玩弄于掌股之上。因此有人把“小诸葛”的“小”字改掉，背地称他为“笨诸葛”。

　　广西军队被蒋介石削弱了，白崇禧虽知道上了蒋介石的当，但他却转而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力，冀求在蒋介石的卵翼下分些残羹冷饭，变成蒋介石的党徒了。

　　◎CC团

　　蒋介石常以“党统”压人，而蒋介石集团的“党”，则向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霸持，一般称为CC系，包办党务、特务、文化部门。后来蒋介石又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法西斯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也搞特务和文化，他们有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在某些问题上还超过CC，因此也渗入一部份势力到党务部门。到民国二十七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就主要由“蓝衣社”主持。因此CC与蓝衣社之间就时常打架。一般又称“蓝衣社”为“复兴系”，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虽叫“民族复兴社”，但民国二十六年以后CC的公开组织就叫做“民族复兴大同盟”，同时汪精卫派的组织也叫做“民族复兴会”，以“民族复兴”为名的有“社”有“会”又有“大同盟”，虽然“民族复兴社”的招牌较老，但单称“复兴”，就容易混淆。“蓝衣社”这个名称虽无明文，但比较普通而含义明确，所以我们仍沿用这个名称。

　　ＣＣ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陈氏兄弟，“陈”字的英文字母第一个是Ｃ字，ＣＣ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中央俱乐部”的缩写。不管是那一个说法对，反正都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因此，在谈及ＣＣ团时，首先谈一谈陈氏兄弟。陈果夫出身商人，前面已讲过他做上海物品交易所时的历史，民国十五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三月二十日”事件后做中央组织部长，北伐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陈果夫在广州任后方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十六年“四·一二”后，又担任蒋记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蒋介石下野时连带去职。十七年蒋介石复职时又任组织部长。经过他的手办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圈定“代表”、指定“代表”等办法，“九·一八”后汪蒋合作，他出任江苏省主席，组织部长由他的兄弟立夫担任；以后担任农民银行理事长及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出身于北洋大学，习采矿工程，留学美国，十七年返国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为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工作的创始人，不久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经过一个共产党叛徒代他写了一本《唯生论》，就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兄弟两人霸持党务，许多党棍子都投其门下，所以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谚语流传全国。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事前蒋介石派戴季陶到广州去征求西南实力派的意见，经西南执行部开会商量后，提出执监委员名单，由戴季陶及邹鲁（西南出席“五全大会”代表团的领袖）带到南京，交给蒋介石，由蒋转交陈立夫，嘱其“照办”。后来陈济棠又以私人名义提一名单，蒋介石因为陈济棠是实力派，初拟迁就陈济棠，把原来的名单更改，后经戴季陶力争，仍决定原来名单，但陈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单人数太多，就指使其喽少投西南派的票。结果第一次投票，有许多西南要人没有当选，而“中央党部”的秘书科长（如方治、萧同兹、张冲、徐恩曾等）都当选了中委。蒋介石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已亲自答应，威信有关，于是第二次要选出的八十人，不再经过投票，一律由主席团指定，才了此一重公案。陈立夫操纵选举还不仅如此。那次选举的票数发表时，陈立夫所得的票数仅比蒋介石少一票，已使人觉得很奇怪，实际上陈立夫所得的票数比蒋介石还多四票，陈立夫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亲自在黑板上擦去一个“正”字（五票），所以比蒋介石少了一票。这一件事当然就马上有人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陈立夫太“权高震主”，自己感到威胁了，民国二十五年初，要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消息灵通，就躲入天目山“养病”，托了许多人去向蒋介石说好话，动员了他的叔母（陈英士之妻）去说情，那时陈英士的独养儿子学空军跌死了，陈英士的老婆去向蒋介石哭，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火头过了，想起陈立夫反共有功，于是表示谅解，陈立夫的“病”也就好了。以后蒋介石就把朱家骅代替陈立夫，而调陈立夫去代王世杰为教育部长。

　　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的“德政”就是变学校为集中营，一方面制定教授的黑名单，命令各大学把进步的教授解聘，或不许续聘；一方面利用战区学生的生活津贴收买走狗，致规规矩矩求学的青年，饥寒交迫，所领津贴无论如何也吃不饱。重庆川东师范有一个大防空洞，成为陈立夫拘禁青年的牢狱。民国二十九年重庆发生大隧道口被炸坍窒死数十人的大惨案，国民党政府因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说要整顿一番，陈立夫是委员之一。人家怀疑陈立夫和防空洞能发生什么关系，国民党的中央社宣布：“陈部长是专家”，人们不知“专家”的意义从何而来，陈立夫虽学过采矿，许多年来早忘掉了，后来经人点明，原来是使用防空洞的“专家”，不仅“专”而且是“发明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那样使用防空洞的。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为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国民党的反动坚决性，又将陈立夫与朱家骅对调，陈立夫回任组织部长，朱家骅做教育部长。

　　CC的所以为蒋介石所倚重，主要原因之一是最早搞特务。民国十六年的“一一·二二”惨案就是陈果夫布置的，蒋介石借此把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压下去了。在这以前，西山会议派常以“反共先辈”自命，他们是“先知先觉”，蒋介石是“后知后觉”，处处倚老卖老，蒋介石不易独断独行。经过“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重行上台，声势就大不相同。国民党中央开会的时候，对重要的案件，陈果夫老是说：“这要征求总司令的意见，再好决定。”胡汉民虽曾发过牢骚：“究竟是总司令听命于中央，还是中央听命于总司令？这样做法，不是爱戴介石而是害介石的。”可是毫无办法能改变这种一切以蒋个人意志为依归的作风。后来就专设一个特务机构，专作对付共产党的执行机关，叫做“调查科”，隶属于组织部，由陈立夫亲自领导，科长为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曾留美习电气工程），在重要城市的公安局内设“调查室”，直接听命于陈、徐。以后又在各省市党部内设调查室，特务网的布置遍及各县区，这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民国二十一年以后，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内设了两个特务部门，第五科由邓文仪主持，第六科由戴笠主持，以情报为主，因邓文仪的成绩不及戴笠，特务工作就归并给戴笠（另外一个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为康泽的“铲共义勇队”，一般工作限于在苏区“清剿”）。戴笠的特务系统一天天扩大，与徐恩曾领导的特务系统就发生了冲突，矛盾日益尖锐。民国二十五年，蒋介石就把他统一起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曾任南京警察总监）为副局长，徐恩曾为第一处长，戴笠为第二处长。名义上虽统一了，实际上第一处与第二处还是互相打架。到二十六年又分为两个“调查统计局”，一属中央党部，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一属军委会，以贺耀祖为局长，戴笠为副局长。两个局长都是挂名的，实权都操在副局长手里。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徐恩曾做交通部次长，由叶秀峰（也是学工程的，曾任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江苏省建设厅长、正中书局总经理、国民党中委）任副局长，其后即升局长，实际工作则由郭紫峻负责。在抗战时期，CC的特务工作“成绩”远落在蓝衣社之后，对日情报固然毫无建树，就是以专门干的“反共”工作，也不及蓝衣社，囚禁并磨折爱国青年的集中营劳动营，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蓝衣社的，CC掌握的不足三分之一。CC特务系统人员投降敌人的虽为数甚众（著名的如丁默村、李士群等等，丁默村投敌后即与蓝衣社联系），但对CC毫无“贡献”，CC其他投敌要员，如周佛海等，以后即与戴笠发生关系。所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了一道密令：“在收复区，只准军统局有行动权，中统局只准做报告，不准行动。”因此，中统局劫收的财富比军统局要少得多，在声势上也相形见绌。一九四六年戴笠堕机毙命，军统局（已并入国防部）群龙无首，各不相下，中统局始乘机扩展，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声势。

　　CC的另一特务工作，就是在学校中建立特务组织，抗战前在上海各大中学组织的叫做“青社”，最初由吴醒亚领导，吴醒亚死后由潘公展领导。“青社”的社员，由CC发给手枪，可以随时威胁教职员和同学，加入了“青社”，可以不上课，不考试，照常升级，照常毕业，毕业后升学或就业，都由CC所把持的行政机关负责，每月还有二三十元津贴，足够在小舞场中夜夜跳舞。中学毕业会考，过去是很严格的，有很多学生为了应付会考，逼出病来，但“青社”社员在考试前可以先偷题目，考试后又有“特别加分”，只要有三十分就好加到六十分，会考就及格了。所以就有一批浮薄青年，加入这个特务组织。加入之后的工作，就是监视有正义感的爱国的进步学生与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教员，随时做情报，今天说甲“反动”，明天说乙是“人民阵线”。那时在上海各大中学都有，大学中尤以暨南大学为最嚣张，暨南大学校长白鹏飞在礼堂讲话，特务学生掏出手枪来，喊“滚下去，滚下去！”白鹏飞不安于位，于是由CC的何炳松去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后，带了一批CC特务去当职员及教授，但特务学生仍极嚣张，致好几次由吴醒亚亲自赶去解释。暨南曾发生一个笑话：训导处规定学生不准一人住一间宿舍，必须两三个人合住一室，但有许多学生霸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让别人搬入。训导处职员去干涉，一个学生把袋一拍：“老子有手枪，老子不搬！”训导处职员也把袋一拍，说：“老子也有手枪，老子一定要你搬！”民国二十五年的复旦大学风潮，就是潘公展想做复旦大学校长，而策动特务学生捣乱而起。CC团这套行动使许多旧社会的士绅学者（甚至如国民党老党员、曾任江苏民政厅长的胡朴安等）都一致认为是“贼夫人之子”（害人子弟）。

　　CC的领袖除陈果夫立夫兄弟外，重要的有朱家骅、谷正纲、程天放、余井塘、张励生、李宗黄、张道藩，其次则有叶秀峰、潘公展、吴开先、徐恩曾、方治、萧同兹、程沧波、马元放、赵棣华、李中襄、许孝炎、陶希圣、陶百川、许绍棣、项定荣、罗霞天等。陈布雷的主张态度，与CC沆瀣一气，但他直接受蒋介石的支配，只能算是半个CC。在上述诸人中，有些已脱离二陈（如朱家骅），或与二陈貌合神离（如程天放），或脚踏两头船（如张励生），但他们都是CC出身，本质上立场上与CC没有分别，所以仍归入CC。

　　朱家骅，字骝先，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为吴兴同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参加民国十五年北京“三·一八”运动，其后与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先后到粤，助钮永建、叶楚伧办“中央学术院”。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朱任副校长，北伐后任浙江民政厅长（时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朱原与张静江关系很好，后因闺阁暧昧事件与张积不相容，朱泣诉于戴季陶，戴言于蒋，民国十九年秋冬间，张、朱乃同时去职。朱回南京后即成为CC的要角，曾一度任交通部长，抗战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日寇陷杭州，朱已狼狈西逃，因战事紧张，蒋又派黄绍雄回浙主政，朱内调代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其后又转任组织部长。朱在担任秘书长与组织部长任内，不断将各省市党部书记长调入中央训练团受训，而派其私人代理，在CC团中单独形成一派，脱离二陈而自树一帜，人称为“新CC”。在国民党内部，朱家骅虽有一部份势力，但比起二陈来却相差甚远，不能起决定作用。蔡元培逝世后，朱因北大关系，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四四年与陈立夫对调，任教育部长。朱为著名亲德派，苏德战争发生，与德使馆人员相约在新疆见面者（意即德国完全打败苏联，德军进入中亚细亚而到新疆边境，他们到新疆去庆祝德国的胜利），朱家骅亦是一个。

　　谷正纲原来是汪精卫部下的一员大将，民国二十一年汪蒋合作，谷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其后社会部成为行政院的一部，谷仍任部长。由于反共反人民极为坚决，即与CC合流，汪精卫投敌后，谷仍留重庆供职，蒋对他更为信任。民国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恒源（问渔）、冷（御秋）拟成立一政治团体，定名为“国讯同志会”，黄等与蒋谈及，蒋说“可以”，即由黄、江、冷三人出面写一文件呈蒋，蒋亲笔批“交社会部依法办理”，黄等就持交谷正纲，要办理立案手续。谷正纲与陈立夫、朱家骅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不让组织，但既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又没有任何借口不准组织，于是就由谷、朱两人去恫吓黄、江、冷三老，说：“共产党太厉害了，我们国民党有五十年政治斗争历史与经验，还搞不过共产党，你们要成立一个政治团体，一定会被共产党操纵，那时我们固然不好办，你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黄炎培经此一吓，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评国民党一顿了结（民主政团同盟于民国三十年春夏间成立时，原定由黄炎培任主席，黄因“国讯同志会”未组成，他没有“政团”，未加入同盟，其后民盟名称删去“政团”两字，黄始参加）。

　　程天放原为陈果夫的重要干部，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程为秘书长。其后CC排挤政学系的民政厅长辜仁发，程天放认为一定由他继长民厅，但陈果夫却因余井塘更为忠实而给了余井塘，程天放因此一怒而去职，其后即投奔政学系，曾一度任中央大学校长，又出任第一任的驻德大使，闹了不少笑话。以后就不大活跃了。

　　余井塘本非国民党党员，民国十六年从法国回来找不到职业，经西山会议派收容，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十七年春蒋复职时，陈果夫回任组织部长，西山会议派的职员都去职，独余井塘因怕失业而留在部里不走，因此受陈果夫重视，由干事而总干事，而秘书，而主任秘书，而中央执行委员，而组织部副部长，而江苏省民政厅长，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余在CC中为庸材之尤，但以盲从为二陈所赏识。

　　张励生在“九·一八”后任国民党河北平津特派员，专作逮捕进步人士及威胁意志薄弱者“自首”等特务工作，原属CC在北方的健将，其后则与陈诚关系密切，因此抗战后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副部长，又一度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日寇投降后任内政部长，并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八代表之一。一般称张励生为“三陈系”，因他的老板不仅为陈果夫立夫兄弟，另外还有一个陈诚。

　　李宗黄是CC中的“县政专家”，国民党的“新县制”，大部出于李宗黄主持的“县政研究委员会”所规划，因此得任€南省民政厅长。民国三十四年杜聿明驱逐龙云，由李代理€南省政府主席，“昆明惨案”即李与关麟征二人合演的“杰作”，为罪魁之一。

　　潘公展与二陈为吴兴同乡，曾任《申报》记者，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以后始加入国民党，因同乡关系得两陈引援，历任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长、秘书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主办《晨报》。为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二十四年因得罪孔祥熙而停刊。“八·一三”抗战时，利用社会局地位，与杨虎（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警察局长兼戒严副司令）狼狈为奸，勒索工商界，非缴纳几近半价的贿赂，不许搬出闸北货物，十一月国民党军撤走时，放火烧光，致损失六万万元以上（当时汇价相等于二万万美元）。上海商人曾致电蒋介石：“请斩蔡潘以谢沪人。”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日寇投降后回上海任“市参议会议长”。

　　吴开先在大革命时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校对，一度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后首先叛变，成为反共特务的主要人物，因此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总干事而组织部长，而常务委员，成为上海的“党皇帝”，并操纵黄色工会。潘公展任教育局长时，用人行政全由吴开先主持。其后与潘矛盾甚尖锐，曾散发传单，宣布潘公展十大罪状。抗战后退至武汉，任CC的公开组织“民族复兴大同盟”书记长。汪精卫叛国后，吴开先系的上海市党部委员自书记长蔡洪田以下，汪曼云、黄香谷等完全投敌，吴关先即到上海主持国民党“党政统一委员会”，与敌伪勾结，太平洋战争后以“被捕”形式投敌，不久即由敌伪送回重庆，从事诱降活动。日寇投降后任上海市社会局长。

　　程沧波，名中行，原来是研究系，《时事新报》主笔，批评国民党以尖锐著称，蒋介石曾公开在纪念周上骂过他，其后即受国民党收买，出国“考察”后任《中央日报》社长，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继程天放为秘书长。西安事变时痛骂张学良，从祖宗三代骂起，宋子文曾当面指斥他没有报格说：“你究竟是骂张学良，还是骂政府？张学良如像你所骂的一向极坏，政府就不该用他，责任就不在张学良而在政府了。”程私德极坏，其属员眷属之年轻貌美者，辄多方勾引，不理人口。民国三十年任监察院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任江苏监察使。

　　张道藩，曾留学法国，习美术，为CC主持文化工作，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桂系何民魂任市长时），内政、教育两部次长，抗战后曾制造各种御用文化团体。但久不得升官发财，因此跟老画师齐白石学画，时发牢骚，蒋介石曾骂过他“愈老愈糊涂”。

　　马元放（原名饮冰），最初在南京市政府任编审，受知于张道藩，投入CC，出任江苏省党部委员。抗战后任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江苏省教育厅长。民国二十九年在上海被捕即投敌，民国三十二年由周佛海派回重庆。日寇投降后任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兼南京市副市长。

　　赵棣华为CC掌握财权的大员，陈果夫任江苏主席时任财政厅长，抗战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陶百川出身小学教师，“四·一二”后从干事秘书而上升为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因私自拘捕北平学生代表，为上海人民法庭所通缉（由市长张群亲笔签署缉捕令）。民国二十二年上书陈立夫请求出洋留学，中有“他日学成归国，决不如羊公之鹤，对客不舞”（意思说一定为你出死力）。那样的信竟公开刊于上海市党部的机关刊物中，真是无耻之尤。抗战后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其后回重庆任《中央周刊》社社长，专门造谣，甚至说：“共军刘伯承部袭击国军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即刘伯承邯番号）。

　　其他诸人，叶秀峰、徐恩曾前面已谈到过，方治（安徽人）原任宣传部秘书，抗战后一度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后代吴绍澍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萧同兹为中央通讯社社长，蒋冯阎战争随张群、吴铁城出关活动张学良入关。李中襄、许孝炎为抗战期中的参政员，与陶百川为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党团负责人，许孝炎为宣传部主任秘书。陶希圣为著名汉奸，众所共知，无庸介绍。许绍棣（即与郁达夫之妻王映霞通奸者）、项定荣、罗霞天均为浙江党阀。

　　◎蓝衣社

　　“蓝衣社”这个名称是非正式的，是刘健群提出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有‘黑衫党’‘褐衫队’，我们就来一个‘蓝衣社’。”据说那时蒋介石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成了悬案。不过，照后来蒋介石办事的惯例，凡属于法西斯统治的，不驳斥的就是赞成，就是默许（他决不公开批准，留一把柄给人；以便到应付不了的时候可以推说“不知道”或“我没有许可”，就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也可以说是半公开的正式的名称。至于公开的名称则为“力行社”，蒋介石的喽们不是常宣传“领袖的力行哲学”吗？就是这个社名的来源，“力行社”的外围团体有两个：一个是“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全由黄埔学生组成（后来又发展到陆大学生）；一个就是“民族复兴社”，则包括黄埔与非黄埔系的份子，军人与非军人，范围较“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为广。所以也有人说：蓝衣社的组织分为三层，核心是“力行社”，中间一层是“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外围是“民族复兴社”，也有道理。

　　“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这一名称原是黄埔军校初期进步的左派的组织，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相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为西山会议的组织，黄埔军校中以何应钦与缪斌两人为文武两领袖，但声明与西山会议无关，因此何、缪两人在民国十五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均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所谓“孙文主义”，就是根据戴季陶所著《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一书，说孙中山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的）。蒋介石盗窃这一名词，用到法西斯团体上去，不仅无耻，而且恶毒。他的目的就是在欺骗一些年青人，把他自己的罪恶统统推到别人身上去，除基本方面以反共反人民为中心，凡是可以把责任推给共产党和人民的，统统推到共产党和人民外，对许多国民党统治无可掩饰的罪恶，推之于其他派别（如桂系军阀、冯阎、东北军、西北军、西南军人等等），不能推给其他派别的，就推到CC、政学系或宋子文、孔祥熙身上去，而蒋介石本人则是“尽善尽美”的。所以，许多狂妄而愚蠢的黄埔军人，对于腐败糜烂的国民党统治，总说“这不是‘领袖’的意思，是那些‘左右’把事情搞坏了，‘领袖’也很苦闷。”这当然只是黄埔系中下级人员的迷信，至于上层份子，他们熟悉蒋介石的一套（一面骗取黄埔军人的信仰，一面又借黄埔军人以控制他系），就利用以猎取权位，一朝权在手，搜刮掠夺比CC、政学系等更为穷凶极恶，如日本投降后第一任淞沪警备副总司令李及兰，公开绑票，民族资本家申新纱厂，茂新、福新面粉厂的主人荣德生被绑，以五十余万美金赎出，就是李及兰主使。因为这件事闹得无法掩饰，李及兰才被撤职的。

　　◎“十三太保”

　　蓝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谓“十三太保”（沙陀国王李克用有子及义子十三人，称为“十三太保”，“太保”等于清代的“贝勒”，即“王子”之意），著名的有曾扩情、贺衷寒、酆悌、戴笠、康泽、邓文仪、刘健群等，另外还有潘佑强等几个不著名的人物，其中除刘健群一人外均为黄埔学生。刘健群在抗战时期因受黄埔系排挤，曾一度出家做和尚（表面的原因是为了失恋）。曾扩情、刘健群、贺衷寒三人均做过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主持过部队政训工作（即部队中的特务工作）。曾扩情于民国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训处长”，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没有逮捕他，他自告奋勇，在西安广播电台广播，号召蒋系军队拥护张副司令、杨主任的主张。蒋介石被释放后，曾扩情也到了南京，上了一个万言书，解释他在西安时行动的用意，在保护蒋的生命，并如何发生作用。蒋介石在呈文的后面批了四个字“无耻之尤”，把曾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去关了好几个月。酆悌于抗战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七年放火烧毁长沙全城，因此被枪决。火烧长沙城后，谣传放火的目的在出其不意地烧死周恩来将军，因为武汉失守后周将军那时在长沙，而国民党要人则不是到了重庆，就已到了衡阳，放火的命令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与酆悌商定下的，执行者是酆悌。出事后舆情大哗，蒋介石派员去查办，张治中和酆悌商议，由酆悌承认全部责任，张治中可以从中斡旋，理由是如果两个人都牵涉在里面，就没有人好发言，酆悌一人担当了，张治中就有权发言了。酆悌同意这个办法，把一切责任承认下来，并在调查报告上签名画押，查办大员马上取出蒋介石的手令来，上面有八个大字：“查明主犯，立即正法。”酆悌才知道上了张治中的大当，临刑时大骂张治中做了圈套害他（另有人传说：枪决的不是真酆悌，真酆悌放走了。理由是酆悌死后，他的老婆几乎没有哭过。此说不足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蓝衣社常做假事情，惯于偷天换日，所以有此传说流行）。因此，蓝衣社活跃的人物，就只有贺衷寒、戴笠、康泽、邓文仪四人，关于这四个人的故事，在叙述蓝衣社的主要工作时分别讲到。

　　◎制毒筹款

　　蓝衣社的工作，可分为：调查（情报）、行动（监视、禁锢以及暗杀）、组训、筹款四大类，尤以情报与行动为主，筹款则比较简单，除财政部拨给军事委员会的巨额机密费，及向各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索取报效（实际类于摊派，如借口举办事业，代募股金，或收买货物，代垫货款等）外，主要就是制造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抗战之前，上海就有两个大规模的制毒机关，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直接经营的；一个设在南市保安队队部里面，是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经营的，要缴纳一定的利润给蒋介石作机密费用（即蓝衣社特务费）。后者的开始，是在蒋介石自兼禁烟总监，雷厉风行地禁烟之后，在汉口抄到一批鸦片土，有五十余万两（是四川军阀的，他们贩运这大批烟土，没有和蓝衣社合作，所以被抄没了），蒋介石就交给孔祥熙去制造吗啡，孔即转交给吴铁城（那时的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和杜月笙办理。这个吗啡厂就设在南市一个保安队的中队部，当然十分保险，没有任何人敢去碰它。这个事情很秘密，怎样会暴露出来的呢？因为上海市保安队（杨虎统率的）不知道浏河的吗啡厂是蓝衣社开设的，想去发横财，把这个吗啡厂抄没了。后来杨虎和吴铁城知道了，把抄没的东西大部份发还，但“太保”们认为奇耻大辱，就采取报复行为，冲到保安队所保护的吗啡厂去，把毒品和制造机器都搬走了。这样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上海市知道的人就不少。吴铁城因为他的吗啡厂是蒋介石批准的，当然于心不甘，但蓝衣社却提出证据，说五十余万两烟土早已过头了，过去虽是“奉命”，现在却是私造，制毒贩毒成为蓝衣社的独占副业（抗战中期，一九四○——四一年，蒋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严厉禁烟”、没收了二千余万两烟土，结果贴上“军用品”的封条，运到广东去转销于沿海各省，这次由孔祥熙与蓝衣社合作，没有内哄起来）。

　　◎贺衷寒与邓文仪

　　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蓝衣社份子常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别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因此判定谁是“不稳”份子，加上种种帽子。这一工作，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衷寒之前这一职由国民党中宣部叶楚伧兼任），一开口就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是一个极端狂妄的人。据说他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顾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反共理论。抗战后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现任“国防部新闻局长”，蒋军中的政训机构现已改变名称为“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上面曾说过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份工作被戴笠所并吞了。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是民国二十一二年的事）。后因航空署长徐培根火烧飞机场案件，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八万元钞票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并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两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在交易所扣我用去外，只剩下这八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先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吓慌了，就把八万元收进了，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但另外有人报告蒋介石，徐培根撤职后，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文化建设学会”就为CC所主持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后来投敌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逆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匪叶青。叶青在CC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以反共有功被提拔为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后，邓文仪才逐渐取得重要地位。

　　◎暗杀专家

　　情报工作与行动分不开，主要由戴笠负责。戴笠（字雨农）在黄埔学生中班次较低，资望较浅，但实权则最大。在抗战之初，戴笠的阶级是上校，但他的部下却有不少“少将”，还有经过他保荐而做民政厅长的，当然他是最得蒋介石信任的。蒋介石对他所以特别信任，其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他是浙江人。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国民党特务的中心机关，其工作分为下列几方面：第一位的当然是对付革命党派与革命民众，其方法为阴谋破坏与血腥镇压，从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收买威胁、打入内线、做情报、分化破坏，到行刺暗杀，以及勾引极少数败类叛变，还有制造假团体、假冒进步、淆惑群众等，这是阴谋的一套；另一套则为监视、绑架、非刑拷打、劳动集中营，以至活埋枪杀，这是镇压的一套。关于这方面，大家知道得很多，无庸细说。其次是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份子、智识份子，或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者，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以至于暗杀，如对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马叙伦等。其次就是对付地方势力，那些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分别，同样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但不愿为蒋介石所并吞，因此内部有矛盾。蒋特的方法，分为：刺探内情，收买分化，造谣挑拨，配合军事压力，造成内哄，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时则加以毒害暗杀，如对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及四川的刘湘。刘湘的死得不明不白，已成公开的秘密；鲁涤平则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中风而死，明白真相者甚少，需稍加叙述：民国二十四年蒋特刺杀史量才于沪杭国道，蒋介石为掩人耳目，令鲁涤平严缉凶手。鲁涤平奉令后果真认真查缉，而这个暗杀案做得并不机密，杭州、海宁一带的人民都知道凶手坐的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汽车，主要布置这一暗杀案的是警官学校的教务主任赵龙文（警官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校务主任即实际校长是戴笠）。这一来，蒋介石和戴笠都慌了，怕重蹈袁世凯刺宋教仁的覆辙（民国二年袁世凯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总统府秘书洪述祖布置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上海北火车站，事后为掩人耳目，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凶。程应将真凶捉到，把赵秉钧、洪述祖等的往来电报和其他证据都抄查出来，加以公布，使袁世凯非常狼狈，结果毒死赵秉钧，洪述祖最后亦被正法），于是先下手为强，将鲁涤平毒死。鲁涤平的猝死，他的如夫人曾看出疑点来，于是第二天她也死了，说是“殉夫”。再其次是监视嫡系与准嫡系，如前面所说过的卫立煌赌钱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如果那一个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势力，或代替蒋介石做了比较重要的机密工作，那就要遭杀身之祸。前者如杨永泰之死，后者如唐绍仪的惨遭横死。抗战以后，蒋介石为刺探日寇的“和平”条件，叫唐绍仪在上海与土肥原住来，土肥原要唐绍仪“出山做总统”，谈好了许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条件，后来又到北平去劝吴佩孚，要吴佩孚做“副总统”，吴佩孚也敷衍他：“如唐少川上台，我也可以考虑。”土肥原回东京覆命，说“唐、吴均肯出山”，日本政府就命令土肥原来华“导演”这出傀儡戏，而唐绍仪以刺探日本态度的目的已达到，向蒋介石报告了，任务已完，拒绝与土肥原见面。土肥原无法交代，就通过陈中孚与蓝衣社合作刺唐，而蒋介石正要杀唐以灭口，于是把七十几岁的唐绍仪用利斧劈死。唐死后，蒋介石政府下了一道褒奖令，但刺唐的凶犯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因为是“中国政府机关人员”，以“驱逐出境”送到宁波完事。为了这件事，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曹某也被蓝衣社暗杀了。最后则为国际情报，除派遣大批特务出外做“见习领事”与“领事”（从民国二十六年开始）之外，没有什么特殊业绩。

　　以戴笠为首的蓝衣社特务系统，除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两个（实际是一个）公开特务机关外，还有几个重要部门：第一是警察，从杭州警官学校开始，逐渐遍及各大都市，这一方面以曾任内政部次长、警务署长的唐纵为第一号狗头，戴笠死后即由唐纵负责。第二是武装部队，抗战时期为“忠义救国军”，日寇投降后大部份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这一部份原来是抗战开始时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搞起来的，绝大部份为地痞流氓，抗日毫无用处，殃民则有余，因此声名狼藉，为了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蒋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戴笠发急了，就求救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荐马志超当“总指挥”，才算保留下来（抗战时期还有一个“交通监察处”，旅客往来，特别是买飞机票，一定要经它批准，但实际上即由军统局兼办，不过有一个公开名义而已）。第三是联络参谋与谍报参谋，上自军委会军令部，下至各级参谋处，大部份是军统局可以直接指挥的特务。第四是宪兵，所谓“中央”嫡系的宪兵团几乎全是特务，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则和戴笠系统有矛盾（因争权夺利），不能完全指挥如意。

　　以“铲共义勇队”起家的康泽，资格虽高于戴笠，但他极端死硬顽固，而且专信任他的四川同乡（最相信是同县而又是中学小学时同学的），只要是同乡同学，不论是怎样饭桶，都得到重用。抗战以后就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处长，三青团是他的势力范围。虽然其他部门也渗杂一些康泽系统的人，因为大部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才，所以作用并不大。由于康泽一贯是最最坚决反共反人民，所以始终得蒋信任。

　　◎“国际情报”

　　戴笠所主持的情报工作，从封建势力的内部来说，是比较强的，他供给了很多材料——地方反对派的，其他派系的，一直到嫡系干部的言论行动，蒋介石都能相当了解，比CC的中统局要强的多。但对于外国的材料，特别是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则非常贫乏，他虽然派了一些人与日本法西斯勾勾搭搭，也没有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亟于要明了日本的真意向，以便决定或战、或降、或拖，单靠戴笠没有用，于是叫政学系的王生（抗战开始时驻日大使馆参事）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情报机关，叫做调查委员会，因为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所以王生就叫做“最高调查委员会”（其公开的业务机关叫“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既然是“最高”，他就要统辖军统局与中统局，当然蓝衣社与CC决不肯买帐，这一幕政学系与蓝衣及CC斗法争权夺利的纠纷，也就不了了之，依然各干各事。王生的“最高调查委员会”就专做国际情报，尤其是以搞日本的材料为主，因为王生本人是“日本通”，政学系又是专作对日交涉的亲日派，有很多故旧亲朋在日寇方面做事，他再派一些人去，所以的确也搞到一些材料，曾得过蒋介石的夸奖。这一件事使戴笠很不满，他跑到香港去，召集他的部下训话：一定要把日本方面的情报搞好，可以多化钱，多派人，无论如何不能让王生占先。

　　戴笠派了一些人到上海去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个是他第三个小老婆的弟兄，毫无能力，是因裙带关系而录用的；上海区负责的人因为他是“老板”（军统局人对戴笠的称呼）的小舅子，就派他管档案文件（包括秘密单据）。戴笠对军统局的职员，待遇很苛刻，主要靠在外敲诈勒索，而内勤则靠吞没外勤的奖金津贴或勒索报效；而上海是沦陷区，鼓诈较难，那个小舅子当然毫无生财门槛，一个月拿八十元薪水，不能享受上海的繁华（那时物价虽仅较战前高一倍，八十元只够吃饭零用，看戏看电影也勉强，更说不上跳舞嫖赌），很不痛快。恰巧那时由陈立夫派出当汉奸的李士群，在沪西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主持“特工总部”，设法找上了这个宝贝，每月给他二干元，“二千元”是“八十元”的二十五倍，超过两年的薪水，于是戴笠的小舅子，就把蓝衣社的文件毫无遗漏地每种都偷出给李士群，连每月领津贴的人员名单，真名假名，统统给了李士群，结果是蓝衣社在上海的人员，一网打尽，连上海区的主任陈恭澍也投敌当汉奸了（蓝衣社投敌的早有王天木和忠义救国军副指挥何某等）。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欧战的局势扭转了，戴笠的工作机关靠了陈公博（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徐逆天深就是戴笠系统）、周佛海、丁默村（伪社会部长，后任伪浙江省长，原为CC特务）的掩护，才重新建立起沦陷区的联系来。周逆佛海的所以拼命争夺上海伪市长一职（汪逆死后陈逆公博代理伪主席，所遗伪市长一职，引起群丑逐鹿，那时周逆大有宁可不做伪财长，非做伪市长不可之概），就是执行戴笠的指示，周逆到任后，曾致电戴笠，请求“蒋主席加委”，戴笠答应他“何时反正，何时即加委”。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周逆的“别动总队指挥”名义就是戴笠委他的。后来周逆与丁逆默村、罗逆君强等解送重庆，实际是戴笠护送去的。

　　◎戴笠二三事

　　戴笠系统以军统局为主，又是中美合作所，又是忠义救国军，又有警察，又有宪兵，“捉”汉奸，封房子，都是他做，所以日寇投降后在沦陷区大发“劫收财”。戴笠到上海后，曾召集他的部下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新宅，造好即抗战爆发，自己没有住过。那时中美合作所即设在该处）训话，门口停了四百多辆汽车，塞满了几条马路，可见“发财”的广度与深度。戴笠自己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所以说：“我给诸位的钱，决不够坐汽车（实际上连吃饱饭也勉强），但诸位都有汽车坐，可见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指廉洁奉公），我们也不能做到。”

　　戴笠是蒋介石所最信任的人，但蒋介石发起脾气来，就挥拳捶他，一面捶二面骂“你是混蛋，你这混蛋！”戴笠能恭敬地站好了让蒋打；回去后就如法炮制捶他的部下，他被打了十拳，回去就打他部下四十拳、五十拳。当他打部下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互相交换着目光，好像说：“今天老板又受了老头子的气了。”戴笠堕机身死，蒋介石曾大哭过几场，对他的作用实在太大了，没有人能够真正代替他。

　　◎政学系

　　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当蒋介石与日寇勾搭时期（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战初期），政学系是执行“亲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卫一派（郭泰棋、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几乎全由政学系包办、如黄郛、张群、陈仪、殷同、陶尚铭、蒋作宾、许世英等。抗战初期，地方长官中政学系占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辉、福建的陈仪、贵州的吴鼎昌、四川的张群、广东的吴铁城、浙江的黄绍雄、上海的俞鸿钧、青岛的沈鸿烈，其他各省主席虽非政学系，而民政、财政、建设三厅长及其他省府委员与各行政督察专员（简任职）中，政学系的人物常占半数或半数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战前后则有张群长外交（行政院副院长），吴鼎昌长实业，张嘉敖长铁道、交通，翁文灏的秘书长（吴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继任经济部长），徐堪的粮食，后来俞鸿钧又代孔祥熙长财政，而何应钦则是准政学系，所有重要部门，大部几全为政学系所盘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政权依赖美国，政学系也插足于对美外交。日寇投降，台湾与东北重归版图，这两处都有重工业基础的，在经济上外交上都关系重大，又是熊式辉当东北行辕主任，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

　　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中于“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当然也有极庸碌的，如吴铁城、蒋廷黻之类），比蓝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来，也巧妙得多。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顺着大势走，谁得势，就帮谁说话，帮谁做事（这当然是专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内部势力的消长而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权位，保持权位。它可以为统治头子做许多丧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路不通，马上又会装作“正人君子”，真是“悲天悯人”，这样，就不至于走上了绝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学系能够团结一群不属于其他派系的老政客与新政客（如过去的翁文灏、胡适等，后来的王云五等），以及吸收原来所属派系已失势或没落的人们（如原属汪系的王世杰、郭泰祺）。政学系没有形式的组织，对每一个成员除升官发财的利害关系外，也没有一定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随人而应变，以达到投机取得最大权利、避免吃大亏的目的。

　　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绪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时，狼狈不堪，岑春煊率了两营兵赶到“扈驾”，因此连年升擢，做到总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是三个大部份联合而成的：第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华侨及广东的会帮（三合会）和一部份知识分子为主干；第二就是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会帮（哥老会）、新军及知识分子；第三是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主要为江、浙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首先脱离同盟会而成立统一党，不久即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合作而合并为共和党，这是同盟会中的极右翼。黄兴、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以为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就能使封建军阀就范，因此民国初年由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大收党员，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以为国务总理非他莫属（他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挟着“大政方针”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车站就被袁世凯刺死了。接着赣、皖、湘、粤国民党四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胡汉民）及南京留守黄兴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失败，国会也被解散，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民国二年）。以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始终没有参加，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当时国内发生参战与中立、助英与助德的争执，黄兴即组织“欧事讨论会”，并把岑春暄（广西的大官僚大军阀，在粤、桂、滇、黔等省有势力）拉进去以增厚力量，实际上就是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原来国民党议员就分为三派：中华革命党系统的叫做“丙辰俱乐部”（民五岁次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褚辅成、田桐、白逾桓等；“欧事讨论会”一派的叫做“政学会”，其主要人物有汤漪、孙洪伊、杨永泰等，即拥戴岑春煊为首领；另外一派摇摆投机的叫做“益友社”，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议长吴景濂，亦其中的一员。民国六年督军团迫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讨平张勋之后，用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之策，宣布“法统中断”，认为旧国会已失时效，另行召集“临时参议会”，另办一新国会“选举”，于是西南成立护法政府，孙中山因处处受粤、桂军阀（莫荣新、陆荣廷等）的阻遏，离开广东，岑春煊即成为护法政府七总裁的领袖，护法国会中政学会议员最为活跃，此为“政学系”名称所由来。

　　从“护法国会”之后，政学会议员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军阀，有的从事社会事业。北伐以后，政学系人物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的为黄郛与张群。黄郛与蒋为浙江同乡，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为蒋介石的上司，北洋军阀时代曾因冯玉祥的推荐一度任外交总长。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黄郛为第一任上海市长，做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牵线人，“九·一八”后成为亲日外交家的领袖。张群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同学，辛亥革命时又同在陈其美部下任团长，与蒋私交颇笃，北伐以后任第一任军政部常务次长（部长为冯玉祥），其后继桂系张廷之后任上海第三任市长。民国十九年蒋与冯阎战争时，双方均派代表出关拉拢张学良，张群为蒋的代表，以吴铁城为副，萧同兹等为随员，这些都是嫖赌舞的好手，与东北官僚将领搞得融洽，再加上张群的手腕高明，张学良入关助蒋，冯阎失败，为蒋立下大功。以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为蒋介石四大亲信之一（其余三人为孔祥熙、陈诚、胡宗南）。其他政学系人的被蒋重用，大部出于张群推荐。

　　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一·二八）后，蒋、汪同时登台，那时看到张群的一切呈报都修理清晰，问张群是谁起草的，张群以杨永泰对，蒋就把杨永泰要了去。那时蒋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杨永泰为“五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把各方来文，摘要分列，寥寥数百字，要义包罗无遗，所拟办法，也极切当。蒋介石过去的秘书长，如邵力子，陈布雷，都只会做文章，不善处理问题，得杨永泰后，省力不少，倚之如左右手，不仅靠他处理文件，还和他商量问题。杨永泰建议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创设行政督察专员，直接由总司令部派出，蒋均执行，于是杨永泰推荐同系的官僚担任湘、鄂、赣、皖、豫各省行政，以后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杨既得蒋信任，即开始揽权：凡各省政府改组，如名单中没有几个政学系人物并担任主要厅长，就很难得到蒋的批准，他必从中破坏。那时蒋长驻南昌或庐山，遥制南京政务，凡国民党要人赴赣与蒋商议要事，如所谈问题与杨的主张不合，或该事不利于杨的同系，则杨必从中阻挠，其方法为：当谈到将入正题时，杨即入室报告“有重要军报须处理”，以打断其谈话。第二日再来时，因昨日尚未谈出轮廓，蒋毫无印象，故须从头再谈，到将说及正题，杨又如法炮制。到第三日，则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从头讲起，会引起蒋的讨厌，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反不如识相些免得碰钉子。只有汪精卫与蒋谈话，则杨永泰从不捣蛋，因为他和汪精卫的主张是一致的。

　　由于杨永泰的办事能力（反革命的办法多），蒋介石才进一步重用政学系。民国二十四年冬蒋任行政院长后，除张群长外交外，以吴鼎昌长实业，张公权长铁道，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为政务处长。同时也因为杨永泰的擅权太露骨了，国民党其他派系都不满他，蒋也感到杨有暗施操纵的形迹，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杨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内被蓝衣社所暗杀（事后蒋党制造伪证，说是西南的刘庐隐指使人暗杀的。刘庐隐是胡汉民的亲信，国民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从香港到上海，拟到南京去开会，在上海租界上被绑架，刘被特务拉上汽车后，大叫“绑票”，为租界巡捕截下去，蒋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捕”，把刘再引渡去）。

　　政学系的所以得势，除由于善观风云气色，会投机，能办事，比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人材较多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大公报》。下面就谈一谈《大公报》。

　　◎关于《大公报》

　　政学会时代原来有一个机关报，叫做《中华新报》，在上海出版时，主笔就是张季鸾（名炽章，陕西人），那时毫无出色之处，后来吴鼎昌盘下了天津《大公报》，与张季鸾、胡政之（名霖，四川人）三人合作，吴任社长，张任总编辑，胡任总经理。因为吴鼎昌是华北财阀的领袖——盐业银行总经理，中南、大陆、金城、盐业四行准备会及四行储蓄会的主任，消息灵通，对统治阶级敢作批评，逐渐引起读者注意。蒋介石的统治在华北不很巩固，地方实力派（桂系、冯、阎以及张学良）与蒋之间多少有些矛盾，而天津又有租界，所以蒋介石的新闻统一，比较南方为松，而《大公报》即利用这个条件，不时对国民党政府作些批评。那时候，《大公报》却也曾说过真话，如它会批评蒋介石“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这两句话不失为蒋介石一生定评。“九·一八”后，国民党报纸的威信扫地，蒋介石采纳了张群、杨永泰的建议，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运用民间的有力报纸，对政府“小骂大帮忙”，于是就对《大公报》“特加青睐”，另眼相看。民国二十一年吴鼎昌到上海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内，其作用即在团结一切反动力量，以反对人民、反对共产党，巩固蒋介石、汪精卫的统治，所以得到国民党各种御用团体的响应。这也是《大公报》与蒋介石合作的第一声。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院部会长以下到者数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与席者大有“韩信拜将，一军皆惊”之概。从此张季鸾就成为蒋介石的顾问，可以不待通报，直接跑进去见他。《大公报》即利用这机会，常在评论中或新闻中透露一些蒋党新闻检查所不许发表的消息，新闻检查所如要检扣，张季鸾打一电话去说：“这是委员长说的，由我对委员长负责。”新闻检查所的奴才们决不敢去问委员长，只好通过。《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帮忙是无微不至的，但他的方式很巧妙：平时对蒋政府常加批评，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样，但仔细分析起来，它决不批评蒋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基本政策方针是“对”的，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蒋介石是“好”的，只是部份的官吏不好，这是所谓“小骂”。至于“大帮忙”的手法则更为高明：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时，国民党所有报纸都大骂张学良、杨虎城，人家一看就说是一面之词。《大公报》并不如此傻，它开始大夸奖百灵庙的胜利与百灵庙胜利的艰难与伟大，这首先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的印象，其次略说一说西安事变是一个不幸事件，最后则提出是非曲直，大家应听一听绥远抗战将士的意见与主张。它并没有正面明白提出谁是谁非的话，而要大家听傅作义的话，又在傅作义的头上戴一顶“抗日将士”的大帽子。文章这样做法，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打击，比国民党报纸的一味谩骂者要毒辣万倍；对南京政权的帮助也十分有力。这就是《大公报》一贯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读者觉得它颇为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则偏袒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时《大公报》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也作某些批评，说那样不行，会失败，但其作用则在提醒国民党，要国民党聪明些，提防吃亏，基本上仍是帮助国民党说话的。

　　《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助这样大，所以成为蒋介石每天唯一阅看的报纸，而许多国民党要人不论是那一派的，也都很注意《大公报》。政学系就利用这一点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当某一问题或某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尚未决定的时候，《大公报》就先进行舆论准备，使政学系获得优势或有利条件。如民国二十六年吴铁城调广东省主席，所遗上海市长一职，各派逐鹿，在人选难以确定时，以秘书长俞鸿钧代理，以后《大公报》即传出“俞鸿钧将真除”的消息，俞鸿钧的资望是不足担任上海市长的（以能力讲，他当然比吴铁城强得多），但竞争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愿竞争的对手得到，政学系就利用这点拖延决定继任人选。最后一次，蒋已同意给钱大钧，第二天的中政会就要提出通过，政学系知道了（那时张群兼中政会秘书长），当晚通知《大公报》，就在报上登出一则“专电”，说“上海市长决定由俞鸿钧真除”。中政会开会时，《大公报》，上海版的航空报已早到南京，大家纷纷猜测，“是否蒋的意见又变更呢？至少表示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吧！”于是反对钱大钧的增加了勇气，结果钱大钧的市长就没有到手，下一次，俞鸿钧就真的成为正式市长了。这仅是一个例子。

　　《大公报》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得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元蒋币换美金一元，《大公报》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是照最低的官价二十元蒋币换美金一元计算的，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万万元的外汇，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那里有这样大的津贴！又如抗战刚开始时，《大公报》向海外买进一大批纸，运到了香港，价值近十万元。那时俞鸿钧真除市长不久，胡政之去对愈鸿钧说：“纸已到香港，报馆一时无钱，请市长打一电报给广东吴主席请代垫一下，并把纸代运到汉口。”俞鸿钧当然立即照办，不仅敲了一笔大竹杠，而且那时粤汉路运输极拥挤，化了大钱也不易运输，《大公报》不仅很快运到，还叫别人出钱（这笔纸钱和运费，当然由俞鸿钧弥补）。

　　◎政学系与其他派系的矛盾

　　政学系的许多要人，在抗战之前还不是国民党员，如吴鼎昌、张公权、翁文灏等都是抗战中期才加入国民党的，但在政治上却占重要地位，得到蒋的亲信，因此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不满，不断发生磨擦。甚至有许多党棍，屡次提出“政学系篡党”的说法出来，并利用政学系包办对日交涉（屈服投降），把亲日妥协的责任统统加到政学系头上去。但无论怎样叫嚣，蒋介石对政学系的信任、倚重并不改变，政学系的势力没有缩小而且相当扩大。政学系与蓝衣社的磨擦较少，因蓝衣社的势力行政方面的发展还小，没有较大的利害冲突，只是在下面宣传政学系对外屈服妥协的责任，目的是为了减轻蒋的责任、提高蒋的威信，至于蓝衣社的上层份子则大家都明白，政学系是为蒋办事的，一切都是蒋的主张。宋孔与政学系则因财权的争夺，矛盾较多，容下面再述。与政学系矛盾最烈的为CC，因CC的喽多，单在党务方面活动，油水不多，要向行政方面发展，于是就易于短兵相接，时常发生为了争夺位置而互相倾轧，互相攻讦的纠纷。下面举一个例子：

　　民国二十二三年江苏省政府改组，陈果夫代顾祝同为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名单拟定后电告南昌蒋介石，请求批准（形式上只要行政院通过即任命，实际上则要蒋介石决定了，再在行政院会议办一手续，然后由行政院呈请国府任命），两次去电均不答覆，陈果夫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就去一电呈，说：“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蒋介石回电了，对周佛海连任教育厅长，赵棣华任财政厅长，叶秀峰任建设厅长，项致庄任保安处长均同意，原定的民政厅长程天放改为秘书长，民政厅长则要陈果夫在辜仁发、唐肯两人之间择一提请任命。唐、辜两人都是“剿匪省分”的行政督察专员，陈果夫知道是杨永泰捣鬼，一打听，知道唐肯是江苏人，老练圆滑，不易应付，辜仁发是山西人，比较戆拙，于是决定选择辜仁发，提请任命为江苏省民政厅长，江苏省政府改组成功了。政学系虽得了一个民政厅长，但委员中绝大多数为CC，凡是辜仁发提出案子，省府会议均不予通过。而陈果夫要民政厅办的事情，辜仁发也置之不理，这样僵持了几个月，便宜了一些本来应该换掉的县长、公安局长，他们虽失去靠山，准备下台，却多做了几个月，多刮一些地皮。最后陈果夫打听到辜仁发在山西原籍有一个老婆，又在外面娶了一个，就派他的喽到山西去把辜仁发的元配嗾着南下，与辜仁发吵闹，辜仁发最初以为乡下女人来了，给她几个钱，就可以打发回去的，不料背后有人操纵，除向法院控告辜仁发重婚罪外，还在南京大发传单，把辜仁发骂得一钱不值。这件事闹得很大，CC又动员各地有关的报纸加以渲染，弄得辜仁发不能下台，只好丢掉民政厅长不做。在这一纠纷中，CC打了一个胜仗，但程天放却因没有做到民政厅长（陈果夫虽同时推荐程天放与余井塘两人继任民政厅长，但他却当面向汪精卫声明，要程天放做秘书长，故行政院会议通过了余井塘继任），一怒而离开陈果夫，后来竟倾向到政学系一面，靠政学系之力做了一任驻德大使。

　　◎孔宋财阀

　　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两个“财神”，蒋介石通过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卖国肥己，以维持独裁专制的统治与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而宋孔两人及其手下的一批喽，更加倍加几倍的搜刮，以饱私囊，这样才成为“财神”。宋孔两家的所以能掌握蒋政权的财权，先后达二十年之久，大家都知道是裙带关系。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孔祥熙是他的襟兄。在叙述他们怎样操纵财政金融与国民经济之前，先略述其历史。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生长在上海，以此因缘，他的大姊霭龄，二姊庆龄，妹美龄和他自己，都到美国去读过书。宋子文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回国后，曾在清季大卖国贼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升颐等合设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蚀了本才跑到广东去投奔其姊丈孙中山。民国十三四年间做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兼财政部长。因为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旧常州府），所以宋子文最初所引用的独多常州人，民国十七年时，南京的财政部号称“常州同乡会”，从次长到科长科员，常州人几乎占一半以上。据说宋子文在上海的时候，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爱他身体魁悟，外国话讲得流利，曾想嫁给他，后来因门户不当（盛富贵而宋贫贱），没有成功。招商局（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的大股东是李鸿章和盛宣怀，李、盛的子孙互相争权，时起纠纷，李国杰（李鸿章之孙，清末袭封侯爵，民国二十八年春因通敌被暗杀于上海）的下台与被囚，与宋支持盛氏反攻有关（当然最主要的是为了打击那时的交通部长陈铭枢）。宋子文平常不大讲中国话，更不大会写中国字，阅读公文也很吃力，一切都习惯于英语英文，凡是他的部下，用中文写的报告或签呈就不知要搁多少时日才批下，如用英文写，则很快就可批下，而且采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宋子文的财政部虽是中国的行政机关，部内的公文很多是英文的或者是有英文副本的；而民国十八年以后宋子文所引用的人，就侧重于留美学生，特别得到宋子文青睐的则为哈佛大学出身的留美学生（和他同学或先后同学）。这也是宋子文所以被美国资本家重视的原因之一，他是“英语集团”中的人物。

　　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原来是山西的土财主，也到美国去镀过金，回国后在北京农商部做事。孔祥熙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庸才，其昏庸糊涂，常出于一般想像之外，前面已举了一些事实，如保荐孙连仲为“特级上将”之类，不再多说。他的所以能掌握财权，对国家主权与国民经济的危害，还超过宋子文多倍，累积的财富也最多（孔家的财产超过蒋宋陈三家），这与他有一个贪狠恶辣的老婆宋霭龄有关。宋霭龄不仅百分之百的指挥孔祥熙，而且还能相当程度的操纵蒋介石。当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时候，他的部下（财部司长级或银行部经理级的）向他请示，需要马上解决的，孔会说：“你等一等，让我问了太太怎样办。”说罢，马上打电话给宋霭龄请示，旁边有客人或新闻记者，他也毫不顾忌。宋霭龄的奶妈有一个儿子，奶妈要求他“栽培”，宋霭龄关照孔祥熙安插在中央银行，孔就派他当专员。这位奶妈的儿子既不识字，又不会算帐，目的只想当一个司务（大银行的出店司务，收入比一般小职员为高），一旦做了“专员”，自己也怪不舒服，连人家讲的话也听不懂，当然没有事情可做了，要求另派小一些的事，中央银行业务局经理席德懋也主张另派一个名义，但孔祥熙却说“是太太关照的，怎么好派小事情呢？”结果还是当专员，不过不要他到银行办事，每月把薪水寄到他家里去。

　　说起宋霭龄，的确本领很大，有人把宋氏三姊妹比为龙虎狗：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道德高尚，思想进步，政治上的操守极纯洁高贵，为全世界民主进步人士所景仰，是“龙”；宋美龄帮着蒋介石卖国媚外，祸国殃民，但有时对蓝衣社和CC也偶表不满，则是“虎”；而宋霭龄则一贯的无恶不作，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坏事都做，是一只“狗”。以才能讲，则大宋最能干，可是她的能干专用在做恶事方面的。当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有一相当长的时期留在日本，宋霭龄当孙中山的秘书，那时她就秘密与袁世凯勾结，把孙中山等行动报告北洋军阀。这件事被同盟会的一些老同志发觉了，但孙中山不相信，最后有人把真实凭据找到，孙中山才不用她当秘书，她的位置不久即由宋庆龄担任。宋霭龄以为孙中山是会和她结婚的，平时即以“总统夫人”自命。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龄正式结婚了，她才死了这条心，嫁给孔祥熙。为什么宋霭龄会嫁给孔祥熙？一个条件是孔祥熙这个人无用，她可以完全支配他，而最主要的则是孔祥熙有钱。那时国民党要人一般都贫穷，虽然辛亥革命后有许多人做大官，那时一般“革命党人”还知道爱惜名誉，刮地皮不多，逃亡到日本后，很多人没有比较漂亮的礼服，常是一套好衣服轮流穿着出去拜客赴宴会等，而其余的人则在家里“孵豆芽”（上海俗话，指没有衣服不能出门者）。孔祥熙家里有十几万财产，就是富翁了（孔祥熙现在的财产如折成抗战以前的货币价格，相当等于五十万万到一百万万，比他原有的财产增加了十万倍）。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当苏联送的玻璃棺材没有运到时，就是孔祥熙垫出五万元买的铜棺材收殓的。那时孔祥熙能拿出五万元来，在国民党中是一件引人注意的大事（虽然孙科在广州市长任内已刮了一百多万，但孙科是著名吝啬，一毛不拔的）。

　　民国十六年武汉政府时代，孔祥熙曾做过实业部长（时间很短，实业部是四月中与农民、劳工、司法三部同时设立的，武汉政府到七月就垮台），民国十七年以后，任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后改实业部，民国二十一年蒋汪合作，实业部长让给陈公博，孔出国考察，回国后称颂法西斯，到民国二十二、三年间，宋子文把所兼的中央银行总裁让给孔祥熙，不久因蒋宋不协，宋辞职，孔祥熙代宋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曾一度任行政院院长，直到一九四四年才下台，做财政部长历时十年，可见蒋对孔信任之专。

　　在宋孔两人之间，蒋介石特别信赖孔祥熙，其原因有二：一、宋子文比较有能力，一部份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对他有信仰，英美帝国主义也看重他，这是蒋介石所嫉忌的；孔祥熙则什么人也不信仰他，重视他，大家都认识他是一个“妄人”，所以蒋介石对他完全不要担什么心。二、宋子文有些资本主义的作风，要讲究手续，蒋介石向财政部取钱，他要问作什么用的，蒋介石因此很不高兴；孔祥熙则完全不管这一套，你要用就取，决不问作什么用，只要自己荷包里装满了就好。孔祥熙做了十年财政部长，就是一本糊涂帐，有许多机关领过多少钱，财政部是不知道的，孔经手取去的钱，究竟给了谁，财政部根本无人知道，也无帐可查。这种情形，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面蒋介石却认为这样的财政部长最好！

　　◎宋子文的理财术

　　宋子文是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支出），主要依靠宋子文筹划。北洋军阀时代，能够借到两百万元借款的就能做财政总长，袁世凯把盐税及关税一部份（除支付庚子赔款本息之外的多余部份）抵押给五国银行团借到的善后大借款，不过二千五百万元。而民国十六年到抗战的十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库券大小三十二种，最少的五百万，最多的一万万元、五千万元，合计达十万万元以上，借的外债则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五千万美元，合华币一万五千万元左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开支比北洋军阀统治要增多数十倍，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掠夺侵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支出还要多几倍。上面所提到的盛宣怀，是清末最会搜刮的也是最富的官僚，满清灭亡的时候，他的财产仅值六千万两，以那时的物价与汇率计算，合今天的美金一万二千万元，比起蒋宋孔陈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末，宋子文怎样搞到这许多钱的呢？当然主要是加税和借债两项（孔祥熙长财政的时期，除照宋子文时代的老办法之外，又多了一项通货膨胀）。问题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仅借债不容易，加税也是阻力重重的，不要说北洋军阀时代的一些“财政家”常有“司农仰屋”之叹，就是“九·一八”后孙科做行政院长，虽起用花旗银行买办黄汉梁为财政部长，也终因财政无法应付而下台，让位给汪精卫，仍由宋子文掌握财政。宋子文有什么本领呢？他的办法就是使有势力反对的人反能因此获利，于是阻力就变成助力，虽然多数人民因增加负担而不满，但他们没有力量，不能起阻挠作用，而能够反对的有势力者，则不仅不反对，还转而赞助他，当然就能够推行顺利了。

　　例如卷烟统税，就最容易说明这个道理。卷烟抽税，起源于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领袖）为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新税。那时江问渔（恒源）做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做财政厅长，陈陶遗做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教职员时常吵闹。省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学阀”，其势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它建议开征新税，一则在“教育”的大帽子之下，商人不敢反对，二则实际上减少了省财政的支出，三则省去许多麻烦，再有许多人事关系，所以得到了省当局的批准而举办。那时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省教育经费的一部份，后来举办的结果，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回自办，成为主要的收入之一。裁厘卡后，改为产销税，出厂即缴税，以后行销全国，不再抽税，所以叫做“统税”，为国家财政的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而关税和盐税的收入虽多，但都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余不多，而统税则为新税，没有抵押掉，所以财政部主要靠这个税收抵充政费军费。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就是英美烟公司（为英国资本家在华投资中最大的企业），其产额超过全部华商烟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却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它的纸烟经过厘卡时本来不纳厘金的，裁厘与否，和它没有关系，它不能也不应该增加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为护身符，他不缴税，拿他没有办法。宋子文上台后，去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同意缴税了，而且把过去欠缴的也补缴了一部份。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了，在外交上也“成功”了（宋子文后来担任国民党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指导者，是外交部长的上司），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都很“佩服梯维的才能”（宋子文的英文译名为T．V．song，故洋人和洋化的中国人都叫他做“梯维宋”，而特别表示接近或亲密者则更只称名而略去姓）。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呢？说起来很简单：他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是每五万支烟（一大箱）抽若干钱税的，纸烟的等级相差很多，价格上下，相差到二十倍以上，所以过去分为五级，税额多少不同，但同一级内最高与最低的已负担不公平，如三百元一箱的烟与四百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四十四元二角五分（假定一般的税率为百分之一二·五），前者的负担为百分之一四·七五，后者则仅为百分之一一·○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三强。宋子文又把它改分为两级，于是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虽相差到二三倍，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红锡包（即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金字塔的价格仅及红锡包的三分之一，所缴的统税数额却也一样。这样的税则，大大帮助了英美烟公司在商品市场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更便利于英美烟公司扩大市场，以至独占某些地区的（如华北）市场，当然他就不反对而会拥护了。拿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小厂比较，则小厂出低级纸烟的负担更重，而小厂则无力反对。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也愈有利，商人本应反对加税的，在那样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而且首先照办。“你看，外国商人都服从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反漠视国家的困难，只图私人的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这个帽子多大，你还能不乖乖地照办，以“共济时艰”吗？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二十三支以下为粗纱，是一种税额，以上为细纱，另一种税额。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以三十二支为限，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四十支到六十支的，价格相差近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英商的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二十支以下（市场上亦叫做“细纱”，税则上的细纱，市场上叫做“线”），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十支、八支的（织毯子用），其价格相差则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相等。这种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愈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产阶级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基本原因。

　　再说到借债，这也是一件难事，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与官吏，甚至给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致厚利，但却不愿借钱给官厅，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迁，人事一有调动，就没有人负责，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或整理。所以北洋政府时代能够借到一二百万的财政总长，已是了不起的大本领。为什么宋子文能发几万万元的内国公债呢？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一面定期还本，按期付息，一面又借新债；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策略，我在此插入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是相同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法药房、中西大药房、九福制药厂（出“百龄机”的）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上海人都知道这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约在二十年前）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而其他企业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事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才能”一样。黄楚九没有钱，他的资本最初是怎样得来的？后来又是怎样累积起来的呢？他开始选择了一个债主（据说是一个富孀），向她借二十元，约定三日后归还，这个钱黄楚九并不用它，放在家里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第二次再去借五十元，约定五日，到第四天就去还掉了；这样建立了信用起来，借的数目从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增加上去，一直借到二万元，黄楚九就用它盘下了中法大药房，制造艾罗补脑汁，债主因数目太大了，逼也没有办法，逼倒了他，本钱也不能全收回，更不要说利息，只好长期放给他生利。这是黄楚九起家的第一批资本。他从此陆续扩大他的事业范围，一面在各事业机关中用厚利吸收存款（除利息较银行大半倍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品，如香水、肥皂、补药之类）、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一面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除利息比别家大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存付（那时法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的银行，大大便利了赌客）。因为利息大，手续简便，很多女佣也向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了这些办法吸收资金以扩展企业，而自己则过着享受颇为奢华的生活（黄死后虽破产，但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托匪而兼敌特的黄特——抗战末期在泰县出版《大道月刊》，后来又投入周佛海部下的——就是黄楚九的孙子）。

　　宋子文、孔祥熙的发公债办法，就是和黄楚九的取得资本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叫做“内国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的金融业领袖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而他的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则大部份任用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是如此，如钱新之、徐新六、李馥荪、陈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都拉在官家的金融机关中兼上一个差使，他们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了一层保障。这是一方面。另一更重要的因素，则为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发的公债，年息多的是八厘，少的是七厘，比市场的利率为低。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合算，年息八厘的也只合到年息八厘四，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这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则利息大得很。国民党发行的公债，几乎都是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上市（证券交易所），再照市价结帐，所以银钱业所缴的款子和财政部所实收的，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因此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还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八厘，十年还清，市价是六折（以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一百万元，则其逐年的利润有如厂表：

　　年度

　　本金

　　持有公债票面

　　收入债息

　　收入还本

　　实际核算

　　收回成本

　　实际利息

　　实际年利率

　　第一年　六○○·○○○　一·○○○·○○○　八○·○○○　一○○·○○○　六○·○○○　一二○·○○○　二○％

　　第二年　五四○·○○○　九○○·○○○　七二·○○○　一○○·○○○　六○·○○○　一一二·○○○　二○·七％强

　　第三年　四八○·○○○　八○○·○○○　六四·○○○　一○○·○○○　六○·○○○　一○四·○○○　二一·六七％

　　第四年　四二○·○○○　七○○·○○○　五六·○○○　一○○·○○○　六○·○○○　九六·○○○　二二·八五％

　　第五年　三六○·○○○　六○○·○○○　四八·○○○　一○○·○○○　六○·○○○　八八·○○○　二四·四四％

　　第六年　三○○·○○○　五○○·○○○　四○·○○○　一○○·○○○　六○·○○○　八○·○○○　二六·六六％

　　第七年　二四○·○○○　四○○·○○○　三二·○○○　一○○·○○○　六○·○○○　七二·○○○　三○％

　　第八年　一八○·○○○　三○○·○○○　二四·○○○　一○○·○○○　六○·○○○　六四·○○○　三五·五五％

　　第九年　一二○·○○○　二○○·○○○　一六·○○○　一○○·○○○　六○·○○○　五六·○○○　四六·六六％

　　第十年　六○·○○○　一○○·○○○　八·○○○　一○○·○○○　六○·○○○　四八·○○○　八○％

　　照上表每年平均收回本金的计算，最初一年利率最小，还达二分，最后一年则高到八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少还本（如第一年作为收回本金四万元计），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二分三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党所发行的公债（或库券），年限有少于十年，折扣有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际利率就比这还要大。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八厘到一分（活期则仅四厘到六厘），放款则为一分二厘到一分六厘，很少超过一分八厘的，至于高到二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那是按日计算，合到这个年利率），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息与放款息的差额。现在试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五百万元，平均的存息为九厘，全年付出利息四十五万元，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一分四厘，全年收入利息七十万元，收支相抵毛利二十五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为十五万元，则该行的纯盈余为十万元。如果该行把这五百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一百十五万元，付出存息四十五万元，毛利为七十万元，开支还可节省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以及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就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即尽其能事），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为五十五万元，较前者增加四十五万元，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国民党政府把社会上的游资（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用公债吸收了绝大部份，以供内战费用，以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维持原来生产也感到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宋子文的“才能”与“功绩”！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用作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用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卷（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足的钞票。如某银行以五百万元存款，其中三百六十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货），一百三十二万元照五五折计购进公债二百四十万元，即可向中、中、交、农等银行领取钞票六百万元，还多八万元在手另作用途。如果它再把这六百万元如此运用，以四百三十八万元存储硬货，以一百六十万六千元买进公债二百九十二万元，即可领取钞票七百三十万元，连前还余九万四千元。如果再转手一次，以五百四十万元备硬货，以一百九十八万元买公债三百六十万元，就可以领用钞九百万元，这样翻了三次手，五百万元的资金变成了九百万通货可以周转，而且它缴作准备的八百九十二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因为这批公债的主权并没有转移，以年息八厘计算，一年可收入八十万○二千六百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九百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二百○七万元，两共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六百元，比作工商业放款的收入是四与一之比，如计算纯利，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按与四大家族相勾结而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可能如此做，一则公债的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便宜到四成证券的利息，以五百万元计，即二百万元的利息十六万元，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的钞票有记号，发钞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如以五百万元的资力而领了二千二百余万钞票，非有极大靠山不能冒此危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一举而两利：既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量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而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它承销公债，而只怕不叫它承销。这是一方面，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但一到公债发得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它的资金大部份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领袖们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依靠银钱业领袖，不得到他们的帮忙，他借不到款，现在则银钱业的命运操在财政部长手里，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钱业就有许多要破产，而不能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太多，不能让它跌价。

　　◎“法币”与“外汇”

　　孔祥熙继长财政之后，一般是“萧规曹随”，在政策方针上和宋子文没有什么差别，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实施“法币政策”，把白银收归“国有”，从此奠定了滥发纸币的基础。民国二十四年英国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到远东来，目的是把日本和中国拉进英镑集团，到中国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就到日本去活动，结果是碰了钉子回到中国来，于是以全力策动“币制改革”。那时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是世界上仅有的银本位国家，国际收入的差额要用白银计算，而银价的涨落则由美国操纵，美国是世界最大的产银国，也只有美国政府能够大量收买白银（民主党在美国叫做“银党”，怕银价跌落了银矿主受到损失，所以民主党的政府就以收购白银作美元基金以维持银价）。银价在国际市场上是时有涨跌的，银价涨跌，中国货币的对外汇率就时有变动，这对于外国的买卖（一般从定货、运输到交货，通常要经过几个月时期），尤其是外国对华投资，要冒外汇涨落的危险（中国银元对英镑的汇率，最低时为一先令二便士，即十七元四角二分三合一英镑，第一次欧战时最高达五先令，即四元合一英镑，相差四倍以上。即以通常涨跌四分之一计算，如甲英商在银元合英汇一先令六便士时投资中国三十万镑，合银元四百万元，到银元涨到二先令时，则四百万元合英镑四十万镑，对投资者有利；如同时乙商运入英货三十万镑，其成本合银元四百万元，到银元涨到二先令时，成本合银元只三百万元，这对英货推销有利；如果在中国的商人以四百万元购英货三十万镑，运回时就只值三百万元了，平空就蚀本一百万元，这样的生意就无人敢做。反过来，某英商在汇率二先令时投资中国三十万镑，合银元三百万元，到汇率一先令六便士时，三百万元就只值二十二万五千镑了，蚀去了七万五千镑；如华商某在汇率二先令时借英商二十万镑，合二百万元，到汇率一先令六便士时却要还本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余元，吃亏也很大；输入货物也同样，成本骤高，销售就困难。所以汇率不固定，无论贸易或投资，都要负担比值涨跌的风险）。如果中国的货币与某一外国的货币的比值固定了，则某国的对华贸易与对华投资就解除了汇率变动的危险，得到了发展的便利条件。所以李滋罗斯把中国拉进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计划，其目的在造成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对英国的更多依赖，而便利英国的对华经济侵略。蒋政府的算盘上，自然也是利益很多：第一，得到英帝国的支持，便利了外国投资与货物输入，可多得买办利润（佣金）；第二，钞票不要兑现，就不必再发公债，财政赤字可以印刷机来弥补；第三，白银集中了，增加厂四大家族垄断居奇的资本。所以，“法币政策”就很快决定实施了。在“法币”制度公布的前一天，财政部发言人经过国民新闻社（财政、外交两部的机关通讯社）发表了一个谈话，声明“外传币制改革之说，完全无稽”，报纸上把这一消息用大字标题刊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宣布白银国有，钞票不再兑现。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善于说诳，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在实施币制改革之前，全国性的发钞银行，除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外（这四银行的钞票就规定为“法币”），最大的为中南银行，其次为浙江兴业、中国农工、农商、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垦业、四明等七家银行（其他地方性的发钞银行则很多）。其中农工银行为李石曾所办，接近宋子文，农商银行为实业部所控制，是官家银行，以上两家发钞均不多；浙江兴业发钞甚少，实力雄厚，中南银行发钞虽多，但由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大银行（所谓华北四行）合作，设有联合准备库，不易动摇并吞。因此孔宋财阀在实施“法币”制之前向通商、垦业、四明、中国实业四行进攻，由中国、交通两行集中了上述四行很多的钞票，骤然去兑换现银，造成“不投降即倒闭”的局势，于是这四个银行均加入半数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组，成为中、中、交的附属机关。

　　币制改革办法宣布后，外商银行以汇丰银行为首，立即表示拥护，将所存白银移交。因为这一改革是英国策动的，是英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大胜利，所以英商首先拥护，它不是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法令，而是拥护英帝国主义获得了有利条件；而英商银行则在外商中占领袖地位，单汇丰银行一家，它吸收中国的存款在十万万元以上，其余所有外商银行的总计，还抵不上它一半，英商照办了，其他各国虽要抗拒也无能为力了。这又算是宋孔的“成功”，但在国内却不那样顺利，除东南及中部各省的白银多数集中之外，华北各省发钞虽然统一，白银却被宋哲元、韩复榘截留，要留在当地作准备金，不准南运；两广则银元是不用了，但钞票还是以毫券为主，直到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失败之后，华南才通行“法币”，白银才大部到了蒋党之手。山东的白银三千余万两，到民国二十七年韩复榘退出山东，运经河南时才截下来，平津冀察的白银，则到了日本军阀之手，一部份作为“华北联银券”伪钞的准备金。估计蒋党靠改革币制而攫夺到手的白银约为三万万盎斯到四万万盎斯，抗战初期全部运到海外去，不到三年就用光了。

　　“法币”既不兑现，当然就是“纸本位”了，他本身的价值就是一张纸，其唯一能树立信用的就是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那时的法定价格为每元值英汇一先令二便士半，即十六元五角五分一厘七换一英镑，与英镑紧紧联系起来，所以也可以说是“英镑本位”，随着先令的伸缩而涨跌。虽然宣布时同样列举对美、法等国货币的比值（如每百元合美金三十元），但这仅是形式的，因英美、英法之间的汇市有涨落，如果相差太大，就要以英镑作标准。因为只有在兑换外币时才能显出它的价格（所代表的购买力），所以只要准备一部份外汇应付需要，此外就可以不要准备。宣布币制改革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晚上孔祥熙又发表一篇书面谈话，说明“准备依然很可靠”，他打电话叫中央社上海分社派记者去抄取。中央社因事情重要，特别由采访主任陈万里亲自去取，到了中央银行楼上财部驻沪办事处，原稿没有誊清，要当场抄，陈万里抄的时候，中间跳了一行，原来是说：“法币的准备四成以下为有价证券，六成以上为金、银、外汇及其他准备”（大意），陈抄时漏了一行，变成“有价证券与其他准备”，中央社把这一谈话广播全国，并分送各报发表。第二天孔祥熙大发脾气，要封闭中央社，中央社吓得连忙更正道歉。因为他所说是假的，而漏去一行之后反说穿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认为是故意捣蛋。

　　这个币制改革案在公布之前是严守秘密的，公布后始提出立法院会议追认，当时立法委员中有不少人不满意，认为这样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不经过立法手续而冒然公布实行，是一种违法行为。那时立法院财政委员长马寅初还是站在蒋集团立场说话的（每次蒋政府决定一个经济财政问题政策或措施，事前必由马寅初发表一篇文章或谈话，说某事应该如何如何，以作舆论准备。直到抗战第三年，马氏对豪门大发战争财，而中产阶级以下濒于死亡线上，实在忍耐不住了，才开始反对蒋党的财政经济政策），在立法院会议中说：“此案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会讨论决定，有最高立法当局孙院长参加，并不是跳过立法机关。”（经济委员会常委为蒋、汪、宋、孔、孙五人，时汪未参加）上海某报有一个小品文，说：“大委员议大事，小委员议小事，此之谓五权分治！”

　　上面说过，“法币”是属于英镑集团的，美国当然不愿意，而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国际收支差额（贸易上的入超除以侨汇抵补外，不足之数尚相当大，何况还有一笔巨大的资金逃避，特别是四大家族的国外衅富），必须售出白银始能平衡。世界上能够大量吸进白银的主顾又只有美国，因此中国的货币单和英镑联系还不能解决问题，满足了伦敦的主子，还必须讨好纽约华尔街的主子。民国二十五年由宋子文与美国谈判出售白银问题，确定了“法币”对美元的汇率不受英美间汇率的影响，又认了一个“洋爸爸”。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开始，蒋政府声明无限制供给自由外汇，造成巨大的资金逃避。南京撤退以后，才采取申请与核准制度，外汇发生了黑市，但上海依然是支出外汇的最大口岸，敌人从华北、华中沦陷区搜刮“法币”到上海大量套购外汇。民国二十七年冬到二十八年上半年，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缔结了协定，中、交两银行出英汇五百万镑，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借给中国五百万英镑，由汇丰银行挂牌维持上海黑市外汇，每元为八便士，八九个月之后，一千万镑的基金就用光了，汇市就从六便士、五便士、四便士、三便士……跌下去，到三十年冬，已不足三便士。在这一过程中，单是麦加利银行就赚了四百万镑，汇丰银行当然更多，而宋蔼龄一个人，据说就捞进了八百万镑。这一笔帐应该怎样算呢？中国贴去五百万镑外汇基金，又欠了五百万镑债，损失一千万镑，而英商银行则拿出了五百万镑，赚进了八百万到一千万镑，还有五百万镑债权在手，迟早要收回本利。但英国那时的确是帮助中国，因为她在华北、华中有不少投资，是希望中国抗战胜利的，美国那时还帮助日本，正大量供给日本以军火及军火原料呢！

　　◎孔祥熙的发财法

　　孔祥熙的财政政策与宋子文没有分别，但他的弄钱办法则比宋子文更多更狠。宋子文还讲资本主义的一套形式，要手续清楚；孔祥熙则根本不要什么手续，钱用去了不知道那里用的；宋子文对部下较严格，不得他的许可，或容易为人发觉的，就不许胡乱搞钱；孔祥熙对部下就不管你钱从何处来，用什么方法得来，只要分一部份或大部份给他，就一律包庇。孔祥熙除直接贪污，卖官鬻爵，受纳贿赂，坐地分赃，利用职权，投机攫利之外，特别厉害的是操纵市场，垄断居奇。

　　当实施“法币”之前，外面还毫无风声，孔祥熙当然早知道了，宋霭龄就以大量资金在公债、黄金两市场大做买卖，赚了很多的钱。因为公债的涨落是与政局的稳定或动荡有联系的，如果政局不稳定，还本付息可能延期，公债价格就要下跌。实行了“法币”，则公债与钞票的性质就相等，反正钞票又不要兑现，多印几张无妨，当然用不到停付公债本息，今后又无须多发内国公债，因此价格必然稳定，而且会一致看涨。“法币”实施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债市面，一般由六折涨到八折。这一过程中，宋霭龄及其一群喽发了大财。金业交易所买卖黄金，一般是便利进出口商人为避免外汇涨落的风险的：某商定购一批洋货，要三个月后运到，结价时不知外汇长短，很难计算成本，他就在定货时买进三个月或四个月的黄金期货，反正只要付十分之一不到的保证金，到时就不受外汇放长或缩短的影响（在平时英美金价的涨跌甚微，故金价与外汇是同时涨落的）。出口商也是如此，运出一批货物也要到达目的地时才能收到外汇，如外汇放长，则折合华币的数目就少，为避免风险计，在货物运出，在金业交易所卖出几个月的期货，届时就以收入的外汇作抵。华币与英美汇价固定之后，市金的涨落必然缩小，宋霭龄等在事前制造的金市风潮中又大发其财。接着在改发统一公债与规定金市以关金结价两事件中，宋孔又发大财。所谓“统一公债”就是把若干马上到期的公债库券，一律延长还本期，从五年到十五年，因此公债又跌下来，先知道风声抛出的占了便宜，抛空的（手里并无公债票，先卖空，俟跌价后再补进，是无本钱生意）更大赚其钱。金市本以美金结价的（如售出黄金而手里并无黄金，到期时以美金三十五元抵黄金一两），改为以关金结价，则完全由中央银行操纵（关金为虚金本位，其价格由中央银行挂牌决定）。

　　卖空买空是一定要有对手的，一方面赚钱，即另一方面蚀本；一方面赚大钱，则另一方面就必然吃了大亏，所谓“晋之厚，秦之薄也”。赚钱的是宋孔，吃亏的是谁呢？CC、政学系以及上海大多数金融界、工商界，因此流行了“四凶”之称。哪“四凶”呢？是：“孔祥熙，不祥；徐堪（财政部常次）不堪；陈行（中央银行副总裁）不行；宋子良（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不良！不祥，不堪，不行，不良，是谓四凶！”冤家这样多，当然“官吏投机，捣乱市场”的风声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去了，那时蒋兼行政院长，还假装正经，他郑重其事的对翁文灏说：“咏霓，请你辛苦一趟，到上海去调查，回来时什么时候到南京，就什么时候来见我，愈快愈好。”翁文灏见到蒋如此坚决表示，认为调查后一定要办一下。翁文灏到上海调查了两天，把什么都搞清楚了，回到南京时已近黄昏，打一电话给蒋，问他是否接见，蒋回答他“明天再谈”。翁已觉得奇怪。第二天一见面蒋就说：“我已明白了，上海银行界向来是吃财政部的，现在庸之不让他们吃，所以他们恨庸之。”翁文灏说：“我在上海调查的结果，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蒋马上截断他的话：“我已完全知道，你用不到讲了！”竟不等翁文灏开口，就端茶送客，连“你辛苦了”一类的敷衍门面话也没有说一句。蒋对翁文灏是一向比较客气的，翁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回到行政院，气得话都说不出，停了一会，对蒋廷黻（那时的政务处长）说：“不好干了，辞职，一定辞职！”蒋廷黻问他为了什么事，翁讲了一遍，蒋廷黻想了一会，说：“我看辞不得，要辞也要等三个月以后，事情冷了下去再辞。如果现在掼纱帽，就种下了裂痕，如有人说起这件事那件事，他们会说是我们泄露出去的，他（指蒋介石）岂是能容人的？说不定会招杀身之祸！”经蒋廷黻这样一说，翁文灏的气愤被吓去了一半，不敢再喊辞职了（翁任蒋的行政院秘书长，大概参预一些秘密，所以蒋廷黻会说“恐招杀身之祸”的话）。原来蒋介石派翁文灏去调查的时候，不知道投机操纵者是谁，所以大打官话，派翁去的同时，又派戴笠去密查。戴笠比翁文灏早回南京一天，已一五一十把内幕对蒋讲了，蒋一听牵涉到宋霭龄，这件事就绝对办不得，所以不让翁文灏开口，免得说出了反而为难。

　　在公债市场、黄金市场得了大利之后，“四凶”的投机操纵对象又转到纱布、面粉、杂粮方面去。做公债、黄金买卖的还限于金融界、政客、投机商人，投机操纵的影响还不深刻，纱布、面粉、杂粮的涨跌，则影响全体人民，什么人都害到了。政学系、CC等上一次吃了亏没有出气，这一次有大题目可做，自然不肯放过。交易所的监督管理权是这样分的：证券、金业属财政部；纱布、面粉、杂粮则属实业部。而实业部长则是政学系的吴鼎昌，《大公报》上不断明炮要求彻查法办，作舆论动员，吴鼎昌亲自到上海各交易所调查，把经纪人的帐都封起来。吴鼎昌知道要扳倒孔祥熙是困难的，先扳蟹脚，电告蒋介石后经蒋电令，把统税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盛颐两人（宋霭龄的亲信爪牙）扣押起来。到移送法院之后，由杜月笙的几个门生出来把一切责任顶下来，帐户上的某记是某甲，某记是某乙，他们是商人，交易所条例上又没有只许买多少，多买了就犯罪的规定，连一户明明写着“盛老七”的也由盛颐的妹子盛七小姐来承认，帐上又没有注明“男老七”或“女老七”，谁也不能说“男七”不是“女七”。于是烟消云散，依然一天星斗，吴启鼎、盛升颐官复原职。

　　当这件事闹得正凶的时候，孔祥熙已提出辞职，蒋介石也同意孔辞职。CC的王廷松（上海市党部常委、商会常委、绸业银行董事长，为陈果夫的义妹婿，陈家的“丫姑爷”，他的老婆原是陈家的丫头，到出嫁时由陈果夫的母亲认为义女的，在迭次反日会时发财不少）在南京听到二陈讲起，回上海告诉潘公展，传二陈之命，叫潘在《晨报》（鼓吹法西斯的蒋之嫡系机关报，由潘公展任社长）上骂孔祥熙，潘在几次交易所风潮中也亏了本，正想出出气，听说有此机会，就接连写了两篇文章。不料《晨报》刊登反孔文章时候，蒋已心回意转，挽留孔祥熙继续任职了。孔祥熙看到了《晨报》的文章，拿去对蒋介石说：“你的报把我骂得这样，你看我怎样做法？”蒋介石无话可说，立即下手令，把《晨报》停办。

　　抗战以后，孔令侃做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一切公家需要的外国货，都由他统一采购，不知赚了多少钱。孔祥熙自己在重庆开设了三十四家大公司，什么商品，什么行业都由他操纵。在钞票愈发愈多，物价一天比一天涨的条件下，谁能先取得新发行的票子，谁就占大便宜。大家想一想，谁还能抢在孔家的前面吗？

　　◎所谓“英美派”

　　在谈“英美派”之前，先谈一谈一般所谓“派”的意义及形成“派”的过程。中国旧时士大夫阶级中，理学有“程朱派”与“陆王派”，古文有“桐城派”与“阳湖派”，诗词也有这派那派，这就是说信仰那些人和模仿、学习那些人的思想学说方法，同时又排斥其他不同思想学说方法的（所谓有“入主出奴”之见的），即成为什么派。从清季派留学生出国求学以后，因为英、美、德、法、日等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都比中国强，有些留学生回国后，总是夸奖外国的长处（有一个讽刺留学生的故事：某生留美回来，讲起什么东西来都是美国的好，中秋赏月，他说“月亮也是纽约的好”。他的父亲气不过，就打他一个耳光，骂他忘本，他却说“就是打耳光，也是美国人打得好”），住过甲国的说甲国好，住过乙国的说乙国好，从甲国学的欢喜用甲国的出品，从乙国学的熟悉乙国的机械，于是就成了英国派、美国派、德国派、法国派、日本派……到那一国去留学，理应知道该国的长处以及学她们的长处的，否则就不必去学，日本也有所谓“知英派”“知米（美）派”“知独（德）派”之称；但在咱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权，所以若干“知英”“知美”……者就不仅对英、美等国盲目崇拜，遇到任何事情产生“如果在某国就一定有办法”的想法，且进一步依赖某一国，以为“只有某国能有办法”，就不是“知什么”派而是“亲什么”派了。

　　以留学生的数量讲，日本的最多，“亲日派”就产生于留日学生之中，但所占的比数并不大，因为日本的教育精神强调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大多数日本留学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留美学生，第一是美国在华所办的大学特别多——如燕京、金陵、圣约翰、岭南、沪江、湘雅、协和、东吴、之江、文华、华西……遍于南北东西各大都市；第二是美国首先把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教育方面，特别是用于派遣留学生方面。留美学生回国后，虽然不是多数变成“亲美派”，却大多数对美国有好感，或多或少地信赖美国。英国是第一个打开中国门户的，一直到抗战为止，操纵中国政治最有力的是大英帝国，上海人把美貌的人（不论男女）叫做“大英照会”，以形容其到处吃香，可见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势力的庞大与深入。英美两国语言文字相同，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常采取平行政策（虽然彼此间也有矛盾），所以“亲英派”与“亲美派”就很易联成一气，通常就叫做“英美派”。

　　从广义讲，整个蒋介石集团都是“英美派”，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头子，一切都依靠美国，宋子文、孔祥熙固然澈头澈尾是美国买办，黄埔系、蓝衣社、CC也都是执行美国顾问的命令与实施“中美合作”的，就是素以“亲日”著名，靠“亲日”起家的政学系，现在是靠美国主子的青睐而掌权，张群就是到美国去“养病”，被美国当局评定为“自由主义份子”而回国任“行政院长”的。马歇尔说，“蒋介石是为英语民族的利益而作战的”。这句话如把“英语民族”改为“英美帝国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英美派”，含义并不如此广，只是限于蓝衣社、CC、政学系、宋孔集团之外的一些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一类人物，连王世杰、郭泰祺都不算在内。

　　在职业外交政客中，著名而又主要的数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后进的则有魏道明、钱泰、金问泗、刘师舜、徐谟等人。

　　王亮畴（宠惠）是法律专家，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民十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回北京后，曾一度出任“好人内阁”的国务总理，“好人内阁”的命运很短，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民国十六年以后任南京的司法院长，先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多年。孙中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的英文好，他就是半个（其余三个为辜鸿铭的文学，陈友仁的时事评论，伍朝枢的政治宣传文章）。民国十五年起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一直连任到六届。抗战期间，曾一度任外交部长，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后为改组行政院候选院长三人之一（其他两人为孙科、张群，最后始由蒋确定任用张群）。王宠惠在国民党中是元老，是学者，一般认为是“正派”“清白”的。我只讲他一个故事：从“好人内阁”之后，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顾维钧四人结为兄弟，以便互相援引。那时国内三大势力，奉系、直系、国民党，究竟谁胜谁败，孰兴孰衰，尚难预料，因此他们就分了工，顾维钧投奔吴佩孚，汤尔和、罗文干依靠张作霖，王宠惠本是老国民党员，又系广东省人，则“参加革命”，将来不论谁胜利成功，他们四兄弟就都“朝里有人好做官”。北伐完成，东三省易帜，国民党的统治优势是成功了，顾、罗、汤都保持原有高官。但内部矛盾既多，帝国主义间角逐甚力，还是举棋难定，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更不易断定“鹿死谁手”，于是又有了新的部署，汤尔和留在北方与日本侵略者勾搭，罗文干到南京投宋子文系统，任外交部长，拉拢美国对抗日本（罗长外交时对日本采不理态度，日本公使来由亚洲司长接见，参事等来由科长接见，因与汪精卫的政见不合，于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被蒋汪免职），王宠惠则以元老资格调停宁粤，实际上偏袒西南，顾维钧则周旋于英法之间，以观时变。“七七”以后，汤尔和公开投敌，出任华北临时政府的“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死得早，未受裁判。罗文干则参加了国社党，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于国民参政会，不久就病死昆明，没有一显身手。王、顾两人则依然做国民党的大官。

　　“惠灵顿”顾是有名的青年外交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熟悉一切西洋礼节，仪表很好，在国际会议中曾屡次驳倒日本代表（日来人的外国语，一般都说得拙劣的），但他的本领就是这些。顾少川（维钧）是唐少川（绍仪）的女婿（唐另一女婿为施肇基，亦为外交官），得唐绍仪的提拔，逐步上升，第一次欧战后召开巴黎和会（民八）时己任公使，为中国出席和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驻法、驻英公使，民十华盛顿会议又为出席四代表之一（其余三代表为施肇基、王宠惠、伍朝枢，伍未出席）。共后即投靠直系吴佩孚，是年直皖战争，段祺瑞失败，吴佩孚正声势煊赫，顾曾任外交总长，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中苏建立邦交，即顾在外长任内与加拉罕谈判，一切俱已商定，即将签字，其时直系内部又分为洛（阳）派（吴佩孚）、保（定）派（王承斌，曹锐），虽共同拥戴曹锟，但彼此间争权夺利，互相排斥甚烈，顾属洛派，保派对顾大肆攻击，吴佩孚则通电支撑顾氏，但顾终为保派所倒，故中苏协定由王正廷签字。顾之元配唐早死，续弦为南洋华侨富孀黄氏，系爪哇糖商黄某之女，以豪富著名。据传顾妻所戴的珠宝钻饰，曾使英国王后自愧不如，其父亲死后，她又承继到遗产八百万镑（合美金约四千万元，那时美国人有财产百万元的即称富翁）。当旧国会最后在北京复会期间（即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国会），顾维钧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当向国会提同意案时，有些无耻的议员们说：“顾少川吗？没有问题，顾夫人的钱那样多，做总统也很容易，何况做总理？”顾维钧为江苏嘉定人，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江苏为直系齐燮元，浙江为皖系卢永祥），直系军队的纪律极坏，江浙人民恨之切骨，而顾维钧则为直系张目，其嘉定的老家即为直系军队所抢掠，他元配唐氏的棺材也给直系军队撬开了。那时江苏的绅士曾由袁观澜（希濂）领衔打电报痛骂顾维钧，说他“祸国祸乡”。

　　国民党执政之后，曾企图在党棍中及有关的大学教授中起用一些外交官，以代替旧的外交官僚，如以刘文岛为驻意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大使，张乃燕为驻比公使，张歆济为罗马尼亚公使等，结果都闹了不少笑话，腾笑国际，最后还是不得不重用外交官僚。顾维钧即以此因缘，由法调英，由英调美。

　　王儒堂（正廷）与蒋介石同乡，小时曾同学过，信基督教，辛亥革命时任黎元洪的军政府外交部次长（总长为伍廷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总长仍为伍，次长则易为温宗尧），任南北议和代表参赞（民军代表为伍廷芳，参赞为温宗尧、汪兆铭、王正廷），临时参议院议员。民二第一届国会召开，任参议院副议长。民六西南护法，王亦南下。民八巴黎和会，南北合派代表，王正廷为南方代表，与陆征祥、顾维钧等同时出席，曾把山东问题密约告诉留法学生代表，当时颇负时誉。时传美国威尔逊，是王正廷在美读书时的教授，与王有师生之谊，威尔逊颇有帮助中国“翻案”之意，因北洋政府的代表软弱，故毫无结果。这一说法，是教会中人为抬高王正廷的声望而编造的，实际上美国与日本早订过“蓝辛、石井秘密协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袒日的。巴黎和会之后，王正廷就离开了南方而投到北洋政府去做官，华盛顿会议后，因直系军阀的支持，任接收青岛的督办，在洛、保派的争执，王正廷是保定派，是声名狼藉的曹锐（曹锟之弟，时任直隶省长）的门下客，因此得任外交总长。民国十三年以后，王又以同为基督徒的关系成为冯玉祥一派；十六年后，以同乡关系任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做过两次外交部长，也被学生打了两次，一次是为了济南惨案，日军占了济南，杀了交涉使蔡公时，国民党政府完全取退让政策；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当然不能要王正廷负主要责任，但他既做了外交部长，就首当其冲，尝了爱国青年的拳头。抗战开始，王正廷做驻美大使，那时蒋介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美国出来调停，国民党“抗战”的目标，是“三国干涉还辽之举，不难重见于今日”）。而不学无术的王正廷，却为罗斯福总统所轻视，王每次去请见罗斯福时，罗斯福在礼节上不能不接见，但罗实在不耐烦与王谈话，所以每一见面就先邀王正廷打高尔夫球，以消磨时间，使王没有谈话的机会。蒋介石知道了之后，不得不把王正廷调回，而派“学者”胡适去继任大使（不过胡适的荒唐更超过王正廷。胡适到任不久，外国记者问他：“中国的游击战打得怎样？”胡适的回答竟是：“游击战，不过害害老百姓而已！”所以许多华侨控告他，说他“完全不是中国人的立场，竟像是日本的大使”）。

　　王正廷下台的另一原因，是为了他建议征用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所保有的国外证券（股票、债券），宋子文说他“不明事理”。抗战初期，只有苏联借钱借军火及派遣空军志愿兵到中国来助战，直到第二次欧战发生时止，英国或美国贷给中国的借款，不及苏联十分之一，总计起来，不过几千万美元，而且都附有苛刻条件。王正廷在美国既借不到钱，觉得难以完成任务，恰巧他的兄弟王正序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从王正序那里知道中国银行存储着外国证券有二万万美元之多，就一个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由政府征用这笔财产。蒋介石听到“两万万美元”那样大数字，很为高兴，马上邀宋子文商量如何提用。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覆蒋介石：“政府一定要动用呢，也可以，但要给我一个月时间，把所有海外中国银行分行的负责职员统统都调回来，准备好破产办法，免得他们都吃外国官司。因为这二万万美元的证券，是所有海外分行的存款准备，如动用了，就无法支付存户提款，那只有破产；而中国在外国又没有领事裁判权，各地分行的负责人就要吃外国官司的。”蒋介石一听，等于兜头一盆冷水，把一团高兴化为乌有。接着宋子文就主张把王正廷撤换，促成了王的去职（同时王正序也因此被调回，改任总行专员）。王下台后居香港，与杜月笙、钱新之等代蒋与日本兴亚院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投降条件。日本投降后，王任扬子建业公司董事长，成为孔系财阀的傀儡。

　　在金融买办中，我只介绍两个典型人物——陈光甫与贝淞荪。一般把他们列入宋子文系，那也有相当道理，一则他们都和宋子文密切合作过，二则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宋子文，起着与宋子文同样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资本，并不是依附宋子文得来的，正因为与宋子文能起同样的作用（只是量的不同），不免“同行嫉妒，互相争宠”，所以不应作为宋系。他们在某些方面与宋子文完全沆瀣一气，某些方面则与宋子文“分庭抗礼”，不受宋子文的支配。

　　陈光甫（辉德），江苏镇江人，在上海金融界（钱庄业），有四帮：江苏的苏州帮与镇江帮，浙江的宁波帮与绍兴帮。从钱庄发展到银行，镇江帮势力较大，在大钱庄中（汇划庄）则宁波帮居优势。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廿万元的资本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办法新颖方便，管理科学合理，给往来者以许多便利，业务逐渐扩大，资产日益雄厚，截至抗战之前，上海银行所吸收存款之多，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占第一位。陈光甫有那样的成绩，所以中外资产阶级都承认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民国十七年起，宋子文掌握南京财政权以后，在上海银行界中特别倚重两个人，一个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个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铭）。浙江实业银行是四十万元资本搞起来的，那时也已为大银行之一，不过从发展的比例上讲，“浙实”就不如“上海”。从表面上看，中国所有银行都是从小到大的，实际上则有许多银行都是有所凭借的，如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是靠侵占交通银行起家，大陆银行则靠侵占中国银行起家的：金城、大陆两银行为中交两行的高级职员所创设（大陆银行在北京时就设在中国银行的后门，室内完全相通），放款做生意，赚了钱就算大陆、金城的，蚀了本就记入中交两行的帐内，这样才成为大银行。在上海，中交两行（特别是中国银行）扶植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但新华银行到今天还不能算什么大银行。可见上海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的靠经营得法而逐步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为陈光甫有这一资本，所以他在美国资本家眼中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抗战初期，蒋介石要从美国取得物资与借款，同时又不愿重用宋子文（那时蒋宋之间有矛盾，宋孔之间有矛盾），而宋子文则多少有“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气概。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孔祥熙又不中用，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派陈光甫到美国去谈判借款和换货协定，借款和易货，均以钨砂、桐油、猪鬃等特产偿付。一九三九、四○年时有人主张设贸易部，以陈光甫为部长，但孔祥熙不肯把大利让人，结果只设一贸易委员会，以陈为主委。在这一阶段中，蒋介石、孔祥熙以陈光甫代替宋子文，所以也有人把陈光甫列入孔家系统，那更不恰当，陈根本瞧不起孔，而且多少有矛盾。在抗战之前，陈光甫的事业，民族资本的气味较重，抗战后特别是做了贸易委员会主委之后，买办性的比重就大大增加。一九四七年蒋政府“改组”，要把陈光甫列入“府委”，除为了取得美国财阀的好感外，是没有其他作用的。

　　贝淞荪（祖诒）是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兼买办的世家，第一次欧战中发大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是他亲房哥哥。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香港分行行长，宋子文做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任沪行经理。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宋汉章病死，贝淞荪就继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时期对黑市汇率的处理，贝淞荪是实际的负责者。据说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得国际汇兑，这半个人就是贝淞荪，所以贝淞荪不仅是中国对国际汇兑问题的专家，而且是权威。因此他在美国资本家中也有“信誉”，所以他被选为谈判“五亿七千万美元援蒋贷款计划”的代表。中国银行历史上就分为两派，一为浙江的王克敏派，一为江苏的张公权（嘉敖）派，在北洋军阀时代，王克敏任总裁，张公权为副总裁，大权操于王克敏。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了上海，张公权就把上海区间行（中国银行在全国分为四区，沪行管东南各省分行，津行管华北各省，汉行管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粤行管华南各省，上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改为总行，自任总经理，排斥了王克敏的势力；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把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撵走张公权（给以中央银行第一副总裁的空衔），就利用王克敏系的力量对张反攻。贝淞荪是中国银行的老干部，在王张两人之间，比较接近张公权。一九四八年初赴美谈判“援蒋贷款计划”，主要是政学系的意见。

　　◎所谓“夫人派”

　　谈到了“英美派”之后，顺便附带讲一讲所谓“夫人派”，就是靠宋美龄提拔的一批具有若干美国作风、美国臭味，能说流利漂亮的英语的人物，其中主要的就是吴国祯、董显光，还有一个黄仁霖。

　　吴国祯做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因风致不蠢俗，英语很流利，为宋美龄所赏识，外放汉口财政局长，升湖北财政厅长，转汉口市长，官运亨通。尽管他做了厅长、市长，只要蒋宋招待外宾（不论大小）有他在座，宋美龄就叫翻译，他必站在一旁翻来译去。武汉失守后退到重庆去，任重庆市长，又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九四六年又继钱大钧为上海市长。为国民党官僚中升官最快的一人。

　　董显光出身新闻记者，曾任研究系的时事新报社董事，英文《大陆报》主笔，后由宋美龄提拔，任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处长，为蒋对外国记者的发言人。抗战后国际宣传处名义上改隶国民党中宣部，董亦转任中宣部副部长，国际宣传处长则由曾虚白担任。一九四七年蒋政府改组，董任行政院新闻局长，为蒋政府的法定发言人。这个局长是特任官，和部长的地位一样高，董就任以来，每星期必发表一篇撒谎谈话。

　　黄仁霖为东京大学毕业，做过青年会干事。蒋介石设立励志社时，由宋美龄推荐他为总干事，蒋介石、宋美龄出外旅行，常带了他同走，实际上是蒋宋的“高等”副官。为什么要说“高等”呢？因为黄仁霖的阶级是“陆军中将”。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带的专家与随员有四百余人，邱吉尔则带了九百个人，蒋介石则连宋美龄的老妈子在内也不过二十人左右，除蒋介石、宋美龄之外职位最高的就是黄仁霖。英国的参谋长在布置议程时问黄仁霖：“中国出席陆军会议的代表是谁？”黄答：“委员长。”“海军会议代表是谁？”“委员长。”“空军呢？”“委员长。”“运输问题？”“还是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英国的参谋长不禁问：“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为什么只有一个委员长呢？”黄仁霖哑口无言，他有什么话可说呢，“委员长”之外，就是“夫人”，“夫人”之外就是他这高等副官，不是“委员长”出席又有什么办法！

　　◎孙科派

　　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养儿子。孙中山在世时，人家叫孙科的集团为“太子派”，现在这个名称已为蒋经国的“建国社”所代替了。为什么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已自成一派呢？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父子之间并不一条心。的确，他们父子之间有显著的不同：孙中山是廉洁奉公的，他的遗产仅上海爱利哀路一幢小洋房，还是华侨送给他的；但孙科则仅在广州市长任内刮了一二百万（净余的），武汉政府时任交通部长，出售平汉路局地产，侵占了三百余万，南京政府铁道部长任内又有三百余万元公款没有报销，至于浮报侵占的当然更多，此其一。民国十三年后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而孙科则背后反对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不久，即支持西山会议，反苏反共，此其二。萧佛成曾骂孙科“不肖”，说他“没有一点像总理”。萧佛成是右派，政治主张是反动的，但他对孙科的批评，却很正确。

　　孙科一生的主张与倾向，是变得很多的：民国十四年是国民党的右派；民国十五年冬到十六年又是“左派”了，成为武汉政府的中坚份子，蒋介石曾要逮捕他。七月以后，他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到南京做官。从十七年到十九年一直联蒋反汪，二十年又跑到广州去联汪反蒋。二十年底，一度出任行政院长，被蒋迫倒，蒋汪合作同时上台，他在上海不断发表谈话：“独裁要反对，双裁也要反对。”蒋介石答应每月给他十万元特别津贴，立法院经费从六折发放改为八折发放，他就到南京去做立法院长。这以后，他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起“中苏文化协会”，似乎比较进步；同时他又制定充满浓厚法西斯独裁气味的“五五宪草”。抗战以来，孙科是积极主张联苏的，他到过苏联，从苏联获得很多帮助，被认为抗日坚定，倾向民主；而一九四一年则公开诬骂民主政团同盟和救国会为“新汉奸”。以后直到一九四六年政协会议时还是扮演“倾向民主”的国民党“进步派”，最后在伪国大制伪宪及蒋府“改组”中显出了原形，为蒋介石卖力反人民的代价，是被选为“国民政府副主席”。

　　孙科的“善变”，正如《西游记》上的孙行者一样，但蒋介石给他戴了一个金箍，只要一念“紧箍咒”，孙行者就伏伏贴贴地听他使唤了。这个“金箍”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依然是钱。孙科的所以善变，其关键在于“贪财”与“趋势”，尤其是贪财一端起着决定作用，如民国二十年孙科离宁赴粤，联汪反蒋，其主要动机就是因为铁道部的财产公款多数变成了孙科的私有，连造假帐也造不出如许大数目来，完全没有方法可报销，可交代，于是借着政治问题把所存公款囊括而去。广东方面当然欢迎他去，增厚一分力量，决不会向他算南京的帐；南京方面已找不到他算帐，就是公布或追究，人家也会认为是政治上的报复，不肯相信。那时蒋系军人由顾祝同领衔发表通电，揭发孙科的贪污事实，但一般的反映，多数认为是蒋介石因孙科政治上反蒋而故意编造出来打击他的，是蒋介石度量太小，并不因此而增加对孙科的不良影响。蒋介石懂得孙科的贪财脾气，所以就使出他的拿手好戏来，最后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月十万元的特别津贴，孙科就全心全力为他“制宪”了（到孙科就任立法院长后几个月，这个特别津贴就有所变更。“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立，似乎就是由此转化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经费，每月由行政院拨五万元，上海市政府、广东省政府各二万元，南京市政府一万元，总数恰合十万元，这是一个迹象；又孙科私人应酬的各种支出，大部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付帐的，中山文教馆似乎是孙科的私人帐房一样，这又是一个迹象）。孙科所爱的是钱，蒋介石就把钱使用他，也把钱牵制控制他，顺蒋的意思就多给早给，不顺蒋的意思就少给迟给甚至不给。孙科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主张联苏，一般人因此认为他是进步的，不错，中苏文化协会曾出版过介绍过一些较进步的刊物，因此遭遇到反动的CC文棍的攻讦。抗战之前，孙科曾邀一些CC的中坚文棍谈话，说：“中苏文化协会及其所做的工作，是委员长要我这样做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根据委员长的指示进行的！现在有些人批评这样，批评那样，算什么道理？自己不知道，还乱作主张，简直是胡闹。”态度很为强硬，他凭什么硬的呢？因为是“委员长”要他那样做的，他所以有恃无恐。原来他的进步目的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扮演的。一九四一年秋冬之间，希特勒的侵略军深入到苏联境内，占领了基辅与明斯克，攻陷斯穆伦斯克（莫斯科的门户），希特勒准备到莫斯科去过他的十一月八日的纪念节，美国的海军部长诺克斯悲观而肯定地说：“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苏联的崩溃了！”中国的反动派准备到新疆去欢迎希特勒的纳粹要人。总之，一切中外资产阶级都认为苏联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位一向“主张”联苏、一向“提倡”中苏友好、一向“赞助”团结抗日的、“进步的孙哲生先生”就在香港大发议论，诋毁中国共产党、救国会派、以及民主政团同盟了！可是局势的发展出于资产阶级的预料之外，德军被击退了，于是孙科又拾起丢掉的“进步”招牌。

　　凡爱财者必吝啬，孙科当然不会例外。他每用一个钱，都是由立法院或中山文化教育馆出帐的，私人的钱是一毛不拔的。只有一次大破悭囊，就是“交际花”蓝业珍肚皮大了要控告他“诱奸遗弃”，经杜月笙调停，孙科忍痛拿出了二十万元（这是民国二十四五年间事。抗战后蓝又到重庆去与孙科同居一时期，后于民国二十九年三十年间离渝至港，常往来于港沪间，与除公博、褚民谊、钱大魁等各大汉奸姘识）。除此以外，就是几百元也必由立法院或中山文化教育馆付帐，如抗战初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由宋庆龄出面领导作对外宣传，筹募经费，孙科出了一千元，结果是写了两张收据：立法院五百元，中山文化教育馆五百元。正因为吝啬，所以并没有什么可靠干部。表面上看，孙科似乎自成一派，从民国十一二年做广州市长以来，部下却有不少人物，除吴铁城已脱离孙科之外，有马超俊、梁寒操、傅秉常、刘维炽、陈策、张惠长、黄汉梁、谌小岑、吴尚鹰、楼桐荪、陈长蘅、吴经熊、卫挺生、陈伯庄、蔡增基、王昆仑、钟天心等，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所谓属于孙科系统的有一二十人。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如陈策、张惠长已为过时人物，不起什么作用，在海空军中既无势力，也不能靠孙科而重握海军、空军权力。他们如想东山再起，则依靠孙科也无用处；不想东山再起，就无庸依靠孙科。吴尚鹰、楼桐荪、卫挺生、陈长蘅等是立法官僚，胡汉民时代就当立法委员的，与孙科仅是职位上的隶属关系。刘维炽、蔡增基是帮孙科刮钱的，自己也刮了不少。孙科做了立法院之后，他们不能靠孙科之力取得掌握财政经济机关，就无所求于孙科。马超俊、梁寒操已投向蒋介石嫡系的反动集团，梁寒操且成为CC最反动的一翼，所谓“革新派”的活动份子；谌小岑则早成为CC特务。称得上亲信的只有黄汉梁一人，因为孙科的财产是黄汉梁经营的。黄为美商花旗银行买办，民国二十年底到二十一年初的极短时期中孙科做行政院长，曾以黄汉梁为财政部长（孙科做官刮地皮得来的钱，大部份委托黄汉梁汇到外国去的，所以用他做财政部长），孙科下台后黄汉梁当然也下台，就做了孙科的帐房先生，因为黄既做过部长，表面上不好意思再做买办了。

　　当孙科伪装进步，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蒋介石对孙的策略，一方面命令CC等从侧面予以压力，一方面却不能不用“草料”喂他一喂。但当孙科公开反动时，虽蒋的嫡系一面在旁“喝彩”捧场，而蒋介石却只给孙科“草吃”，克扣其“料食”了。孙科却不懂这个道理，每当蒋介石对他不加重视时，他竟以露骨反动企图取得蒋的好感，他比政学系不如远甚，试想：你反动还能超过CC吗？正是“其愚不可及也”！

　　◎“下诏罪人，破格用己”

　　对于蒋介石的评语，除《大公报》的“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两语，一般被认为中肯而恰当外，抗战前南京曾流行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下诏罪人，破格用己”；下联是“励精图乱，发奋为雌”。人们一看到这几句话，很容易以为是印刷工友排错字了：从来只有“下诏罪己”，没有听到过“下诏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没有听说过“破格用己”；大家知道应该“励精图治”，怎有“励精图乱”之理？司马迁的《史记》上有“发奋为天下雄”的话，“发奋”而又“雌伏”，就出于常理之外了。你觉得不合理吗？蒋介石就是这样的。

　　蒋介石统治中国逾二十年，造成深重的内忧外患，但在他的一切文告中，总是责备“国人不自振作”，“国人玩忽”，责备别人没有照他的办法，他的命令做，因此把自己弄坏了，甚至说举国人民都没有“国家观念”，不知道“爱国之道”。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没有说一句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对于国民党及其政府与军队的种种罪恶及腐败情形，他有时也在某些会议上讲过，有时也似乎说得很沉痛，批评得颇为正确，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切责任都应由下边的人负担，都是小职员小干部做错的，从来没有一个字说过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犯了什么错误（关于这一方面的例子，《蒋介石言行对照录》里搜集了不少，不再举例说明）。爱国自卫战争的第一个半年，蒋军被歼灭了四十五个旅，蒋介石于三十六年新年曾发表一个文件，对他自己战略上的错误，一字不提，专责备其部下的军官没有照他的指示去做。莱芜战役就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而得到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全部覆没结果的，被撤职的却是薛岳。专制时代的皇帝，有时为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肯下“罪己诏”，成汤有“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话；但蒋介石却是“一从有罪，罪在万方”，照他的讲法：他是“从来没有做错过事的”（实际上恰恰是“从来也没有做对过事”）。

　　蒋介石曾肄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修毕日本士官学校的功课，对军事一门不能说他是门外汉，但对其他部门的知识与本领就未必都懂，更难说有所特长。然而他却有“本事”与“勇气”做各式各样的领导工作，从党务、军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财政经济，无所不管。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国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死后，他兼“行政院长”，后来因有学潮，又兼“教育部长”。那时有些有关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内“案据”之中又是“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是“案奉”，则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九·一八”之后到“七七”抗战，他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军大学主任校务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大学（国民党党校）校长”、“警官学校校长”、“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汪精卫遇刺出国后又加“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长”。抗战以后，除上述各学校的校长照旧外，总的方面为“最高国防会议（后改称“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林森逝世后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方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行政方面为“行政院院长”、“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政府主席”；党务方面为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央设计局”及“党政考核委员会”主委；“民意”机关方面则为“国民参政会议长”；财政金融方面则为“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联合总管理处主任”、“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教育方面则一度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党政军民财教各部门的“最高”职位，都由他一人包办，那时不少人捧他称“最高领袖”，原来他的所以成为“最高”，就是那样得来的。

　　蒋介石执政二十年，与内战相终始（仅抗战初期停止过一二年，以后即不断磨擦），祸国殃民，罪恶滔天。但蒋介石本人却是很“辛苦”的，你只要看他担任上述数十种职务，就可见其“勤劳”了！他不相信别人，只有自己兼上，兼上就多少要费些精力（如抗战中兼行政院长时一天批五件公事，其余由孔祥熙办），不是空担虚名的。可是他为什么“辛苦勤劳”呢？为的是“残害人民，开门揖盗”！

　　蒋介石一生善于装腔作势，好像他真是为国为民，民国二十年十月在南京对请愿抗日的学生说：“三年以内如不能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侵略者出中国，就杀我蒋中正的头！”以后不断搞这样运动，搞那样运动，也都装出要发奋图强的样子，事实上则“不抵抗政策之后，连接来的是‘淞沪协定’、‘塘沽协定’、‘通车通邮，事实上承认伪满’，‘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敦睦邦交令’、‘华北特殊化’、‘张川越谈判’、‘七君子下狱’，直到芦沟桥的炮声响了，还是‘和平未至最后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原来‘发奋’的姿态，是为了便于‘屈服’”。

　　◎“副总统”李宗仁

　　正当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聚歼各战场蒋匪军，胜利地展开攻势时，南京的蒋家小朝廷扮演着一幕所谓“行宪国大”的丑剧。这一幕丑剧是蒋记国民党及蒋介石本人临死前的最后一场戏，和袁世凯的“高升为大皇帝”一样，是蒋介石的“饰终典礼”。这幕丑剧中紧张精采的场面，是蒋介石声明不愿做“大总统”，放弃竞选，并提议推胡适为候选人；“国大代表”要求枪毙陈诚；而最紧张最精采的场面，则是“选举副总统”，经过四次投票，才把“桂系军阀”李宗仁选出来。这三件事情是有连带关系，环绕着一个中心发生的——这一个中心就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蒋介石集团已迅速走上没落崩溃的道路，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认为蒋介石这个奴才头子太没有用，准备抛弃他而另换一个新的奴才头子。美帝国主义心目中的新的奴才头子候补人，就是伪国大投了四次票所选出的伪副总统李宗仁。

　　蒋介石近十余年来的最大希望就是做上“民选的正式大总统”，使他的独裁专制“合法化”；从“五五宪草”的制定之日起，蒋记国民党的一切关于“宪法宪政”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从“由蒋介石任大总统”的预定前提出发的，制定伪宪法，包办伪国大，一切都是为了蒋介石坐上“总统宝座”。在伪国大开幕前后，所有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以及所谓“社会贤达”等几千名奴才中，没有人肯出面作陪客，“做总统候选人”（最后才拉上一个居正陪衬一下），为什么这样呢？大家都知道“总统”是蒋介石的“禁脔”，蒋介石固志在必得，别人是不容染指的。伪国大开幕之后，蒋介石的“总统”马上可以到手了，为什么他要声明不愿作候选人呢？

　　一般的观察，是蒋介石借此自抬身价，取得广泛权力；果然在各地奴才们通电呼吁，一致“推戴”之后，蒋介石就“俯就舆情民意”，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应选”了。这和民国四年伪国民代表上书劝进“推戴大总统为今上皇帝”，袁世凯“谦让”三次而后就，是同一手法。这种观察，说明了蒋介石装腔作势，以退为进的作用的一方面，但仅是浅显的一面，而不是其作用的全部。蒋介石装腔作势的主要作用，却在于下列两点：第一，做给美帝国主义者看，他得到“全国的拥护”，非他做“元首”不可使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必须继续支持他，如不支持他而支持、扶植别人，事情就更不好办。第二，做给准备代替他的人看，好像说：“你看，我的势力多大，声望多高？你虽得美国主子的支持，要想代替我，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不如早些收篷为好！”

　　远在伪国大开幕之前，美国当局在商讨援蒋贷款时，马歇尔和杜鲁门都曾发表过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和谈话，内容都涉及蒋政府的基础问题，而且国务院的发言人又一再加以解释（先说在中国的联合政府并非必须包括共产党在内，以后又说也并非美国主张一定不要包括共产党在内）。国务院官吏对其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言论作带有修正性的解释，在国际惯例上是很少见的，甚至可说是一种失态。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为了表示对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含有“取瑟而歌”的意思。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援蒋贷款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时候，参院外委会发表了一个报告书，严厉批评蒋介石政权的贪污无能。南京的奴才们看到后有些惊惶失措，认为这个报告书对蒋政权政治上打击之大，决非五亿七千万贷款所能抵偿；过了几天，参院议长兼外委会主席范登堡发表声明，收回这个报告书，理由是“这个报告有些过份地方，发表之前没有经他同意，不宜发表。”但他却说报告书中关于军事部份的批评是恰当的，这一部份不要取消。表面上范登堡似乎是为了保留蒋介石一些面子，不要使他太难堪，实际作用并不如此，因为蒋介石失败的决定点就在军事方面，军事上的无能与失败，注定了蒋介石集团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范登堡声明虽在尾巴上拖上一句为蒋介石捧场的话，其作用等于把小孩子打了一顿，小孩哭了，于是又去哄他：“乖乖，不要哭了，以后好好听爸爸的话，爸爸还是欢喜你的。”可是言外之音，却含有“如果再不听话，那就要打得更凶”的意味。

　　美国反动派对蒋介石“一面斥骂一面喂”的作法，除加紧鞭策蒋介石（“你再不好好干，老子就不要你了”）之外，还含有对被培养作蒋介石替身者打气的作用，为将来摔掉蒋介石这个奴才另换上其他傀儡时预作舆论准备、心理准备。因为蒋介石独裁专制二十余年，在反动阵营中建立了高度的“权威”，从来不允许有一个人能形成“第二人”的权位威望的，无论资望地位如何高，只要蒋介石感到足以威胁他或使他不能运用自如，蒋介石可以随时拘囚、杀戮（不能公开杀的就暗杀），因此美帝国主义需要鼓励被培养代替蒋介石者的勇气。又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反动集团的最高代表人物，“取精用宏”，根深柢固，几乎已成为反动集团的唯一代表者，美帝国主义要撤换他，会引起反动集团的绝大混乱，许多反动份子会意味到“蒋介石尚无办法，别人当然更无办法”，于是动摇，沮丧，分化，退却，而加速其失败与死亡的过程，所以美帝国主义者要适当地削弱蒋介石的政治威信（这是对反动集团讲的，蒋介石在人民中早已毫无威信可言了），使一旦要摔掉他时可以减少惊慌失措的程度。

　　当然，将介石是美帝国王义的奴才，一切听主子安排的，但当主子要撵走奴才时，奴才为挽救被逐的恶运，会特别卖力以显出其能干，表示他还能为主子做很有用的事，比其他奴才更有用些，以争取主子回心转意。这就是蒋介石“不愿做总统”的主要作用。当这个“惊人消息”传出，蒋党所把持的各地各种团体，纷纷驰电“拥戴蒋主席为第一任大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辇毂之下”的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办的）与中央大学教授却联名发表文件，称赞蒋介石不做总统是一个英明决定，说：蒋如能摆脱国事，到美国和苏联去游历游历，对中国前途与世界和平，都有益处。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并不激烈，实质上就是说蒋介石应该下野出洋，如果再做“元首”，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害处。在南京的大学教授们竟敢对专制魔王蒋介石说这种煞风景的话，是不能想像的，除非他们得到司徒雷登的积极支持，否则是没有如此大胆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对蒋介石不做总统的表示，几乎一致怀疑其诚意，也说如果蒋真不做总统，对中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装腔作势实质上是喝倒采。

　　伪国大在解放军解放洛阳，收复延安，围攻潍县……一连串的胜利声中举行，奴才们人心惶惶，蒋介石为安定奴心，特作了一次撒弥天大谎的报告，说两年来战争中蒋军只损失十分之一，而且已补充上了，共产党不仅六个月不能席卷全国，六年也不可能；相反的，他能在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的共军”。这一套骗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的话，引起蒋管区人士极大的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丝毫真实性的东西，澈头澈尾的谎话。为什么不讲一句真话呢？一定是一句真话也讲不得，所以只好全讲假话，局势的严重就可想而见了。伪国大代表对蒋介石的话不敢质问，对白崇禧的军事报告就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代表”拒绝听其他伪部长的报告而要求先检讨白崇禧的军事报告。在检讨中，许多人要求把准备到美国去“疗病”的陈诚扣押起来，“枪毙以谢国人！”蒋介石的嫡系CC和复兴系本来企图在军事报告检讨中打击桂系，结果一涉及实际问题，被当作“众矢之的”者是陈诚。陈诚是蒋介石手下最大最亲信的大将，伪国大代表要求枪毙陈诚，说明蒋介石在反动派阵营中已失去绝大多数人的信赖了。

　　“副总统”候选人共计六个：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以上均国民党），莫德惠（“社会肾达”），徐傅霖（民社党）。四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傅霖各得二百余票。李宗仁得票最多，但不足“法定”当选票数（一五二三人）的一半。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投票，李得一一六三票，孙得九四五票，程得六一六票。当晚程潜声明放弃竞选，据说是“奉令退出”（合众社）；接着李宗仁也声明放弃，理由是“选举没有自由，有某种压力施于国大代表，致不能自由投他的票”（合众社南京二十五日电）；同时孙科也声明“为肃清外间流言，清除误会”而放弃竞选，据合众社说：“孙科的退出竞选，是由于美大使司徒雷登的劝告”（同上电）。需要澄清的“流言”是什么呢？路透社二十五日南京电称：“宁市昨日标语纷传，大批传单斥责李宗仁预定于当选副总统之后即发动政变：迫蒋下野。并传此项传单的主谋者为孙科。李方发言人称，蒋正以一切力量助孙科竞选。”同日中央社的辟谣电中也供认：

　　京市今日谣言蜂起，其最足引起误会者，为《新民报》所载交通服务社之启事，其中竟谓蒋与李政见不合，彼此心理难免不相协调，蒋不愿支持李宗仁；又谓国民党某有力人士欲借党权使某人（按指孙科）竞选成功，并指某有力人士即陈立夫；更有人竟谓蒋不时将游欧访问，李如当选，对安定时局胜任有余，对外亦足具条件。……

　　中央社是专门颠倒黑白的，它所要辟的谣言，什九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李宗仁的退出竞选，造成南京的混乱，国民党中执会、伪国大主席团纷纷开会，派遣代表请求李、孙、程收回放弃竞选，以“完成行宪大业”，合众社二十七日电称：

　　此间观察家一致认为：李宗仁退出竞选，已使其竞选地位无限增加：盖退出竞选以及赴平之威胁，乃是一种手段，目的在达到预期之结果。此种手段，已获得下列结果：（一）已使国民党对选举行使压力问题公开化，迫使该党不得不重申在竞选中的‘中立’地位；（二）使蒋介石不得不亲向李宗仁请求其继续竞选，给予李氏的面子不少；（三）因蒋既表示拥李，实予反李者以严重打击。众信如李宗仁果真退出竞选，则将使‘国大’垮台，并可使国民党分裂……故国民党及蒋介石不惜一切力量公开赞助李之竞选。

　　经过这一场波折后，伪国大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投票，二十九日作第四次投票，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而当选为伪“副总统”。

　　这一丑剧说明了下列几个问题：

　　蒋记伪宪中的“副总统”是毫无权力的，比美国的副总统更没有权力（美国的副总统还是参议院的当然议长），只有当“总统”出缺时，由“副总统”继任。如果“总统”没有意外，“副总统”就是“伴食中书”，不及一个省政府主席或部长重要。为什么值得如此费力竞争呢？当然不是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而是意味着蒋介石下野的可能性颇大，当“总统”出缺时可以“继任总统”，掌握政权，谁取得“副座”，谁就能在不久的将来“取蒋而代之”，所以要出死力相争。此其一。

　　孙科的竞选是得到蒋的全力支持的，并由陈立夫动员与压迫国民党员不投李宗仁的票而投孙科的票，所以李宗仁要揭穿“没有自由”的内幕。孙科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政治上是有野心的，蒋介石为什么不怕他而支持他呢？因为孙科已丧失了自树一帜的地位，没有“取蒋而代之”的可能，孙科当“副总统”，蒋不感到威胁。蒋、陈的以全力支持孙科，说明李宗仁当选了就将威胁到蒋介石，“政变”的传单，与“蒋不时将游欧访问”的谣传，不是毫无根据的“危词”而是有可能性的。此其二。

　　李宗仁一向不肯露锋芒的，他很熟悉蒋介石“不能容人”的性格，十余年来一直装着“忠厚无用”的样子，唯恐遭蒋之忌，如民国三十年夏白崇禧决定将香港的《珠江日报》复刊，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坚决主张不要复刊，说“现在决不要让别人感到我们广西还要做什么事，愈少做事愈好。”这次居然一变过去“雌伏”的惯例出而竞选“副总统”，而且竟敢揭穿蒋介石、陈立夫为支持孙科所采取的行动，公然向蒋介石采取攻势，先后判若两人，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于美帝国主义对他撑腰，他的出面竞选，本来是司徒雷登亲自到北平去劝出来的，特别是在李宗仁声明退出竞选之后，司徒雷登马上对孙科行使压力，“劝”孙科也退出竞选，造成僵局，致蒋介石、陈立夫不得不对李宗仁让步，这一着对于李宗仁的“当选”是有决定作用的。因为：程潜既“奉令”声明退出（当然是“奉”蒋介石的“令”，别人既无权“令”他，程潜也不肯听别人的“令”），程潜的票子也一定“奉令”转移到孙科名下去，所以李宗仁会说“没有自由”而以退为进，声明退出竞选。这时候，蒋介石、陈立夫等可能表面上敷衍李宗仁，一面却继续进行选举，那末孙科成了唯一候选人，就胜算可操。当此要紧关头，司徒雷登马上出面干涉，压迫孙科退出，才造成有利于李宗仁的条件。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李宗仁已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二个干儿子，而且“洋爸爸”对“第二干儿子”的照顾，比对“第一个干儿子”（蒋介石）更热心些。“有了小儿子，就不疼大儿子了”！美帝国主义是否就抛弃蒋介石，现在还不能作肯定的答覆，但已显出这个倾向是毫无疑义的。此其三。

　　美帝国主义为什么看中李宗仁呢？先看美国新闻处（国务院机关）电讯中所述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对李宗仁怎样捧场：

　　《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李宗仁的当选，乃显示一主张革新份子荣获一崇高之地位。……李向来即要求一诚实有力之政府，先得人民之支持，然后即可能击败共产党，故李之当选不宜忽视。（华盛顿四月三十日电）

　　克利扶兰俄亥俄《正言报》五月三日社论称：过去几个月由各方来的消息，所说的无非是国民政府军事上的败绩和国民党政治机构的继续腐化与霸占，上周国民大会推选李宗仁将军为副总统，确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他一向为和平中国作战，他有很丰富的政治经验；……知道忠实的政府所应做的事情；他知道中国在反抗共产党方面获胜的唯一希望，乃是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政府。李宗仁将军希望获悉各方面的意见，这在向来是百分之百以国民党固步自封的政府各界中，是一种新的倾向。他坚持实行基本的军事、经济、政治改革；这些行动，蒋介石曾避不采取。李宗仁将军并不是蒋介石‘唯命是听的人’，他对中国有见解，也是二十年来统治阶级内部最好的见解。（同上五月四日电）

　　《费城日报》五月一日评论称……李宗仁将军代表国民党内部反动份子的反对派；这些反动份子是中国行政系统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他们阻挠马歇尔国务卿的努力……（同上电）

　　美国反动派为什么这样捧李宗仁呢？因蒋介石已失尽人心，没有希望了，在中国反动阵营中选来拣去，只有李宗仁还可能起骗人作用，所以抬他出来使一些害怕革命的人们对此发生幻想，使中国反动派可以重新组织力量。其次，中美反动派已选择两广为最后负之所，但两广人民过去吃了蒋介石集团很多亏，蒋介石要退到两广去，是不可能见容于两广人民的，宋子文虽是广东人，也无能为力，而李宗仁在两广多少有些潜势力，尤其是抗战以来李宗仁一向在外面，一切危害人民的事不能算到他的帐上去，容易起欺骗作用。第三，李宗仁与李济琛的私交素好，如果李宗仁把蒋介石挤下了台（这当然要由美国主子决定），有拉拢李济琛等合作的可能。于是李宗仁就成为美帝国主义者武库中最后一件法宝。

　　这个被美帝国主义者称为“一向为和平中国作战”的李宗仁“将军”，最初是广西大土匪陆荣廷（袁世凯时代的广西将军）的部下，后来则为陈炯明的第一员大将林虎的下属（陈炯明的三员大将，第一名为林虎，第二名为叶举，第三名为洪兆麟）。民国十二年孙中山先生出师桂林北伐，李宗仁在西江上游袭击大本营的船只，打翻了几只，这就是他“为和平中国作战”的开始。民国十四年国民革命军肃清了陈炯明的全部势力，收复了东江和南路，李宗仁看到大势所趋，才投降广州的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北伐以后，李宗仁驻武汉，武汉成为屠杀民众的最大屠场，杀人之众多与残酷，比起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的“业绩”还要超过几倍。抗战后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广西军在五战区的不少，对抗日毫无足述，害民则首屈一指，强奸、抢掠、杀人、放火，甚至比日本鬼子还厉害！民国三十年春，国新社记者李洪路过安徽寿县，桂军旅长听到有一新闻记者路过那里，怕他遇敌溃逃和蹂躏民众的真相被记者报导出去，当夜就把李洪活埋了！这种事情，在抗战时期是任何反动部队所没有的，只有李宗仁“将军”的部下才做得出！李宗仁、白崇禧所统治的广西省是有“模范省”之称的，据说广西的民众是最有组织的，地方自治有成绩，民众自卫的力量很强；抗战时期经过了两次考验：第一次是敌人从钦廉进攻南宁，西至龙州，南渡邕江；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三年从衡阳进攻桂林、柳州。广西的地势是“无地无山，无山无洞”，阻击与困扰敌人是最有利的，然而敌人两次进兵，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一样，桂林的保卫战，不到五天就全部溃败，连敌人也想不到会这样容易。

　　桂系军阀的头子李宗仁，其反动的经历与腐败无能，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正如半斤与八两，毫无轩轾，中国人民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附录：胜利前后

　　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红军长驱直入伪满及朝鲜北部，日寇受到致命打击，即接受波茨顿宣言，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处于日寇铁蹄下达八年之久，忍饥耐寒，窒息下气的上海人民，兴高彩烈，欢欣疯狂，满以为从此重见天日，可以扬眉吐气！然而“不战而胜”的国民党统治者所带给他们的，不仅和敌伪“如出一辙”，而且变本加厉的剥削与掠夺。人民所期望的是“出水火而登衽席”，结果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有人说：“本来是天亮了，却又遇到‘昼晦’。”本文所要写的就是日本投降前后四个月内，也就是“黑夜”和“昼晦”之中的上海一角的形形色色。（编者按：本文作于一九四五年底，曾于是年十二月的华中《新华日报》连载）

　　◎“百万皇军守护上海”

　　自从法西斯魔王希特勒德国崩溃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如何，已是大家所能断定；问题只是日寇还能挣扎几多时日。到琉球岛的战役结束，日寇的崩溃期更为迫近。从那时起，上海一般人士所探询、研究、猜测的是：苏联会不会提早参战（苏日中立协定虽已由苏联通知不再继续，但满期还要等到明年四月）？美国军队究竟先进攻日本本土？还是先在中国沿海登陆？如果在中国登陆，则先在华南登陆呢？还是先在华中——上海及其附近？最关心的还是上海会不会成为决战之所？

　　这并不是过虑，的确有许多事实呈现于人民面前的：在太湖三角洲一带，敌人集中了七个师团，上海四周就有了五个师团，市郊以及郊外，到处都挖掘工事，所有空地上都挖成无数的坟坑，有的构筑成炮位或机枪阵地，有的则掩藏食粮及军需品等。因为根据日本各都市被轰炸的经验，食粮被焚毁的威胁最为严重，所以他们要分散掩藏于空地。市内各马路的人行道上，每隔四五丈就挖掘下半个人深的小坑，下雨时及雨后就积满了水，晚上行路稍不小心，就会跌进去（因永久防空，路灯少而且弱，所照的面积不到方丈）。上海向来流行的话，是“马路如虎口，当中不可走”，一变而为“路旁不可走”了。那样的小坑，据说是备巷战用的，山下奉文指挥菲律滨作战时，在马尼刺争夺战中曾靠这些小坑大大阻碍了美军的进展。上海马路上的无数小陷阱，正是日军准备毁灭上海的无言告示。上海四郊，则到处张贴着“百万皇军守护上海”的日文标语，及号召上海及四郊日侨全体参加战争的宣传品。

　　据传说：希特勒德国失败后，日本就有人主张早日投降，以保存实力，利用并挑拨美苏之间的矛盾而重振旗鼓。他们公开宣传着：“如果希特勒在一年以前就投降——甚至是无条件投降，德国既不会败得这样惨，也不至于完全由人摆布。”日本所有都市受到大轰炸以后，这一主张在首脑部已占优势，但陆军将领则一般地反对投降，主张作战到底。特别是驻华陆军，主张更为激烈，他们主张必要时放弃日本本土，迁都朝鲜或满洲，以鲜北及满洲的工矿资材为凭借，在中国大陆上与美军决战。他们认为这样还可以打他二三年。据传说：日本大本营曾派一高级人员（一说为日皇裕仁的胞弟秩父宫亲王）到上海来征询驻华陆军将领的意见，在登部队（第十三军军团）司令部开会，登部队所属七个师团的师团长，全部反对停战；席间有人拔出佩刀，斩下自己的手指，说：“要排除议和论调，像截去这个手指一样断然！”后来这七个师团长都奉召回国，其中驻扎在苏州的小林师团长即在返日途中被美国飞机打落堕海。

　　◎“共死圈”

　　七月十八日起，美国飞机对上海市区作了四次以上的大轰炸，死伤的十分之九是平民，毁损的也多数是平民的房屋财产。这倒不是没有目标或找不到目标，而是为了敌人的一切军事机关都已迁入市区，嵌在居民稠集的场所；如蒲石路迈尔西爱口十三层楼的华懋公寓，成为登部队的司令部（原来在市中心区）和华中派遣军宪兵司令部（原来设在南京）；爱多亚路的浦东同乡会大厦、静安寺的平安公寓等都成为重要军事机关；以辣斐德路马斯南路吕班路环龙路为界的顾家宅公园（俗称法国公园）和震旦大学，都是日本的军需品储藏所。七月中旬日本军部更下令征用一切五层楼房以上的建筑，限令此类大厦以内的商号住户迁让。如南京路的慈淑大楼（大陆商场）、西区各较大的公寓，都接到此项通知。

　　这几年来，因日本军政经济机关占用的房屋很多，上海的房屋恐慌已极严重。那些被驱逐出大厦的人住到那里去呢？于是纷纷找门路请求延缓出让。日本军阀居然网开一面，应允各大楼的最高一层可以留给中国人居住，有的则允许最下层的铺面可以缓让。为什么日本军阀肯给予这些“恩典”呢？它之所以征用各网骨水泥的大建筑，是为了防御空袭，如果这一建筑被中型炸弹炸中，也只会炸穿一层，那末炸死的是住在最高一层的中国人，他们自己还是安全的。据说十三层的华懋公寓，其最高两层并不居住日人，而是作为一部份英美侨民的集中营的。他用这一办法向美国表示：“你来炸！反正先炸死你们自己人！”

　　这许多高大建筑遍于上海市区的每一部份，于是上海已没有一处安全地方了。如果要轰炸日本的军事设施，那就必然要殃及邻近的平民。虹口塘山路附近死亡数千人，就是为了轰炸日军的炼油厂未中而遭殃的！如果炸弹直接命中各大建筑，则大建筑还没有炸坏，而附近的普通建筑却可能已先被震坍了！日本军阀的如此与华人“亲密”，对上海人民的威胁是难以形容的。日寇和汉奸常常宣传“同生共死”和“东亚共荣圈”，上海人民至此即称之为“共死圈”！平时日本人吃的胖胖的，中国人则连杂粮也配给不到，饿得剩一张皮，但事到临头，却非要你“共死”不可！而且在这“共死圈”之内，日本人恰住在最坚固的建筑里，以图幸存，所以又有人称之为“共死圈”中的“幸存点”。

　　七月中下旬大轰炸之后，市民死伤的很多，许多受伤的难胞赴医院求治时，日本军管理的许多大医院，如山东路的仁济医院等，都拒绝收受，医院中虽明明有铺位，但非先缴伪币三十万元不让受伤者进去。而且在四五小时内，接续涨价，从三十万元而六十万元，而一百万元，但也有热心的医院，则凳子上都躺满了伤胞，把被单撕开作包扎纱布，事后伪府及所谓社会名流也曾组织团体，商量筹款救济。但除伪新中国报接受读者捐款，立即散发了二千余万元伪币之外，其余数十倍于此的捐款，则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发放过分文！某一机构为向各医院受伤难民发放救济费，曾请求伪市府防空本部（部长是日人）派员指挥协助，伪市府的人要他们把捐款交去，“统一办理”；该经手捐款者不愿接受此项办法，伪市府始允派员会同发放，但一再拖延，而且还要捐款者供给他汽车。据日本来人谈：东京等都市受空袭的灾民，日本政府是免费发给食粮衣服的，但一次空袭以后，一星期也没有救济完毕，所以很多人都等候不到已冻死饿死了！法西斯统治者对其本国人民也好不到那里，而残忍腐败的程度，主子与走狗也如出一辙！

　　◎日本投降了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上海市民正处于极严重的鞭鞑下，伪储备券的购买力一天天急剧下降，黄金、股票，每天都涨停板（逐日涨起百分之十五），停板后的所谓场外交易，投机者早按照着下一天再涨停板的预测价格做买卖，其他物价当然无一不跟着飞涨。除从事投机买卖者之外，一般市民都吃不饱肚皮。普通中上级居民，极少能每日吃饭的，一般都是吃粥或面，而且绝没有把握能顾到十月以后怎样过活。普通中上级职员的薪给津贴大抵为伪币十万元左右，而米价则涨到八十万至一百万元一石，月薪收入不够一个人的食米。要离开上海呢，火车轮船都挤得要命，等上三四天还买不到票，黑市不仅加上几十倍，更有许多人行李钞票被骗被抢，弄得留不下，去不得。

　　九月九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了，这一消息震奋了所有中国人，而敏感的上海人则更为兴奋。因为苏联红军的威力，在击溃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已给上海人民以极深的印象。设备最简陋的苏联俱乐部，每逢放映苏联战争影片，无论那一场都挤得满坑满谷；苏联的参战，第一足以断定日寇即将迅速失败，第二足以粉碎日本军阀凭借大陆作战的企图。特别是第二点，从极残酷的战祸恐怖中拯救了上海人民，所以说不出的高兴。

　　十日同盟社突然广播日本接受波茨顿宣言的消息，但只开了一个头，没有继续下去。而美国旧金山的广播则把日本要求保留天皇以为接受波茨顿宣言的条件等等，全部都说了出来，重庆中央社则大播送各地热烈庆祝胜利的消息。虽然上海民间的收音机都已割去短波，但秘密保留短波的还有不少，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遍全市。

　　日本在上海的陆海军，态度向来是不一致的，虹口一带所谓“海军保甲区”，日本海军当局允许居民庆祝，于是每一家都兴高彩烈地悬挂国旗，燃放爆竹，而林逆柏生所主持的伪中华日报投机出了一张“和平号外”，把同盟社和重庆中央社的广播，拉杂刊载，市民抢着购读。苏州河以南的闹市，马上也接着悬旗放爆竹，百十万人民都拥到马路上，跳着叫着，说不出形容不出的高兴。特别是在南京路上，挤得人山人海，每一辆载着日人的汽车过去时，大家把瓜皮掷上去，平时威风凛凛的日本人抱着头东躲西闪。特别是对着制服戴军帽的日本人，群众把他拖下车来，请他尝一尝八年来他们对中国人所惯使的耳光滋味。有的则把军帽拉下来在脚底下踩几下。这样，稍稍发泄一下八年来所郁积的怨气。平时凶狠如虎狼的日本军人，在群众的怒潮下吓得哼也不敢哼一声。

　　但日本陆军并不同意把这一消息发表，日本在沪陆海军及大使馆事务所所合组的“弘报局”通知各伪报：“下午九时有正式新闻发表；除此以外不许刊载一字。”到了九时，又通知要十一时发表；十一时又通知要十二时；十二时却说“不发表了”。于是十一日的各伪报上没有一字记载，只有伪秘书长罗逆君强发表了一篇劝告大家“镇静”的文章。

　　马路上站满了武装的日军，依然骄倨地镇压民众，若干国旗都被敌军扯下了。伪中华日报的总编辑杨逆回浪，则因擅出“和平号外”而被日本宪兵队捉去。其他因议论日本投降而被捕的也时有所闻。

　　◎三位一体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一天（八月十五日），汉奸大头子周佛海对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职员训话说：“中央已有命令下来，对本行职员一律保障；不仅安全有保障，职业也有保障。希望大家安心工作。”为什么他敢这样说呢？原来周逆佛海早在二三年前和顾祝同、戴笠相勾搭，进行“和平”活动，去年小矶内阁对蒋介石所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经周佛海之手送到重庆去的。

　　日本投降消息一传出，周逆就拍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大意说：他将结合税警团、保安队和警察的一万多实力，保持上海的完整，以奉给与中央；“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据说，蒋介石接到这个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即叫秘书覆电嘉奖。后来有人劝蒋直接答覆周逆，于面子上不大好看，所以“嘉奖”的覆电没有直接给周逆而由蒋伯诚间接转达的。

　　这位蒋伯诚“将军”，国民党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去年八月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不久之后，即由周佛海的亲信去保出来，日本宪兵队怎样会释放他？那是不便深究的事。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派他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就成立了“委员长代表公署”。

　　蒋伯诚“将军”在上海是比较高级的“中央大员”，但他没有公开做什么事情。据说是因为血压高，不能见客，所以不愿多管闲事。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他所见的是“贵客”，所办的是“大事”。据消息灵通者说：“日本投降后，登部队的参谋长兼上海陆军部长川本少将曾奉命拜访蒋伯诚，提出下列建议：为切实执行中日合作，日本驻华陆军可改编为‘剿共志愿军’，或改入中国籍，成为中国‘国军’以协助中国政府剿共。”

　　蒋代表甚为嘉许，立即发电向重庆报告并请示。据说重庆最高当局对此极为满意。

　　在这一大事之外，蒋代表还做过一件小事。出版“国定教科书”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被“地下工作者”查封了，蒋代表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启封，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自行清理。该公司在报上登了一则清理启事，说：“本公司为对抗敌伪文化侵略而设，现在抗战胜利，本公司任务完成，即日停业清理。”包办敌伪所编纂“国定教科书”的出版与发行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可以自称为“对抗敌伪文化侵略”，那南京的伪官伪将当然都是“对抗敌人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经济侵略”的“功臣”了！

　　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伪江苏省长任逆援道就任“南京先遣军司令”的新闻发表了，民众都莫明其妙，有一位老国民党员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任逆居然给以名义，闻之痛心！”后来知道有名义的不仅任逆一人，南北各地大汉奸，都奉到“新命”的。周佛海的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上海行动总队指挥”，是和任逆的任命同时得到的，因为周逆比较调皮，他先去向日本军部请示、解释，获得日本主子的谅解了，然后公开就职，所以周逆就任“行动总指挥”的新闻，比任逆迟了三五天。

　　报界败类金逆雄白，是周逆佛海手下的红人，一身兼金融、新闻、律师三界的领袖，不久之前，以八十条（八百两）黄金购进一住宅。他对部属说：“过去是混混的，老中央来后，我才真正兜得转（有面子，有办法）哩！”

　　◎“新太子派”

　　第一个在上海出现的“中央大员”是“军委会宣导委员”何民魂（比蒋伯诚还早一天），那位何老先生是反共的老前辈，到沦陷区已有相当年月，据说他担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南京上海各成立办公署，并设立各地区的地方工作委员会。所搜罗的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南京的工作人员是王逆敏中（伪内次、教次、伪江苏省财政厅长），戴逆英夫（伪教次、伪组织部副部长、伪上海市教育局长）等，江苏省的负责人是金逆家凤（伪中委兼华中运输公司——日本的国策会社，为华中振兴会社的子公司——总裁），上海地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王克修，伪市金库复兴银行的秘书。据说王克修是蒋经国的人，参加蒋经国所领导的小组织的。因为蒋介石认为戴笠所负责的蓝衣社，太偏于情报与行动，且声名太坏，人家对它既怕且恨，不能担当组织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任务，所以叫蒋经国另起炉灶，组织“新太子派”，名叫“建国社”，作为嫡系中的嫡系。王克修奉派到上海来，把罗逆君强吸收进“新太子派”，而王克修就在罗逆任董事长的“复兴银行”里担任“秘书”。

　　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后，罗逆君强非常卖力，八月十日晚上发表“劝告上海市民”“镇静”的文章，十四日就“市警察局长”兼职，十六日以后，统率伪保安司令部及伪警察局在主要马路上白天宣布戒严，以便利日本军队、日本机关搬运物资及藏匿、毁损物资。

　　日本一投降，上海市区马上重行宵禁，晚上十时以后即禁止行人及车马通行。要走路就必须向伪保安司令部领取通行证。因此，所有重庆派来或自称是“地下工作”的中央人员，都取得了伪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证”。这和“投降”后的日本军队依然雄赳赳地高视阔步的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逆就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罗逆及熊逆剑东等任副指挥，但总指挥部的实权则操于“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程克祥之手，“总指挥部”设有“秘书长办公厅”，其下分设各处，南京伪府的“部长”及伪上海市府的“局长”大都成了“秘书长办公厅”的“参事”“参议”或“专员”，“少将”级的几近百名。为什么有此不伦不类的机构呢？因为程克祥是戴笠的人，周逆佛海要靠他保镖。

　　日本投降后半个月内，上海盛传蒋经国要到上海任警备司令或警察局长，所以罗逆君强非常安心。后来消息传来，淞沪警备总司令是钱大钧，副司令为李友兰，而市警察局长则为宣铁吾，蒋经国派到了东北去。于是王克修所接收的《新中国报》及《小报》（改名为《革新日报》及《上海晚报》）又被《前线日报》所接收。而罗逆君强也随周逆佛海、丁逆默村飞去重庆。

　　◎关于吴绍澍

　　从内地来到上海的国民党“大员”，第一个是吴绍澍，他的头衔之多，足以骇人：（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二）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支团长，（三）国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四）军事委员会上海军事特派员，后来又加上（五）上海市副市长，及（六）上海市社会局长，党政军民一手抓，声势之盛，气焰之高，无以复加。除市党部和三青团支团部以外，还设立了政治、军事两特派员公署，爪牙密布，四出查封并接收寇产逆产。因为他一身兼党政要职，所以许多汉奸都钻他的门路，贡献财物以取得谅解。据极不完全的估计，他在一个月以内，接收到一千余幢房屋（多数是洋房），八九百辆汽车，黄金在一万条以上（解放区的报上说是二三千条，实在太低估了吴主委，据说单是李士群的内弟叶耀先一人就送给他一千余条），其他珠宝无算。日本“弘报部”（陆海军及大东亚省联合组成的宣传机关，敌伪出版机关的旧报纸的配给者）的存纸五万余令，也经钱芥尘拉拢，由日本大使馆的福间领事送给了吴绍澍。（钱芥尘是《晶报》的老板，“八·一三”战役结束，即受日方津贴以《晶报》作侧面宣传，并供给敌人情报，一方面又与国民党的冯有真、吴绍澍等互通声气。这次吴绍澍等取得了日本的纸张——虽然那本是应该交给中国的东西——据说对钱极为嘉许。）

　　因为他权大势盛而金条更多，所以引起别人的不满。据传钱大钧在重庆曾对人说：“上海既有了吴绍澍，我也用不到去了！”这句话传到上海，吴绍澍一想不妥，马上领衔电迎“钱市长迅速来沪”。

　　汤恩伯、钱大钧、戴笠等相继到沪之后，吴绍澍的气焰较低，各方面都有对他不利的传说（主要是为了他捞得过多，太肥了），他放出空气说：“上海市政府即将改组，市长将由朱家骅继任。”因为他是朱家骅一手提拔的，关系最切，弦外之音，就是“反正我吴绍澍在上海的势力是不会倒的”。戴笠到了上海，拼命搜集吴绍澍的错处，接二连三地向重庆报告，据说重庆来电召吴去，但吴捱着不去，希望有人转圜。到了十月底，他正坐着某汉奸送给他的保险汽车出外，在路上被人打了四枪，手枪子弹打在保险玻璃上当然毫无损伤，但吴不免有些吃惊。事后调查，证明是戴笠派人吓他，他知道捱着不走是不行了，十一月三日始飞到重庆去。不久之后，副市长就换了前任工部局会办的何德奎。据说在重庆曾有人主张枪毙吴绍澍，“以肃官箴”，但后来有人为他缓颊，说：“吴绍澍是中央所派到上海去的第一个大员，如果办了，与中央面子有关。”

　　另一说：吴绍澍的能够回上海，是和戴笠妥协的结果，妥协的条件，是吴绍澍送了相等于两万条黄金价格的财产给戴笠。

　　军事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是“秘书长”周孝伯，据说他发的财仅次于吴绍澍。周孝伯原来是吴开先的秘书，一九四一年被捕后即公开附逆，任周逆佛海所辖“中央信托公司”要职，发了卖国财，在国际饭店与舞女小花狗（外号）结婚，极富丽奢华之能事。后因投机失败，“小花狗”下堂求去，周孝伯逃债逃到屯溪，一年后又以“中央人员”的姿态回到了上海。因为他和奸官奸商都有一些“交情”，所以那里有物资可搬，那处有油水可揩，什么人可以骗，什么人可以吓，什么地方可抢，什么房子可封，驾轻就熟，便利得很，所以一到就发了不少财。

　　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接踵到了上海，因民众团体都由市党部派人整理，他无从控制，因此与吴绍澍暗斗甚烈。陆京士和吴绍澍都是杜月笙的门生，但吴并不把杜放在眼里，陆即运用杜门诸关系反吴；同时因戴笠不满意吴绍澍，陆与戴及贺衷寒素有联系，戴委陆为“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向伪警察局取得一些枪枝，成立总指挥部。由于吴陆两人的争夺“工运”领导，大家向失业工人骗取会费，而且还害了一部份工人去吃冤枉官司。

　　◎“忠救”与中美合作所

　　八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盛传有第一批“国军”从温州到了浦东，其中有美国顾问与美国教官，即将到沪。那一天早晨就有许多人聚在黄浦滩等候，准备好了爆仗、军乐队，还有插满国旗扎着彩的大卡车，爱多亚路上断绝交通达半日之久，结果是毫无影踪，到下午二时许，大家无精打采地走了。原来预定来上海的所谓国军是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队（浦东的土匪地痞），一切都接洽好了，但“维持治安”的日本军部却不答应，发出了命令禁止张部登陆。“交涉”无效，于是张阿六的联络参谋坐了汽艇迎上去叫他们退回浦东。

　　过了几天，“忠救”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率领了一群黑衣破旧、挟着席子的非兵非民的人，分乘卡车数十辆进入上海，阮清源之下又分设四个区指挥，其下又有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其中有一个区副指挥是著名赌台老板朱顺林，他的作法是最直爽痛快的，有人去投效，先缴伪币十万元至五十万元，就发一张身份证给他，可以出去“办公事”，每一桩“公事”，至少讲伪币五百万元，最大的一桩，据说在十万万元以上。经手办“公事”的人可以提一成到二成的奖金，再根据所办公事的肥瘠分派职位。所以只要经手办一桩起码公事就可以一本数利。因此他门庭若市，手下有数十个大队长。朱顺林刮了不少钱，就购办军装被服、汽车、汽油等等报效给阮清源。

　　戴笠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对外用“中美合作所”的名义，总部即设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新宅里。“中美合作所”本身有武装部队，臂章叫“定平”，所以逮捕汉奸等事，都由“军统局”的特务指挥“定平”部队执行，所以实权最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察处，完全由“军统局”负责，总司令副总司令不仅不能过问稽察处做些什么，甚至连稽察处有些什么人，都不得而知。

　　大概因为阮清源对戴笠的孝敬太少，十月初旬戴笠把阮清源扣押起来，到了十月下旬，甚至带了手铐移送法院。这一件事引起“忠救”人员的愤慨。因为阮清源是“忠救”元勋之一，他曾几次率领部队进入沦陷区，既曾“抗”过“日”，更大大地“反”过“共”，对戴老板是有过功绩的。就说是他到了上海后，敲竹杠，发胜利财，也并非他一人如此，不应独办他一个。而且退一百步说，他的罪恶无论如何比汉奸要低些，汉奸带军队的尚且一个也不捉，文职的汉奸虽捉了一些，但到十一月底止，只有三十余个不关重要的解送法院，而对阮清源独严厉如此！大家认为戴老板的手段未免太辣——特别是对自己的部下。

　　如果说是为了做榜样，所以对自己部属要严吧！则陈恭澍（著“蓝衣社黑幕”，曾任南京“特工上海区长”）、万里浪（南京“特工浙江区长”、“政治保卫局第一局局长”）等叛徒都照常任用，阮清源的罪终不至于超过陈恭澍、万里浪等吧！

　　关于戴笠部下在上海的“廉洁”程度，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其全貌：九月下旬戴笠在杜美路七十号召集全体干部训话，门内门外停下了黑牌汽车四百余辆之多。“军统局”工作人员的每月薪津，没有人超过法币十万元的，而普通都在二万元以下。这几个钱连黄包车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车？

　　◎“以毒攻毒”

　　上海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曾经过几次破坏，特别是奚培文的叛变，把所有的团员都出卖了。奚培文是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的书记，他拿上海全部团员的名册向汪精卫的“特工总部”卖了二十万块钱，另外当然还得到一个汉奸官职。汉奸特工就根据了名册，一一逮捕或勒索，一个普通团员，大概纳五六百元以至千元的“手续费”“交际费”，特工们就说：你的姓名已勾去了。所以沪西“特工总部”捉到很多人（这些人当然变成“和平通动”的干部）之外，还发了不少财，其收入数十倍于收买奚培文的价格。太平洋战争之后，三青团的总务部长运一箱文件单据到屯溪去，路上被敌宪兵抄到了，于是又破获了一次。从此以后，三青团在上海的组织，究竟有无，已成问题（没有什么活动，那是毫无疑义）。

　　日本一投降，三青团却是最活跃的一个单位，除满街贴“蒋团长万岁”“拥护吴支团长”之类的标语，及印贴几种传单之外，所谓最热心的就是封房子、搬货物、抢亻家具。查封房屋最多的，在重庆来的机关单位之中，三青团考第一名。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三青团在古拔路北端去封一家南京伪军官的房子，那位伪军官是汪精卫的亲戚，头寸也不大，照理是毫无反抗余地的，不料此人却早有路道，已变了“地下工作者”，一个电话出去，伪保安司令部派了保安队赶来保护，三青团有枪，伪保安队的枪更多，于是僵持半天，三青团只好掩旗息鼓而去。上海最大的汉奸报，存纸最多的《中华日报》，也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

　　三青团的分子，一部份是林逆柏生所领导的“青少年队”等（其中一部份干部本来是三青团去的，现在算是“复员”），还有一部份则是汉奸特工及日本宪兵队密探等。他们都摇身一变而为“地下工作者”。曾有人问过三青团的负责人：为什么收容这批人物？据答：通过他们才能知道汉奸的踪迹与财产，此之谓“以毒攻毒”！

　　所谓“中央的正式部队”，最早到上海的是“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这个名称既极特殊，组织更为特殊，因为到上海的只是一个队长叫做姜公美，其余均在上海就地招募，流氓、地痞、汉奸、密探、贩红丸的、卖鸦片的、开赌台的、拐卖妇女的，一应俱全，而且全是这一些份子。当然，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查封、接收、逮捕、扣押、讲斤头……直到宪兵二十三团开到上海以后，姜公美的上海宪兵队才结束。先是集中整训，其次是解散，而姜公美本人则在各方攻击之下，解送到南京去，但他的部下，则最起码的人也发了伪币几万万元的胜利财了。

　　据姜公美自称，他的如此下场，实在冤枉。因为他没有说过别人的坏话，而别人则专说他的坏话，把自己做的事也加在他的身上。言下大有“好人难做”之慨。

　　的确，姜公美是“好人”，他曾忠实执行当局的政策：第一、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捉到汉奸，有钱即放；捉到共产党，则可先杀后报，而且不要正式办公文；第二、他曾收编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宪兵队工作。如是忠心耿耿，“功在党国”，而为了一些贪污勒索的小事（何况那是大家有份的），而要惩办他，怪不得他要不服了。

　　◎接收报馆

　　“重庆份子”从“地下”一钻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抢报馆。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限制不遗余力，但他们自己却深知言论出版的重要，在总的方面说，当然要控制一切，包办一切，而内部各系派则你争我夺，大家都想先下手为强。所以抢夺得最激烈的就是报馆。

　　在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所有的敌伪报纸，计有下列各家：（一）《日文大陆新报》，在黄浦滩十七号英商字林西报馆原址，为日本陆海军的机关报。（二）《新申报》，由大陆新报社经营，等于大陆新报的华文版，地址同上。（三）《中华日报》，南京伪府的正式机关报，直属伪宣传部，社长为林逆柏生，代理社长为许逆力求，地址在北河南路原市商会国货商品陈列所。赵逆尊岳继任伪宣传部长后，该报人事并无变动。（四）《新中国报》，在河南路与汉口路转角，董事长周逆佛海，实际上由日方直接支持，与日本大使馆关系较密切；另出一八开夜报，名《小报》。（五）《平报》，周逆佛海、罗逆君强系的机关报，地址在四马路中市，于日本投降前半个月停刊。（六）《国民新闻》，为“特工总部”的机关报，董事长也是周逆佛海，实际上为李逆士群的工具，地址在沪西静安寺路，于日本投降前一个多月停刊。（七）《申报》，由日本海军管理，社长陈逆彬和。（八）《新闻报》，也是日本海军管理，社长为李思浩，副社长陈逆日平，李思浩的出任“新闻报社长”，且担任“全国新闻协会会长”，据说曾征得蒋介石同意的。

　　关于这些报馆的“接收”，颇有一些曲折，甚至有接连三四次的。除《平报》早和吴绍澍事前有接洽，即由吴绍澍接收，出版《正言报》，并无其他纠葛外，其他各报都或多或少地有波折：

　　《中华日报》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来重庆中宣部认为伪《中华日报》是伪中央机关报，应由中央机关报接收，命令拨给《民国日报》，但《青年日报》捱拖着不移交，而《民国日报》名义上的社长胡朴安老先生是一位不会与人争夺的长者，所以也就接收不到，只好借新闻报印刷。

　　《国民新闻》先送给CC团的朱应鹏（《国民新闻》的“副社长”黄逆敬斋本CC出身），出版《光华日报》，后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但伪《国民新闻》为“特工”机关报，所以十一月中又由戴笠的军统局接办。

　　《新中国报》本来是预备送给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日本投降的十五日晚上，CC特务“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沪专员”刘青白（化名）派人去接收，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统的“地下总部”武装接收，出版《正义报》；十七日被何民魂赶跑，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又有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奉命接收，而同时《文汇报》也奉“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接收，把《革新日报》的财产共同封起来，明天，冯有真的《中央日报》又来接收。于是以《中央日报》为主，《前线日报》《文汇报》都挤在里面。好在每家都出几千份报，一架机器也来得及印刷。

　　《大陆新报》和《新申报》大家都去抢过，而《前线日报》又志在必得。但日本人在门口架着机关枪，没有人敢去。最后始由汤恩伯接收，改出《改造日报》（日文版）。

　　《新闻报》一度由戴笠部下的陈默接收，戴没有同意，令陈默退还，但李思浩不肯再收，直到詹文浒到沪后，勒令停刊，听候整理。《申报》自陈彬和跑后，内部无改变，报面上大捧程克祥（周佛海的秘书长），当然是倾向戴笠的，结果也勒令停整理。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新闻报》在程沧波指导、詹文浒经理之下复刊，《申报》在潘公展指导、陈训念经理之下复刊，都成了CC的天下。

　　◎发了一笔大财

　　日本投降以后，大家所最关心的是“储备票”怎样办。因为从一九四二年起，沦陷区的法币已被敌伪强迫收去，以“二作一”换了伪币，所有沦陷区的人民，都和伪币有关系。伪币的前途如何，成为大家的切身问题。特别是大部份的伪币分散在农民和小贩手中，真正有钱的人，财产数千万数万万数十万万数百万万的，则绝大多数已变成了物资，对伪币如何处理，比率如何，都没有问题的；大多数保有几十万几百万伪币的人，则买不起物资，又必须借此应付生活，则伪币比率的大小，成为严重的问题。

　　日本投降后，一般对伪币处理方法的意见有下列几种：（一）过去敌伪以“二作一”换成法币，现在应以“一作二”换成法币，使老百姓不吃亏。当然数目甚大，那应向日本索偿；（二）照上海物价和重庆物价相差的倍数，即伪币与法币的购买力，规定比率；大体上是二十五比一，即伪币二十五元作法币一元；（三）以伪储备银行所有的黄金等准备，照重庆财政部的官价折成法币，以收兑伪币。照这个标准计算，伪储备银行的发行额，据周逆佛海宣布是一万九千万万元，照一般的最大估计是三万八千万万元，即较周逆所宣布的加一倍；而伪储备银行的准备，仅黄金一项为五十万七千两；以当时重庆的官价每两十七万元计，值法币八百六十一万九千万元，即每四十四元伪币合法币一元。

　　后来重庆的黄金官价，从每两十七万元减为售出价八万九千元，收进价八万五千元。如照售出价计算，伪储备银行的黄金值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万元；照收进价计算，为法币四百三十万零九千五百万元。照前者折算，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伪币八十四元，照后者计算，则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伪币八十八元。

　　当然，照第一种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最低限度应该照第三种标准折合，因为这对政府是毫无损失的。虽然照那样计算，沦陷区的老百姓已吃亏很大，过去的法币被敌伪以“二作一”取去，换成了伪币，现在又要以数十倍之多的伪币换回法币。

　　然而国民党当局所定的比率，却是二百作一。“财政部长”俞鸿钧发表谈话，还说：政府顾念人民，不使人民过受损失。事实上单是接收到黄金，只要售去百分之四十，就足以收回全部伪币了。仅仅是这一桩事，国民党政府，就赚到黄金三十万两，合法币二百七十万万元。

　　另外，更有一个奇怪的办法，就是伪币整理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建议，应防止因伪币收兑而更加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应将大宗伪币冻结。然而“财政金融特派员”陈健庵（行）的办法，则命令各银行钱庄自行清理伪币存欠。这样一来，把所有的伪币全部赶上了市场，于是竞相购买物资，互相抛出伪币，造成物价空前高涨的速度。冻结当然谈不到，而每一张伪币也都要以法币换回来。

　　总之，一句话，老百姓倒霉，国民党政府大发一笔横财。

　　◎汤恩伯与钱大钧

　　对于接收上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同时他又是“军委会的东南行辕主任”，节制七、九、十战区）曾事先有过详细布置，派了很多人在上海，与敌人及汉奸都有长久的联络。日本一宣布投降，他即电周佛海转告冈村宁次，要他派员向顾接洽投降。而在上海一地，三战区的机关计有联络处、办事处、联络委员会、宣导组、先遣警卫队、及某某联络站等，总计达十余单位。在顾祝同的心目中，南京、上海一定是由他接收的。不料后来重庆的命令发表，京沪由“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受降”接收，使顾祝同大失所望。

　　为什么会有这样变动呢？据说是何应钦玩的花样，他认为顾祝同在京沪一带早有部署，如由他“受降”接收，就一切抓在他手里，何应钦就没有权利了。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蒋也认为顾祝同是江苏人，且久在江苏，如接收京沪，将形成一雄厚的地方势力，所以改派了与京沪江苏没有地方关系的汤恩伯。

　　汤恩伯到上海的一天，苏商时代日报正连续译载苏联杂志关于检讨中国抗战军事的文章，那一天刚刚登载一九四四年河南战役汤将军命令他的士兵为他搬运工厂及商品的情形，使人回忆起河南群众中所流传的“河南四殃，水旱蝗汤”！

　　到沪“受降”的汤将军，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汤在华懋公寓接见日本登部队（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中将，汤开口说：“对不起，今天要您到这里来谈……”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一听之后，立即警告他说：“将军！你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这样，才重新用命令口吻发言。据说后来汤恩伯与松井单独会见的时候，曾说：“早知如是，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

　　汤恩伯的所以被派到上海——全国最重要最富庶的收复区——来，主要因为他对蒋的服从心较强，他的政治野心较小，容易控制。因此，他到上海后相当谨慎，深怕特务去蒋前触他的壁脚。

　　钱大钧过去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给上海人的影象是胡涂庸碌，这大概就是他被派到上海来的主要原因。钱市长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身兼军政重任。实际上市政府的各局局长都各有奥援与社会地位，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完全不加过问。

　　那末钱大钧做些什么呢？唯一的工作就是招待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他的日常工作，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嘉宾。因此上海的中下级人，说他是“咸水妹”的儿子，看到外国人都是他的爸爸！

　　市政府及所属各机关中，重庆来的官吏和原来留在上海的人员而复员的（没有参加伪组织的）差别，是很大的。重庆来的（以下简称“重庆人”）薪给为底薪的一百倍，留在上海的（以下简称“上海人”）为底薪的六十倍；米贴呢，重庆来的为法币一万六千元，留在上海的为法币四千元。机关中开饭时，“重庆人”的桌子上有六个菜到八个菜，“上海人”的桌子上只有四个菜。“重庆人”和“上海人”，分成两个世界。而工作效率上“重庆人”的工作既差，贪污方法尤其笨拙而显明；因此一般“上海人”都瞧不起“重庆人”。

　　◎接收敌产与逮捕汉奸

　　“受降”接收人员以及自命接收人员一到上海，当然都抢着接收敌伪财产和查封汉奸财产，抢得愈多愈好。但因蒋介石所任命的“受降长官”迟迟发表，给日本人以藏匿、损坏、移转变卖的机会。汤恩伯到上海后，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为主委，非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市政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统一接收敌伪财产。另外则财政金融、产业、交通、电信等都由财政、经济、交通部派官，受三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但除敌人军事有关者外，其他敌伪财产已均被先来者接收过一次或几次，而大部份的机器零件以及价值高贵的东西，多数被接收到接收人员的私囊中去。其中也有较清白守法的，那就是接收之后百事不管。有一个皮革厂在被接收的时候，有三千张牛皮浸在池里，一工厂职工再三叮嘱接收的人，说：这些牛皮已浸了几天，在一星期内必须制好，否则就要烂掉，没有用了。那位职工说：“这些牛皮过去是日本人的，现在是中国的了，不应让它毁掉。”但是那接收的人说：“我只奉命接收，没有奉命开工。”于是这三千张牛皮，只有让它烂掉——虽然那时市面上的皮革非常缺乏，而市价也很高。

　　所以国民党一接收之后，上海的失业工人增加了几十万。其他贪污舞弊的故事，流传甚多，数说不尽。

　　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上海来，命令各接收机关分别报告经过情形，及接收物品的细目。宋子文一回重庆，即发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及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统一管理敌产，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及上海处理局局长由刘攻芸一人兼任。这一位置其重要与肥饶或超过任何部长吧，但刘攻芸是怎样一个人，上海人都非常生疏。刘攻芸是重庆金融界新起的红人，美国留学生，曾在邮政储金汇业局储蓄处工作，受知于徐柏园，前年重庆发动国民储蓄运动时，他即任联合储金处处长，他拟了一些计划，深得蒋的青睐，从此一帆风顺，历任中国农民银行副经理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双十节他也得到“胜利勋章”。

　　至于军用品的接收，据张雪中报告：共计缴到日本的枪支六万左右。但上海地区的日本陆军，大家都知道有二十余万，如果包括在乡军人及民警团（都有枪的）等应有三十万人，为什么只有这一些枪呢？那是一个无从查问的秘密。当然日本人曾毁坏了一部份，但决不会相差如此之巨。

　　汉奸们自日本投降后，一向逍遥法外，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开始逮捕。当时大家额手称庆，说：“那现在真天亮了！”但发表名单只有三天，三天以后，就不再发表了。原来这中间是另有机密交代的，国民党本来不愿意逮捕汉奸的，但外受英美的压迫，内受人民的督促，所以不能不捉。事前美国人曾说：南京伪府曾向英美宣战，如果国民党不加逮捕，则盟国将提出战争罪犯的名单。因此国民党觉得不能完全庇护，只好择要逮捕，而公布名单，以示已惩办。但是公布名单后，就不能上下其手，所以三天后即不再公布。逮捕的汉奸，据说是有定价的：小汉奸自法币三十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上海流行一句话：“不怕犯天大的罪恶，只要有等身的黄金”。

　　听说有一个“维新政府”时代的“立法委员”，去向逮捕汉奸机关自首（因为他是伪职“简任”，依法应逮捕的），但得到的回答是：“你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谁要捉你！”所以有了钱，不是汉奸也会有人找到你头上，没有钱则真正做汉奸的人也没有人会捉。

　　◎伪官可用，伪学生要罚

　　钱大钧的市政府成立后，对于留在沦陷区而没有落水的旧市府职员的复任问题，甄别审查极为严格，而且录用时大都降级，待遇更与重庆来的大相悬殊。然而对于伪市政府的大小职员则继续任用的不少，因为重庆来的官吏和南京系统的伪市府各机关，是办理移交手续的，和前后任办理交卸接印的关系毫无差别。因此，有许多职员大都留用，“以资熟手”！

　　特别是财政局，为了征税的便利，尤其大批留用伪员。市政府为了征收营业税及奢侈税（筵席捐及娱乐捐），由财政局召集各业商人开会，财政局出席说明税率及征收手续的一位副科长，上海商人对他很熟悉，原来他就是罗逆君强任伪财政局长时代的伪科长。有许多商人感到莫明其妙：过去汉奸时代是他收税，现在“中央”来了，为什么仍是他来向我们征收捐税？

　　上海市的屠宰税第一第二征收所主任黄某和周某，就是过去汉奸时代的伪屠宰税征收所正副主任，一个是伪鲜肉业公会的“理事长”，一个是伪公会的“秘书长”，平时想出许多方法来剥削肉商，献媚敌伪，肉商对他们极为愤恨，现在看见他们仍旧高压在鲜肉商人的头上，大为不满，就刊登广告，痛斥其过去的行为，要求撤换。第二日，黄某周某也刊登广告反驳，说他们的参加伪组织，是自有主管机关考查，无庸向任何人声明。大约想出各种方法来剥削老百姓，就是他们的“地下工作”！

　　国民党对伪官如此器重，可是另一方面对学生却极为严厉。上海的国立学校，如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虽然已内迁，但大部份仪器都留在上海，没有能搬迁。伪府成立后，不断企图攫取这批仪器，因此就开始复校了，当然这些学校成了汉奸系统下的学校。但据一般的见解，这些学校的功课比较良好，比较迁移后方的学校来要强一些，因为上海的原有科学设备较全，教学比较上也还认真。至于伪化思想问题，在上海各大学中，除赵逆正平的伪上海大学，和裘逆复恒的伪上海商学院外，比较微薄。然而日本投降以后，各学校一律停课，两个月以后还没有开学消息，学生们四出呼吁，要求给予继续求学的机会。到十月下半月，国民党宣布了甄别办法，要各大学入“大学补修班”半年至二年，然后再编级。而“补修班”的内容侧重思想教育，显然是一所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所以学生都不愿意。十一月初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到上海视察，学生向他请愿，他就召集学生训话：“谁叫你们不到后方去的！你们要享福，留在上海，受伪化教育，那你们就应该吃苦！叫你们停学一年或二年，那是最客气的了，你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应该受到的惩戒！”

　　上海学生们给他的回答是“学生无伪”。伪官可用，伪学生反而一定要惩戒，难道学生有什么罪恶，而且其罪恶还超过汉奸官吏吗？这样的措置，连最接近国民党的实际代言人的《大公报》也于十一月初曾发表了一篇社论，要求当局重视青年，不要把青年都赶跑了。

　　然而国民党的方针，并不是追究青年学生的伪化不伪化，而是要青年学生全部法西斯化。你看：伪青少年队的“干部”不是有许多已变成了”三青团”的干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