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献】《民国政史拾遗》 [民国] 刘以芬
民国政史拾遗
民国·刘以芬
○自序
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起，民无宁日，历十余年而未已。穷源竟委，根事实而为纪载，奋直笔以定功罪，使后之人有所取鉴，诚修史者之所有事。然其中人事浩繁，或隐秘而难钩其玄，或错综而莫提其要，益以世论纷纭，各阿所好，是非真伪，尤易混淆，操觚者辄引为病。余才力浅薄，不敢以马、班自任，惟其时适旅居旧都，又厕议席，秉笔政有年，于政党之离合斗争、国体之存亡关键、当局之便私毁法、武人之交哄自亡，或曾躬历其间，或出朋侪告语，或经多方探访，稍能洞其底蕴而明其真象。暇辄略按年月，拾其片鳞只爪，为外间所未深悉者，拉杂而纪存之，并以己见加以剖析论断，即间涉私人轶事，亦必取其直接间接与政治有关者，自民国二年讫十七年，得六万余言。见者多谬加赞许，谓足供修政治史者之参证，而以成书刊布相劝勉，爰徇其意，将原稿略事修正，汇付剞劂。原名《宋荔山房随笔》，以空洞不足以昭内容，乃改用今名，其署为上册者，以十七年以后所收材料方在整理，谋续布也。惟自揣闻见有限，挂漏舛误，恐所难免，尚望世之博雅君子不吝指正，幸甚！
◎宋教仁一死所关
宋教仁先生为近代政治家。辛亥革命成功，先生即力主将同盟会改组为正式政党，与各小党合而成立国民党。迨国会选举，国民党颇占优势，先生遨游各省，力倡政党内阁之说。袁世凯闻之大恐，乃购人刺杀先生于京沪车站。
先生虽为国民党首要，然与其他政党领袖多相友善，而与汤化龙、林长民两氏私交尤笃。先生遭变，汤挽以联云：“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是联对先生推崇备至，而于主谋刺杀先生者，词意之间，尤深致愤懑，一时争传诵焉。使先生而在，定能调和各政党间，消除偏见，共循轨道，以进入宪政之途，不幸惨遭非命，他人既无先生之风度，又乏先生之识见，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而政局遂不可复问矣。然则先生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十六议席取得议长
少数党在议场上，往往以势单力微，不能起重大作用。然遇两大党对立，其彼此人数又相差不远，少数党以举足轻重，竟获得意外收获者，亦不乏其例。民二国会选举结果，众议院总额为五百九十六名，国民党占二百六十九席，共和党次之，民主党则除跨党不计外，仅得十六席。共和党知单独不足与国民党竞争，乃一面谋与民主党合并，一面并商及众院选举议长问题。盖共和党知名之士，与梁启超多有师友渊源。民主党则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改组而成，以前清各省咨议局正副议长为骨干，如湖北议长汤化龙、直隶议长孙洪伊、四川议长蒲殿俊、山西议长梁善济、江西议长谢远涵、福建副议长刘崇佑，皆属其重要分子，而以汤化龙为之魁。汤与梁（启超）本有极深关系，当共和建设讨论会创立时，梁尚在日本未归，汤特买舟往访，倾谈竟夕，对于中国一切主张，均相吻合，当时该会所发表之立国方针商榷书，即出自梁之手笔。迨民主党成立，仍推梁为名义领袖。两党既有此因缘，故合并殆成必然之趋势。至于议长问题，则当提出时，在共和党以为必不难迎刃而解，因该党允以副议长予民主党，自谓条件已属相当，讵意民主党刘崇佑竟力持非以议长归该党不可。否则，宁可各行其是，因之发生波折。
刘之如此主张，不但共和党深为骇异，即民主党中人亦颇疑其喊价过高，难成事实，而以不妨迁就相劝者。刘谓：“诸君勿以吾侪系小党，得一副议长于愿斯足，须知愈是小党，愈宜高瞻远瞩，善用机会，以提高政治地位，勿存小成之见，勿持必成之念，而后乃能大成。试思谈判果破裂，在我固并副议长而不可得，彼共和党亦岂有所获耶？若大党果愿牺牲，则我小党更何须顾惜？诸君倘碍情面怕得罪人，即以我独任之可耳。”众不能屈。往返蹉商，几濒决裂，最后共和党不得已让步。及众议院选举议长，经两次投票，民主党汤化龙卒当选，共和党陈国祥继亦当选副议长，足见当时国民、共和两党票数已极接近，而民主党态度如何，实可左右全局。民主党既得众议院议长，势力大增，其在合并后之进步党中，亦占优越地位。以十六议席而能取得议长，虽曰时势造成，而刘之坚定不移，其识见亦诚有足多也。
◎议长原采是阁员长官
民国肇建，百度更新，人民以习专制久，茫然不知共和为何事，内阁、议会为何物。岂独蚩蚩者氓如是，即身居枢要者亦何莫不然。忆民元陆征祥任国务总理，出席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竟大谈请客、做生日、开菜单等等，而无一语涉及政治，致全院哗然，陆卒不安于位而去，即一例证。然此犹人人共知之事，其有为外间所未知，而所贻笑尤较陆为甚者，则海军总长刘冠雄是也。民二正式国会成立，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刘往贺，汤肃之入，延就客坐，刘连称不敢，汤曰：“君为客，礼应尔，何谦让为？”刘嗫嚅良久，始答谓：“总统须由国会选出，议长乃国会领袖，位与总统埒，我系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如何敢分庭抗礼？”汤再三开解，刘终固辞，汤不得已乃任其反客为主，略坐而去。阁员而认议长为长官，真闻所未闻，如此愚暗无常识，乃令其参列政地，国事尚可问乎？不知当时大权操诸袁世凯，惟此辈始适合袁之用人标准，以其能奉命维谨，效顺矢忠也。陆征样之被任为国务总理以此，刘冠雄之被任为海军总长亦以此。
又有一事与刘有关系，可以附述者：当第二次革命发生，袁命刘指挥海军，攻取宁、赣，密付以一笔巨费，及事定，余存尚数十万金，刘缮单谒袁呈阅，袁他顾而掷还之，曰：“是区区者，汝任意支配可耳，呈我何为？”刘不知袁意何在，仓皇携归，商告某幕僚，某曰：“总统嘉君忠勤，以是犒奖，公何疑焉？”刘闻之大喜过望，由是益效忠于袁，即此可见袁之用刘，与刘之所以见用，全在其愚暗易受牢笼，而论者乃以无常识讥之，不亦为袁所窃笑耶？然刘固蠢材，初尚未敢明目舞弊，吞没公款，而袁以一国元首，竟教猱升木，无怪人谓鼎革以来，人心日坏，弊端日滋，恶例怪象，层见迭出，皆自袁开之，袁真民国之第一罪人矣。
◎袁世凯大有造于岑春煊
岑春煊在前清督抚中虽尚戆直肯任事，然思想陈旧，对革命党尤深恶。自入民国后，一部分政客利用其旧日社会地位，拥为领袖，岑亦居之不疑，且与革命党人甚接近，其首组之国民公党，后即与同盟会合并而为国民党者也。盖岑与袁世凯嫌隙至深，当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时，岑在西安护驾有功，深得西太后宠任，不一二年间，由布政司、督、抚而邮传部尚书，为袁及庆亲王所忌，合挤之，乃出任两广总督，袁、庆犹以为未足，因西太后痛恨康、梁，阴使人取岑及梁启超影象合而复映之，以示西太后，自是岑之宠眷乃大衰，岑虽知为袁、庆所中，卒无如何也。迨袁逼清廷逊位，而自为大总统，岑极愤懑。然使袁能推诚倚畀，岑亦未必不为之用。
忆民国二年，彭寿松在闽任政务院长（为闽革命时特设之官制，位等省长），恃功专横，闻有訾议之者，辄遣人刺杀之，虽白昼通衢弗避也。旅京闽人大愤，谒袁请申讨，袁问何人可胜此任？众以岑春煊对。袁任岑而不予兵，盖欲藉此以难岑。岑既奉命，由沪乘兵舰入闽。闽人高而谦者，岑之旧幕宾也，与岑甚相得，时在沪，密参此事。岑行之日，同乡急就高，探消息，见高方拊床叹息，询其故，高曰：“西林太直，又坠项城术中矣！试问无一兵一卒供其调遣，岂将以赤手驱强暴耶？余窃为危之。”讵彭闻岑将至，日夕惶惧，强向福州商会索十万金，挟而宵遁。盖彭本粤中小吏，于岑督粤任内，以犯法几为岑所杀，虽幸逃免而犹闻风胆落，故至今人尚传“‘岑春煊’三字吓走彭寿松”之语。
闽事既定，袁对岑终未有后命，自是岑与袁乃愈离而趋入相反路线，观其所组政党及所亲人士皆属反袁，即可以知其故矣。及洪宪变起，岑调和陆（荣廷）、龙（济光）统率粤、桂健儿与滇、黔各省协力申讨，卒使帝制取消，袁氏忧愤而死，岑之气乃为吐，而名亦因而愈大，未始非袁之大有造于岑也。然岑虽终袁之世，未与北京政府发生关系，而其后在南方护法政府中，领导政学系，排挤孙中山先生，取得首席总裁，与徐世昌暗通声气，足见其仍热中功名，非真能始终致力于政治奋斗者矣。
◎袁世凯之欺人语
袁世凯嗾使军警组织公民团威胁国会，迫使选己为总统，此为举世共知之事实，毋庸赘言。所可一述者，则袁当时对其左右所表示之数语是。闻当公民团包围国会之际，袁蹀躞室中，咨嗟叹息，良久，忽自语曰：“可惜！可惜！”左右莫明其意，均噤不敢声。袁顾谓之曰：“汝等知我此时之心乎？彼公民等对我期望过殷，劝谕既难听从，解散又拂众意，万一今日双方相持不下，总统当选与否在我固无关轻重，但恐群情愤激之余，难保无轨外行动，彼时玉石俱焚，议员中如某某诸人，皆当世奇才，因此株及，未免太觉可惜。我之所以不安者，为此故耳。”此言于总统选出后，由袁左右传出，于是一班官僚咸以总统对于某某诸人特加青睐，而群致歆羡，即某某诸人亦以袁虽阴鸷，然尚能爱才，而对之表示相当好感，实则皆坠入袁之术中而不自觉。
盖袁自与国民党决裂后，尤极力要结进步党，其所举之某某诸人，自皆属进步党中重要人物。实则袁对进步党亦非尽满意，当总统问题发生时，梁启超曾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汪荣宝提议在宪法上加入“总统于辞职后应受刑法上之追诉”一条，皆为袁所深不喜。故一面虽对进步党力加敷衍，一面则令其秘书长梁士诒拉拢交通系组织公民党，以分其势。即其利用公民团强迫选举，表面上虽系对待国民党，究其于进步党亦未必十分放心，观此可知袁并非真有爱于进步党，更非真有爱于进步党中之某某诸人。其所以对于左右作如斯表示者，无非以总统即已选出，后此尚有种种问题须借重进步党，未能即出藏弓烹狗之举，故特假之为传递工具，以买取进步党对己之感情，使仍为之用，此为袁一贯欺人之巧妙手段。然虎作人语，不过欲伪饰其非兽类，乃人竟信其真似人，而甘受其愚弄，不亦惑哉？
◎袁世凯帝制运动之开始
袁世凯帝制运动，表面上虽自筹安会设立始，实则处心积虑，为时已久。当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东京留学界非常愤激，主张对日宣战，全体即日束装回国。时余尚在日，驻日使馆某君与余交笃，密告余：“国权关系，自宜力争，然此事政府与日本恐已早有默契，大概除留一二项为政府掩饰门面外，余将全部承认，大家但知外交可虑，以我个人推测，恐内政上或难免别有波澜”云云。果也政府对日所提五项，只末一项未加承认，而日本并未强迫，袁氏报纸及封疆大吏反以此歌颂总统外交成功，一切俱不出某君所言。盖其时驻日公使为陆宗舆，早已奉袁密命，与日本商妥，以此为将来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也。至其后日本反首先提出反对，则或出于外交形势之变迁，而袁之帝制运动，此时即已开始，殆无疑问。
◎袁世凯无如梁任公何
梁任公先生于民国三年春间即同熊希龄、汪大燮联翩辞职，四年初由京移寓天津。时袁之左右尚思藉先生之文字为帝制张目，辄刺探其意，终觉格格不入，乃已。迨帝制声浪愈高，先生由津入京，谒袁婉询究竟，袁知先生之难为用也，信誓旦旦，自明决无此意。先生出，语朋辈曰：“帝祸其不免乎？项城非懦者，果非其意，宁肯任人播弄，自累盛名，且其口中愈坚决否认，即其心中愈坚决承认，我辈宜速谋自处，不可再为所欺。”此言真如揭袁之肺腑矣。先生返津未久，而美人古德诺《共和与君主》一文即在《亚细亚日报》发表，进而杨度等遂据此发起筹安会。先生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对于帝制力加驳斥。袁闻之，遣人赍十万金贿先生，请勿发表，被拒，翌日又增十万金，复被拒（据先生所著《国体战争躬历谈》只云二十万元，并未言明两次，此系据先生对人所谈者，极为可信），并以全稿示来人，袁卒无如何也。当时曾有沪报某名记者受袁贿，旋悔，又露反对论调，被袁遣人刺杀。语云“惟无瑕者而后可以戮人”，信哉。
◎汤济武之豁达语
汤济武先生于国会解散后，曾出长教育，迨帝制议起，即辞职，移居津门。袁忌之，阴派人监其行动。汤曾雇一童，年约十七八，司应门候客之职，每逢客至，彼必多方探究其来历及与主人关系，主客攀谈，又辄在旁窃听，斥去复来，先生疑之，遂解雇，后乃知是童即袁所买以讠先生者也。先生旋离津赴沪，时各党要人多在沪，弃嫌修好，合谋对袁，故先生沪寓客常满，所谈多关大计，为袁派所注视。先生性坦率，疏戒备，常只身徒步街衢，有诫之者，则曰：“吾武昌革命时，所历危险较此不啻十倍，然卒无恙，且我一身若无足重轻，则袁必不杀我，果所关大，袁杀我，将愈激国人之怒，以自促其灭亡，我死亦殊值得。”只此数语，亦足见先生之胸襟矣。然其后先生游美归途中，即以坦率无戒备，遇刺身死。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其然欤？
◎反袁派长期计划
袁世凯挟雷霆万钧之力，帝制自为，其心目中何尝有反对派？即当时申罪致讨者，亦自知势力悬殊，第行其心之所安，绝不计及成败，乃仅百日而帝制取消，又不两月而袁氏愤死，此实始事时所万不及料。吾尝谓民国以来，举国最一致、最团结、最坚决，无过于护国讨袁之役，其时各党各派毕集于一大旗帜之下，分工合作。犹忆当蔡谔等讨袁军苦战于叙、泸间，国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此举必非短时期所能结束，宜一面部署军事，一面吸收纯洁优秀青年，作长期革命之准备，尤以日本留学生多具爱国思想，亟宜派员前往联系，因举张耀曾先生赴日主持其事，余亦受团体之命前往襄助。一时留学界闻风奋起，每日多在张寓集会，讨论进行方法，惜未几讨袁功成，国中党争又起，此种结合亦随而风流云散矣。然即此足见当时各派确无分畛域，而且能痛下决心，为永远根本之图，即令叛国者一时未即瓦解，亦必终遭殄灭，无可幸免，殆无疑也。
◎马厂起义与梁汤
洪宪之役，首义者为蔡谔，而暗中推动策划者则梁任公先生也。复辟之役，首义者为段祺瑞，而暗中推动策划者亦任公及汤济武先生也。自民国六年六月十四日张勋以调停黎、段入京，外间即有阴谋复辟之传言。时余在津住友人刘嵩生（崇佑）寓中，七月一日侵晨，众方酣睡，蓝君公武忽推门入，大呼曰：“帝制又复活矣！诸公尚高卧耶？”众闻声惊起，见蓝手持黄纸一方，则复辟上谕也。俄而汤济武至，俄而梁任公亦至，因集议应付方针，经商决即由梁、汤联袂谒段。段正因此事焦急，见梁、汤大喜，以事贵迅速，迟恐变多，遂同乘汽车赴马厂。段甫离寓，而缇骑即至，盖张勋知此举必为段所反对，为先发制人计，急电津警察厅派警监视之也。段既至马厂，即通电讨逆，重要文稿悉出任公手笔。时各省督军多取观望态度，有衷心确表赞同者，见段电遂幡然一变。闻曹锟事前与张勋本有默契，至是乃对段电首先响应，并即日出师讨逆。最可笑者，闽督李厚基于一日早晨即饬各机关改悬龙旗，并将复辟上谕誊黄张贴通衢，及接到段电，乃急行撤卸，通电反对，一日之间忽而称臣忽而讨逆，可谓极人间之无耻矣。
使当时梁、汤不往谒段，段即志决讨逆，或未必即赴马厂；段不即赴马厂，必为张勋所拘禁，而首倡无人，各省督军之观望者或进而拥护，赞同者或出于积极行动，则时局将愈形纠纷。虽叛逆之举终难成功，恐亦非短时间所能解决。然则虽曰人事，岂非天意耶？论者或疑张之敢于悍然复辟，实已阴征段之同意，因张曾发微（五日）电，中有“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芝老仍谓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亦可商量”等语，故有是推测。然使段对张事前果有如是表示，则段、张间表面上尚未露互异痕迹，何至爵赏独不及段，更何至遽电津警察厅加以监视？即此便可知，段于此举确未与闻，而微电实故加诬蔑，以淆国人视听也。
◎徐树铮排斥进步党
进步党与段祺瑞本有相当因缘，段与黎元洪之决裂，主因为参战问题，而参战即进步党领袖梁任公先生所极力主张者也。迨讨伐复辟成功，双方关系益大增进。段在马厂即已奉到黎令，复任国务总理，因就天津为组阁之准备，拟邀梁（启超）长财政，汤（化龙）长内务，林（长民）长司法。其中梁、汤全出段意，林则由南方督军推荐而得段认可者，是即世所传进步党三总长者也。讵段之亲信徐树铮闻之大不谓然，谒段力争，谓：“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为他人利用。”段不为动，且力诫其勿得多事。徐因往见梁，谓：“先生文章道德，海内同钦，若肯长内务，我辈极表赞成，至济武则远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资熟手（汤在袁世凯时代曾任教长），内务任重，恐非所宜。”梁笑答：“我辈翊赞合肥削平叛逆，本意只在保全国体，岂敢丝毫有所希冀？虽承合肥盛意相邀，仍决辞谢。况组阁权在合肥，君既非衔命而来，更何得私相拟定？”徐乃爽然而去。
徐去后，梁、汤联袂谒段（时林长民尚在南方未来），坚辞入阁。段曰：“此必是又铮（树铮号）从中作祟。”因就电话呼徐严斥之，且曰：“如任公、济武不肯入阁，汝此后不必来见我。”梁、汤见段意如此，不便再言，只得允加考虑。然段、徐关系，人所共知，徐性尤倔强，凡有主张，不达不止，虽一时段意甚决，无可如何，而事后必多方离间，使双方情感，渐趋扦格。梁、汤亦知其然，故仍主却就，惟以兹事非仅个人进退问题，不能不征求京、津党员意见。讵大多数党员均力持反对，意谓政党目的本在取得政权，以推行其政策，今段阁虽非政党内阁，然重要之部多属诸我，是明系以本党为主干，若犹不肯参加，则后此更安有参加之机会？况本党向主诱导现势力，使进循宪政轨道，藉以确立政治中心，维持社会秩序，今若辈既推诚相与，而我乃拒之于千里之外，岂不违反向来主张？所言亦不无理由，商议结果，乃决定加入。
七月十五日，梁、汤随段入京，十七日段阁全体阁员遂发表。平心而论，梁、汤确均非热中者流，只因迫于事势，为维持团体计，明知其难于有成，而不得不忍痛牺牲，足见为领袖者，有时实有不可告人之隐，而政党缺乏稳固基础与坚强力量，徒欲依人成事，其效果如何，尤不难窥见矣。
◎进步党失败原因
梁、汤、林入阁，为进步党最盛时期，同时亦即其失败开始时期。盖前此因有国民党对峙，不但以对外苦斗促成内部团结，即与相接近之现势力，亦以有正面敌人存在，虽对之未必完全信任，终不能不相当敷衍，恐操之过切，难保不激而与敌人携手，但观袁世凯在正式总统选举前，固曾使其秘书长梁士诒出而组织公民党，然终不敢对于进步党议员公然加以离间或诱惑，即可以知其故矣。
自段祺瑞讨逆成功，再出组阁，认为中华民国法统已因张勋复辟而中断，遂不恢复旧国会，主张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于是国民党在议会中之势力，为之一扫无遗，而实力派所患乃不在正面敌人，转在于向之与相接近者。盖徐树铮对梁、汤衔恨甚深，日思乘隙而动，段于梁、汤始固倚畀甚殷，然彼两人亦自有其怀抱，非能如一般官僚惟命是听，因之彼此关系亦渐与从前不同。闻当召集临时参议院时，本由进步党开列名单，以内务部名义密电各省照办；乃段派闻之，大不谓然，认为如此则所选出者将尽为进步党员，后此政府一举一动，难免悉受其挟制，是去一国民党不啻又来一国民党。因由徐（树铮）将此意向段陈述，段无明确表示。徐窥知段意已动，乃另行列单，或用己名，或假用段名，分电各省将内务部前电推翻。然此辈平日既无组织，一时殊难得许多人选，故单中所列仍以进步党员居大多数，不过所谓进步党员，均已由段派许以相当条件，令其脱离本党而加入新党，即所谓安福系是也。在梁、汤当时入阁，本系徇党员多数之意，冒险一试，岂知一行登台，转使内部发生觖望，予徐等以可乘之机，事前方以临时参议院可以全权在握，某也议长，某也秘书长，均已内定有人，结果乃大出意外，经此一番变动，而党势遂大受影响矣。
语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曰：“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向使国民党尚在议会，梁、汤等不加入段阁，则进步党或尚不至失败至是，此亦足见两党相反相成之道，而主党者有时固不必急急于取得政权也。
◎研究系之来龙去脉
研究系一词，系由宪法研究会而来，而宪法研究会则为进步党人所组织，所以所谓研究系其实即是进步党。然何以不曰进步党，而又曰研究系耶？盖自袁死黎继，国会恢复，宪法会议继续重开，进步党人鉴于数年来形势之变迁，对于宪法主张，与前此微有出入。如从前本主张两院制，此时则力持修改宪草而采用一院制，即其一证。外此尚有若干问题，亦认为有须共同研讨者，此犹系对内而言；至对外亦欲避免党争之名，而表示其专致力于制宪工作，于是有宪法研究会之设。会既以研宪为名，则其组织自以党中领袖及有制宪权之国会议员为主体，同时在议场上与其他党派辩论争持皆属该会中人，世因锡其名曰研究系。
自有此一名词出，习用既久，外间遂但知有研究系，而不复知有进步党。且用此名词时，语意间往往不仅指派系而言，而若别涵有一种意义，因进步党本以稳健见称，其言动较之其他党派自较和缓沉着，不易揣测。益以其所取政略每与现势力相结托，于是政治上凡有一次波动，反对党必坐以暗中策动，用为宣传。平心而论，事实上并不尽如此，甚至该党自命为光明磊落之举，而人亦疑其别有作用。当民国二年十月间，袁世凯渐露不利国会之企图，该党刘崇佑、李国珍、蓝公武等出而联合国民党一部分议员组织一民宪党，其意无非欲结合国会中优秀分子，与恶势力相奋斗。其后袁死、旧国会复活，该党倡不党主义，则又因政党久已为人诟病，欲以此促各方觉悟，使各以国事为重，勿复过持党见，引起无谓纠纷，其用心均不无可取，而反对者仍不免以恶意相猜。
总之，进步党既被目为长于阴谋，其所组织之宪法研究会，则更视为合阴谋之尤者而结为一体，于是研究系一词，遂又隐含有阴谋集团之意味矣。该系不但在国会存在期间，甚为世人所注目，即至国会消灭，各派系多已瓦解，而言政治者，仍以当日进步党之一二重要人物视为研究系中心，以其个人之交际目为研究系之活动，个人往来之朋辈目为研究系新吸收之分子。罗文干因奥款事件被诬入狱，刘崇佑为之辩护获雪，遂谓罗为研究系；胡适因罗关系，常偕访刘，一时并有胡亦加入研究系之传说，其他类此者甚多。尤可笑者，北京《晨报》原为进步党人所办，其副刊多收名流文稿，于是凡常为该刊撰文者，其人亦皆研究系矣。实则此时该系业经风流云散，毫无作用，执此一端，足见我国人遇事多缺认识，而捕风捉影之谈中人甚深也。
◎新国会选举丑剧
安福系既利用其所包办之临时参议院，制定国会组织法暨选举法而公布之，于是遂进一步而包办新国会之选举。其办法计分两种：其一，由徐树铮假段（祺瑞）权威，分电各省区长官，令照所开议员候选人名单，设法选出，同时并嘱中央要人之隶各省籍者，令电各该省有力人士，从旁协助。其二，对于研究系之忠实分子而曾任旧国会议员者，则另开一单，密令各省区特别注意，不许选出。
原来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研究系与安福系最大之岐见，即在研究系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则主张须改由地方各团体选出。盖研究系于各省省议会尚有相当基础，且议会究与其他团体不同，不易为政府所操纵，认为必如此始于己有利，而安福系则反是也。惟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中席数极为微少，此种主张自无通过希望，因此该系变更计划，不以之作为提案，仅由该系一二议员发表一意见书，以唤起各方之注意而已。安福系对于研究系议员素持一种策略，能买收则买收之，认为万不可能，则极力排斥之，于发表意见书者，经视为敌党不可动摇之分子，于是其人之姓名，遂首列在不许选出之名单上矣。
惟研究系究视安福系为较有组织，在地方上亦自有其选举地盘，论势非安福系所能敌，各省区长官虽奉命干涉选举，其事尚系初试，难免于略含羞怯，且为自身立场计，亦不欲过事压迫，致惹起舆论攻击。研究系窥破此点，遂宣称此次本无意竞选，惟因安福系公然挤斥，迫使其不得不起而对抗，主持选政者果恃权势在手，倒行逆施，惟有诉诸法律，即不胜，尚可将其违法证据明白公布，以待世人之判断。此本不过一种虚声恫喝，而各省区长官中有竟引为顾虑，一变态度，而与该系谋妥协者，其办法则某选举区初选人果多数坚决拥护研究系，仍听其自由选举，惟若一选举区中研究系票数，可以选出二人以上之议员时，该系亦只能选得一人，而应以其所余之票数让归安福系，此外尚有一主要条件，即研究系选出之议员，于国会选举总统时应投徐世昌票。因此之故，选举结果，研究系在新国会中，尚勉强占得二十余席。此固属一幕丑剧，然亦足见当时似虎如狼之军阀（当时各省省长多由督军兼任）对于选举舞弄之玄妙，尚未窥见堂奥，故终不敢罔顾一切，为所欲为也。
◎另一曹锟贿选案
世但知民国十二年之曹锟贿选案，而不知民国七年尚有一曹锟贿选案；但知曹锟之大总统贿选案，而不知曹锟尚有一副总统贿选案。盖当新国会召集时，冯国璋继任总统之任期适已届满（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就任正式总统，法定期限五年，袁死黎继，黎去冯继，至七年十月适满期），自应改选。安福系本拟举段，因系继冯之后，恐引起直系不快，且段本人亦不愿舍去实权，而取得徒拥虚名之总统。故几经研讨之后，乃以畀诸徐世昌，以徐与北洋派关系甚深，平日于直、皖之间尚无所偏倚，又系文人，举任总统，既可平直系之心，而于己系亦无力能加牵掣也。至副总统一席，更属虚位，决以与直系第二位之曹锟，以表示己之宽洪大量，并藉以离间冯、曹，使不至联为一气，多生阻力，此固属该案之如意算盘。
讵选会开后，徐之总统，以各系均表赞同，果获顺利选出，而曹之副总统则波折横生。盖当时新国会中，安福系虽占绝对多数，然以选副总统则仍非独力所能成，研究系自不肯与之合作，此外交通系亦占百数十席，果肯全部参加，固可凑足人数，无如该系分为新、旧两派，新交通系以曹汝霖为领袖，自唯安福系之马首是瞻；旧交通系以梁士诒为领袖，梁与徐树铮恶感极深，又忌曹（汝霖）之后来居上，因而对安福系力持反对态度。其实研究系与旧交通系均非有甚不满于曹锟，只以不甘令安福系如愿相偿，故必加以破坏。其表面理由，则以南北虽暂时分立，然阋墙之争，终宜言归于好，今总统既属北人，自应以副总统留畀南方，庶于将来议和时，较有回旋余地，若一并举出，不啻闭和平之门，使南北长此相持，殊非国家之福。其言颇为正大，安福系苦无以难之，而旧交通、研究两系又要约甚坚，连日多在梁寓集议。安福系迫不获已，乃遣该系中人之与两系议员相稔者，向之极力疏通，并允每人贿送五百元，但求出席选会，至于票选何人，悉听自便。但区区之数，究不足以歆动两系议员之心，于是而曹锟之副总统遂终告难产矣。当时以行贿范围甚狭（仅与旧交通、研究两系议员接洽），数额又不大，且悉被拒绝，有行方而无受方，故外间知者甚少，而其事则凿凿有据。两次贿选，后先相映，咸集于曹锟一身，亦近代政治史上之一极饶趣味资料也。
◎郑孝胥拒入段阁
郑孝胥自鼎革后，匿迹沪上，以文字自娱，一若与政治绝缘者，实则别有怀抱，故作此态以欺人耳，闻段祺瑞曾一度电招其入阁长交通，盖段派志在借用日债，以私扩兵力，而郑亦夙主利用外资者，前清末叶之川粤汉铁道借款，虽出自盛宣怀，郑实暗中策动之也。外传有人问郑中国将何以强，郑曰：“只两字便足。”问是何两字，曰：“借款。”问借款何以能强，曰：“外国以款借我，则彼穷而我富，人穷我富，安得不强？”此虽传者过甚其词，然郑素持借款救国论，则确为事实。段、郑主张根本上既相吻合，而其时为段执行此项政策之曹汝霖、陆宗舆辈，又为国人所极力抨击，故欲利用郑之名士头衔，继承此任，冀以一新耳目。
讵意郑之复电只寥寥数字，曰：“家有小事，弗克应召。”不应召可也，不应召而以有小事为理由，可谓滑稽之极。段得电自极失望，而时人则以此高郑，谓其能审出处而不热中功名，实则郑之热中，较他人为尤甚，其壮岁曾有句云“三十不官宁有道”，此以视岳武穆之“三十功名尘与土”，其胸襟相去何啻霄壤，不过郑之所歆慕者为前清之巡抚、总督、尚书、军机大臣，而非民国之督军、省长、部长、国务总理耳。郑于清末累加升擢，至€南布政司，自谓可由此扶摇直上，讵料清室推翻，郑之功名亦随而断送，而其所主张之铁道国有政策更为舆论所集矢，故极痛恨民国，尤痛恨袁世凯，曾有句云：“已坐虚名人欲杀，遂成遗老世应忘。”又云：“寡妇孤儿原易取，中原万里遂凋残。受恩累世成何语，却笑留侯说报韩。”其牢骚不平及不满袁氏之情，昭然若揭。
郑既以遗老自居，而又不以留侯之弃韩事汉为然，自不肯出仕民国，且须进一步，谋所以报韩（清）之策。于是处心积虑，图复清室，以满足其攫取功名之欲望，终至为目的不择手段，出卖幼主，在日人卵翼之下作傀儡皇帝，而自任内阁总理，以此与陈宝琛意见不合。及陈死，郑挽以诗，其首句即云“庵（陈号）功名士”，其意盖谓陈不过一功名之士，而己则乃心故君，力谋兴复，并非为一身功名计，藉以自欺欺人耳。结果己既不终于位，抑郁而死，且使溥仪一劫于日，再虏于俄，是郑非仅民国之罪人，抑亦清室之罪人矣。
◎进步党与段祺瑞之凶终
进步党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我国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故彼之所谓结合，亦有其一定限度，与一味附和者不同，苟一旦越此限度，则彼即不能不顾及自己之立场而立与离异。但观该党第一期与袁世凯结合，然一见袁欲帝制自为，背叛民国，则毅然起而反对；第二期与段祺瑞结合，然一见段之滥用日债，倒行逆施，则决然不肯苟同，便可以知其态度矣。
当时外间谓进步党尚有为有不为，若其他党派则且有无所不为者，的是平情之论。该党与段结合，自对德问题发生始，至马厂誓师，愈益融洽无间，段之力邀梁（启超）、汤（化龙）等入阁，且畀以重要之财、内两部，即为推诚相与之表示。然以此招段左右之嫉忌，故入阁以后，双方感情乃日趋疏隔，盖段一人之信心，究不敌环绕其侧者之日肆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也。选举本应归内务部主持，而新国会选举乃全由徐树铮等暗中操纵，内汤几不能过问；借款本应由财政部主管，而对日借款乃由曹汝霖（交长）辈秘密办理，财梁几不得与闻。名为阁员，实则等于虚位，选举犹在其次，而借款则关系国脉，势不能无言，言而不听，势不得不求去。若辈乃更藉此而指为有意拆台，段亦深信不疑，于是此一方则恶意慰留，而强使之分谤，而彼一方则力表不与合作，以求外间谅解。计梁、汤等自六年七月十七日入阁，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随同段氏去职，表面若相终始，而精神则早已分离矣。
段去职仅数月，于翌年三月二十三日再度出组内阁，仍继续其借款政策，其时进步党则以在野地位，力加反对。该党在北京办有两种报纸，一曰《国民公报》，一曰《晨报》。《晨报》总编辑时适由余担任，此两报对于段阁借款消息，时有披露，彼辈早视若眼中钉，密谋取缔，而又恐法律上或欠根据，招舆论攻击，致画虎不成，转贻笑柄。时朱深为段阁司法总长，在安福系中群目为法律家，力主无虑，谋定矣，只待机发动。我辈已探知之，对于登载亦特加慎重，一夕某通讯社发表政府将以高、徐、顺、济铁路抵押日本借款二千万消息，《晨报》得之，以此种珍贵资料，万不能弃而不录，但为避免责任起见，乃直叙据某通讯消息云云，末亦不加按语，以为如此必不至发生问题。时余每夕均宿社中，翌晨方睡未起，社丁呼醒，谓外有警察数人，欲见总编辑，余出见，彼问汝是否负责人？余曰是，并出名刺示之，彼遂同警厅通电话，商良久，竟置余不顾而将社中会计梁某逮去，经两日始保出，旋将全案移地方法院侦查，搁置月余，处分不起诉，报亦复刊。同时《国民公报》亦以登载此项消息，同一办理，然查北京各报，登者并不止此两家，则固无恙也。此虽不过一小小风波，亦足见段派对于该党之如何敌视矣。
闻段于梁、汤、林（长民）三人中，与汤感情最恶，盖梁为学者，林近政客，惟汤则党之意识特强，故段派嫉之亦特甚。其后汤游美归途中被刺身死，段并不派人致唁，追悼之日，不莅吊、不送挽章，一若生前之已绝交然者。始则胶漆，终则水火，以利害相结合者，利害相反即反颜若仇敌，观于进步党与段之结局，真不禁感慨系之！
◎冯国璋失败原因
冯（国璋）段（祺瑞）执政时代，府、院之间，明争暗斗，至为剧烈，为世人所尽知。其实两人之积不相能，由来已久，并不自此时始也。当革命军占领武汉，冯率师南下，夺回汉阳，清廷大加赏赉，赐以爵位。正在踌躇满志之际，袁（世凯）恐其图功心切，不明己意所在，骤破南北均势，乃将其召回而以段代之，冯虽不敢言，心实怏怏。其后段第一次联合将校四十余名，电请内阁代奏，主张维持君宪，反对共和，以威吓民党，第二次又联合将校发出通电，主张立采共和政体奠定大局，以威吓清廷。旋乾转坤，悉由段发动，冯反寂寞无闻，其对段深怀嫉忌，自不待言。及袁任元首后，冯虽出膺疆寄，然较之段久在中枢，主持军政，仍不免有相形见绌之势。洪宪变起，冯、段均取淡漠态度，最大原因，即在于两人均以袁之继承人自命，帝制果成，则将来不传贤而传子，彼等将永无继位之望，故均不以袁之所为为然也。
袁既失败，取消帝制，仍欲保持总统地位，先思借重段氏，令其出组内阁，段则要求其完全交出军权以挟之，次则转以谋之冯，冯召集未独立各省开会议于南京，有人说冯谓：“君若助袁，袁败，君亦随而俱仆，若能持严正态度，使袁退黎继，则所遗副总统一席，国会必举君以相酬。”冯为之动（冯本意尚欲各省拥己为总统，见势不能，乃求其次），于会议时果不为袁张目，而袁技以穷。可见在袁未死前，两人已各作打算，各自布置，以争此一遗产，两雄相争，即不能不出于相厄，势使然也。
冯、段既素不融洽，且利害相反，兼以府、院争权，袁、黎已然，冯、段自更不能例外。袁拥有军权，而又知利用国会中之接近于己者以为之助，故能始终独揽大权，黎则有国会中比较多数之议员为后盾，而无军权，冯则虽有军权，而全无国会为之支持，故同归于败。人第知废旧国会、召集新国会为段所主张，而不知冯之为此主张尤早于段。当袁取消帝制，冯在南京，曾先后发出两电，第一电提出和平办法八条，意主另组新国会，俟新国会开会后，袁向新国会辞职，再由国会另选继任总统，此电系仅征求未独立各省意见。第二电中更有参酌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严定资格，慎防流弊，速筹开国会等语，此电则系遍征各省同意者。后虽以反袁派反对而止，而冯对于国会之态度已可概见，所以其后段主法统中断之说，冯处元首地位，并未尝稍持异议。冯之副总统，本为旧国会所选举，乃亦主废弃旧国会，已为失策；而对于新国会又太无布置，致其选举全为安福系所操纵。迨新国会召集，冯继黎之总统任期适已届满，势除拱手让人外，自属一筹莫展。
向使冯稍加注意，当时直系尚有相当地盘，在国会自亦可得相当人数，再能与反段之研究系及旧交通系密相连系，未始不足在选场中一决胜负。乃只知倡导和平，指使己系督军、将领反战，以折段之台，而不计及己之任期迫届，武器一失，如何与人争衡？最终虽与段同时下野，稍解愤恨，然段一面则拥有所谓参战军，一面则握有所谓新国会，隐然居于太上内阁地位，而冯则悄悄引去，从此与政治绝缘，岂非失败之甚耶？冯素以狡猾见称，与段刚愎性格迥不相侔，此次乃坠入段派术中而不之觉，此亦足见武人思想究属简单，不能了解政治战之作用，而当时冯幕府之无人才，亦不难于此窥见矣。
◎徐世昌操纵时局
徐世昌与北洋系关系甚深，其地位仅亚于袁世凯。当前清末叶，徐即己任东三省总督，官阶远超冯（国璋）、段（祺瑞）上，故不特彼二人不敢与徐抗颜行，即袁对之亦极礼下，但观袁称帝时有所谓“嵩山四友”，徐居其一，即可窥见。徐既有此凭藉，其心目中只有一袁氏，袁死便不作第二人想。然彼究系文人，无军权在手，不能不让冯、段先著祖鞭。洪宪变后，徐蛰居故乡，一若忘情政治，实则无日不在沉机观变，冀乘时崛起，以偿其多年之夙愿也。
忆当黎、段交恶时，黎曾派两专使往邀徐入京，名为调解，意实欲免段职，而求徐为之助。所派二人中，其一为余友某君（姑讳其名），与黎虽有旧，而素不慊黎之所为，因恐徐坠入漩涡，且于段有所不利，乃避同行者之耳目，于夜静时就火车中，取寸纸疾书数语抟为丸，晤时密以授徐，徐遂托辞婉谢。据某君告余，当时彼此神授意会，丝毫不着痕迹。即此足见徐之机警，及其对于时局之如何留意矣。徐既以此见好于段，其后冯、段龃龉，徐居间执言，又能不涉偏颇，散终造成冯、段同时下野拥徐出山之局。
在段派之拥徐，原欲徐取其名而段握其实。然以徐之地位及性格，又岂甘为傀儡？故一登元首宝座，即与旧交通系密相联系，对研究系亦取友好态度，并月助党费，此两系皆反段者也。安福系欲举曹锟为副总统，彼则阴令旧交通系联合研究系以反对之；安福系主用武力，彼则令钱（能训）内阁极力倡导和平，皆与段派政策显然相反。惟于段派所视若生命之参战借款及编练参战军，则置之不问，俾遂其大欲，不至以其他问题与己为难。对于直系，虽以反对曹锟当选副总统，而稍招其不满，然其和平政策，则夙为直系所主张。其后段派骄横益甚，吴佩孚由衡阳撤兵北上，曹锟组织八省联盟，徐非不知直、皖战机已迫，而故作痴聋，及张作霖入京谒晤，见奉、直联合势成，乃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边防军总司令职，将边防军改由陆军部直辖，旋以段由团河入京力主与兵讨伐曹、吴，乃又下令将曹锟革职留任，免吴佩孚第三师长职并褫夺勋位，无非表示其本心初不偏袒，将来无论胜负谁属，彼皆有回旋余地。结果段败去职，而徐仍无恙不受影响。
皖系既倒，奉系代兴，徐之应付直、奉，一如其应付直、皖然。徐之总统本为安福国会所选出，安福亡，彼之地位自亦时在飘摇之中，故亟欲乘此机会，将安福国会明令废止，依据元年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即世所谓“新新国会”）。一方既可表示其尊重法统，一方又可使本身地位由不合法而变成合法。但此非得直、奉两系支持，及现局不生变动，决难圆满实现，于是以陕督予直系之阎相文，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予张作霖，使之各满所欲，以求一时安定。不幸新新国会不能引起各方注意，致各省议员多未能如期选出，而直、奉均势之局，又因王占元在鄂失败、由吴佩孚继任两湖巡阅使而破坏。同时中央方面奉系所推荐之梁士诒内阁，复大受鄂吴攻击，几经酝酿，终演成直奉战争。徐之运命，本寄托于两系矛盾及均势之上，惟矛盾而己乃便于操纵，惟均势乃无人敢于发难，经此一战，遂由两雄相争变成一系独霸，前此谋副总统而未遂之曹锟，今则野心勃勃，欲进而取得大总统地位。于是因孙传芳一电而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复起，虽以权术自命之徐世昌，至此亦不得不技穷而去矣。
◎皖系何以失败
吴佩孚以一第三师师长，转战湘省，所向无前，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久思乘机与皖系一决雌雄。适张作霖因徐树铮势力侵入蒙疆，与己利害冲突，大为不满，于是直、奉两系遂联合以图皖。以二敌一，势若稍优。然段祺瑞自参战借款成立以来，组织所谓参战军，后改边防军，又改定国军，其器械皆来自日本，军队亦由日本军官教练，合以原有实力，声威实远在直、奉联军上。故战端甫启，舆情虽咸望皖败直胜，但军事观察家则深以难操胜算，为直、奉危。乃前后不及五日（九月十四日开战，十八日即告结束），皖军一败涂地，直、奉军如迅霆震槁，直捣京畿，大出常人意料之外。
余尝以此中原因，询诸接近段派某君，据云：当时皖方实轻直而忌奉，故其军事布置，重东路而忽西路，东路与奉对峙，由徐树铮指之；西路与直对峙，由段芝贵指之，而定国军精锐则悉萃于东，西无良焉。方战之初，皖军在东路大捷，由廊房推进，几薄杨村，而西路段芝贵尚在其督战之火车中，叉麻雀、抽大烟，若未尝有战事然者。时梁鸿志方任芝贵秘书长，手徐（树铮）捷书就烟榻促请速战，藉收夹击效，乃始下令前进。而直吴因弹缺不肯浪费，收集石油废箱万余只，中置爆竹，万响齐发不绝，皖军误为枪声，骇而奔，一退至固始，再退至京郊，两军始终未尝一交绥也。西路既惨败，东路大受威胁，徐方在前线督师逐北，闻讯仓皇撤退，奉军乘之，皖几溃不成军。闻有大炮一尊、弹一百二十四颗，新购自日本，威力至大，亦委诸途，为奉军所卤获。当徐捷报抵京时，安福首要交相称庆，以为战局旦夕可定，从此当莫余毒，不意直军忽从天而降，乃始惊皇失措，投止无门。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奉吴令严缉诸凶，本可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以其素与段派亲，特故稽延，予以逃逸机会，以故李思浩、曾毓隽、姚震、梁鸿志诸人均得托庇东交民巷，免作阶下囚。经此一役，而根深蒂固之皖系势力，殆扫地无遗矣。
使某君之言果信，则皖系致败，约有数端：主将不得人，一也；兵力分配太失均衡，二也；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三也。而其最大原因，厥在民心之离异。有人谓，民国以来每有战争，皆兵精械良者败，而兵劣械窳者胜，辛亥之举、洪宪之役、直皖之战，均其明证。故以纯军事眼光推断我国战争之胜负，未有不适得其反者。余以为此特一偏之见，而未得其全者也。盖握军事优势者，大抵在政治上皆拥重权，其平日措施率多违反民意，怨荫繁兴，亲众离叛，民心失，兵心亦深受影响，其取败也固宜。然则其胜之也，非真劣能胜优也，民心胜之耳。当时民心背段向吴，至为明显，即此一端，胜负已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自古已然，至今仍成为政治、军事之原则，固未可视为老生常谈也。
◎汤化龙与刘崇佑
凡一政党所以能由艰难缔造以至于发展滋大者，全赖有少数中坚同心一德，致力党务，绝无丝毫权利私见搀杂其间。而其最大关键，尤在有共同目的为之维系。其结合也以此，其奋斗也以此，即其辩论争持不亦外乎此，故能团结无间，永久持续。若自号为中坚者本无一定目的，徒欲藉团体为攘权夺利之手段，则必至始合终离，甚或毁纪叛道，贻人笑柄，此则治民国政党史者，所宜深切注意者也。
汤济武（化龙）先生领袖进步党，在政治上奋斗历十余年，虽所蕲求之宪政迄未实现，终于赍志而殁。然洪宪、复辟两役，统率全党，声罪致讨，保全共和，功在邦国，其在议会与国民党对峙，旗鼓相当，亦颇能树立两大政党风范，此虽由先生主持有方，而中坚诸人之相与戮力，实为成就之一大原因。盖先生组党之基础，早确立于清末之咨议局联合会，时各省咨议局正副议长均集京师，先生以湖北咨议局议长出席该会，与山西议长梁伯强（善济）、四川议长蒲伯英（殿俊）、直隶议长孙伯兰（洪伊）、福建副议长刘嵩生（崇佑）诸先生，均以促进宪政为职志，结契甚深。入民国后，组共和建设讨论会，组民主党，进而与共和党合并为进步党，咸奉先生为魁，而诸人则皆其中坚也。
先生于诸人中与刘嵩生先生尤莫逆，不特为政治之友，而且属道义之交。刘思想极缜蜜，终日乃心党务，尝谓吾人既置身政党，宜念兹在兹，释兹在兹，集中精力，以赴事机，庶能有所成就。否则，不但负党而且负己。居恒寡出而喜人就谈，酒馔常供，故每夕同人多集其家，谈国际形势，谈国内政局，谈本党计划，辄至夜分始散。然性切直，同人行为有不检者，恒面纠不少贷，于汤先生责备尤严。先生好作方城游，每避不使知，一夕方入局，适刘有电话来，先生恐招其往也，令仆人诡以外出对，刘知之。翌日先生往访，拒不见，又往，又不见，终至再三谢过乃已。先生尝对人言，嵩生真吾畏友，使吾对党事不敢稍懈者，嵩生功也，其相契如此。每党中有大事，先生非就商之不能决，而刘每一主张，必持之甚坚，众当时虽苦其颛，事后则多服其远见。
刘在党中发言必争先，权利辄退后，进步党两度参加政权，众咸推其出山，均被拒。第一次汤先生任教育部长、次长为梁善济先生，第二次汤先生任内务部长、次长为蒲伯英先生，皆刘所推举，党中翕服无异言，以其无私也。领袖及中坚间能互信、互谅、互让若此，宜乎一时党务蒸蒸日上。惟孙伯兰先生为北方人，遇事主大刀阔斧，不以同人之细针密缕为然，乃宣告脱离，而自组“韬园”，即世所称“小孙派”是。然其态度亦极光明磊落，且彼此私交维系如故，此足见前辈之道德风度，非晚近所能及矣。惜其后汤先生于游美归途中被狙身死，嵩生先生以激刺过深，灰心政治，未几伯强、伯英诸先生又相继殂谢。十余年来，所谓进步党中坚分子零落殆尽，而此一政治团体，终不能不随政局剧变而澌灭无形。追怀往事，横睇近局，真不禁感慨系之！
◎汤济武先生之被刺
自研究系被反对党谥为阴谋派，于是汤济武先生遂俨然成为阴谋之魁。在不识先生者，其想象中，必疑之为深沉阴鸷，机诈百出，实则先生和易近人，时时显露书生本色，绝非如外间所云者。先生对党素主由政治结合，进为道义结合，故每接晤党员，辄以修德、励学相助。尝于夜阑人静，与三五同志，纵论古今中外成败得失之林，慨然谓：“吾终日奔走国事、党事，极感疲劳，惟此时始稍稍还我自由，转觉乐趣盎然，精神弥王。”忆当赴美前数夕，先生与嵩生及余谈政治学问题，先生素服膺日本浮田和民博士，时博士方主早稻田大学政治学讲座，兼《太阳》杂志主笔，著有政治学及西洋史等书，先生亟称其议论平正通达，具有特识，足药目下论政者虚桥险僻之病，谈至夜分尚娓娓不倦，此则真一书生矣。
先生每值翌日有演说，辄于临睡时，取常读书数册置枕畔，略事翻阅，即入黑甜。至登坛，则滔滔不竭，言皆有物，听者莫不满意。居恒健谈，然遇有臭味不相投者，辄嘿不作一语，或昏昏欲睡。性不善宗教，当任教育总长时，马相伯老人往谒，商教会学校问题，陈说良久，方讶主人何以不置一词，视之则熟寐座上矣。此固有失待人接物之道，然其纯任天真，毫无缘饰，亦可藉窥一斑。夙持儒家素行之说，谓政治本是艰苦生涯，若不能随遇而安，一事未成，先图享乐，岂足有为？故平日于起居吃着，均不厝意。曾与嵩生因党事乘轮南下，至则舱位已满，而事又不能缓，乃商之船员，借木板支为床，各据其一，嵩生尚铺自携被褥其上，正辗转反侧，苦难成寐，视先生则和衣而卧，鼾声作矣。船中餐无殊草具，嵩生几无可下箸，先生狼吞虎咽，甘之如饴。嵩生尝戏谓济武实至今未脱野蛮生活，先生一笑置之。
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段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诮。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本书生气，尚较适当。然天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致当时无论国民党与非国民党，殆均视先生为阴谋魁杰，而先生后来之惨遭非命，或即种因乎此。
先生毕业日本法政大学，时作观政欧美之想，自参加段阁下野，在国内政治活动一时既暂呈静止，而国际大战告终，一切方在剧变，允宜乘此时机亲往观察以资参考。乃决取道日本，赴美一游，本约余偕行，余以牵于他务，未能远离，遂改约霍君俪白，实则霍君较余为适，以其娴英语也。先生既抵美，举凡彼邦政制、思潮、社会组织、政党形势、工商业情形，罔不悉心考察，撮要纪存，以备他日返国，编辑成书，藉资国人考镜。未几得党中电促归，归经西雅图，是处华侨商会开会欢迎，会散，众请乘汽车行，先生以寓所密迩，屏不御，与诸人且行且谈，不十数步，至经最狭处，突一人迎面来，枪举弹发，先生应声仆地气绝，凶手亦自诛。其行刺原因何在？由于自动，抑或有人主使？以无口供可鞠，终成疑案。第知凶手业理发，隶某党党籍，以先生平生只有政敌，无私仇，则此案与政治当不无关系，岂反对者过于重视先生（即所谓阴谋之魁），故必欲杀之以为快耶？先生噩耗抵京，全党震悼，尤以余辜先生盛意，未获偕行稍尽将护之责，至今犹时觉疚心。先生归骨后，同人搜其行箧，得残稿一束，皆在美考察时所随录者，以不忍任其湮没，嘱余将文字略加修正，交由北京《晨报》发表，然实不能尽先生所欲言者于万一也。忆先生挽宋教仁先生有“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句，乃相隔不十年，先生竟继宋先生之后，而自成为被坏之长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国以来，无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互相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悲夫！
◎黎元洪与法统问题
自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弃约法，而颁布所谓新约法，法统问题已启先声。至六年段祺瑞改选国会以后，更演成南北相持之局。惜当时言法者，或以急于成功而不力求贯彻，或以便于私图而非诚意拥护，以致黎元洪地位几与法统问题，成为不可分离之关系，斯亦至可怪者也。讨袁之举，其志不但在保全共和，而且在恢复约法。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竟甘受任由新约法产生之参政院议长，其后各团体帝制请愿书则由该院转呈，选举国民代表办法则由该院议定，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则该院为代表，而该院本身之推戴书且由黎领衔，以法律论，袁为帝制之主犯，黎亦宜列为重要之帮助犯。袁既以此丧失总统资格，则黎之副总统资格，岂能独存？乃当日讨袁军对黎，不但不一并声讨，而且以滇、黔、粤、桂四督及蔡（锷）、戴（戡）、李（烈钧）、陈（炳）等代表护国军政府发布第二号宣言谓：“大总统既已缺位，依民国二年十月所公布之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黎副总统继任。”而袁于撤销帝制欲向南方谋和时，曾商黎出管将军府，黎竟宣言：“除约法上之副总统外，无论何职，皆不承认。”一若不自知其附袁罪行，而尚腼然以约法上地位自居者。黎固不足责，而当时南方不乏高明之士，何亦竟不明是非、不顾法律若此？若谓黎之附袁，系由于胁迫而非出其本衷，然以堂堂一副总统，尚昧于舍生取义之道，辱身失节，更何足以以代表国家？闻其时南方要人，亦未尝不考虑及此，第因总统问题为各方利害所关，若另行选举，势必引起剧烈竞争，而影响及内部之团结，故不得不利用黎为缓冲，藉免一时纷纠，此则以法律迁就事实，非言法所宜尔也。
黎出任总统之根据，中间尚有新旧约法之争，而主用旧法者终于占胜。一方拥护旧约法，一方则使在旧约法上已经丧失资格之副总统，冒窃大位，岂非护法运动之一大玷？黎就任总统后未及一年，因府、院之争而引起督军团独立，因督军团独立而引起张勋北上，因张勋北上而引起其以解散国会为入京调停条件。黎既身为解散国会之罪人，则亦即民国之罪人，依法应丧失总统资格，乃于张勋复辟之后，竟俨然以大总统令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同时电请冯国璋依照约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固仍以元首自居也。无论冯、段欣然接受，未尝研究其授与来源之如何？即当日南方忠告段祺瑞电中，亦只对段严加责备，对黎则并无一语纠绳，其曰：“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祸，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究？”则似以段为解散国会之祸首，而黎转可不问，又曰：“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亦未可知。”则似果属黎谕，犹为可说，吾不知其何以对黎若是其恕耶？
今姑置此不论，黎致冯电，本但请其代行大总统职权，迨段入京，黎由东交民巷回居私宅，又通电宣告此后不再与闻政事，推冯副总统继任大总统。既曰继任，依法黎当再无复位之日，乃其后直系一战胜皖，再战胜奉，由孙传芳一电，而黎又复位。按孙电略谓：“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云云。推孙氏之意，似非黎氏复位及恢复旧国会，不足以言恢复法统，而不知黎实为解散国会之罪人，黎果应复位则国会即不应恢复，国会果应恢复则黎即不应复位，今乃以黎复位与恢复国会并举，持此以解决法统问题，岂非滑稽之甚？盖当时直系并非有爱于黎，亦非毫无法律知识，其所以出此者，实因亟欲选举曹锟为总统，故不得不假黎与国会为桥梁已耳。其作用虽与讨袁军不同，至其假法律以为便宜之计，则前后如出一辙。民国十余年来，每一次护法，皆为毁法干纪之黎元洪造机会，真令人为之三太息也。
◎双十节就职之三总统
民国以来，有三总统于国庆日就职，曰袁世凯、曰徐世昌、曰曹锟。袁为叛国罪人，其心目中不知有民国，更何知所谓国庆？而所以必择是日就任总统者，盖以国庆，各国使节例必进贺，果是日兼举行第一任总统就任典礼，不特为无上光荣，且亦足以增加其国际之声望。故袁在十月以前，即极力促成总统选举，国会既徇其意，先行制定宪法一部分之大总统选举法而公布之，及至国会选举总统之日，犹恐不能获得法定票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警假装公民团，包围国会，威胁议员，求达其当选之目的。闻袁事前曾向人表示，民国成立，瞬届一年，若正式总统尚未能选出，恐将影响及国际承认问题，予个人固无关系，如国家前途何？此足见二年之十月十日，实袁所视为最重要之一日，而不容不极力争取者也。
第一任总统既以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则因任期关系，第二任以下总统其就职日期，亦必为某年十月十日，本属当然之事，毫不足怪。惟我国政治情形，至为复杂，十余年间，总统问题层见迭出，其时实力派及一班政客又均以法律迁就政治，牵强比附，不计及他，而机缘凑合，竟使每届选出之总统，皆恰于是年十月十日就职，是则可异而堪以一述者也。袁世凯既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即不死，亦已丧失大总统资格，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自应由副总统继任。不幸当时副总统黎元洪亦在附逆之列（其理由前已述及），以法律言，自不能使其继位，而应另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果尔则新选出之总统，其就职日期必不为是年之十月十日，可以断言。乃当时因图政治利便，各方对黎均无异言，国会议员遂宣言：“现在黎大总统继任，实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所制定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应承继本任总统之任期，至民国七年十月为止。”盖依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于民国二年十月就任总统，其任期应至七年十月始届满也。
黎既继袁，国会遂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其后黎又因解散国会，引起复辟事变而去职，冯乃又继黎，本应至黎所余之任期届满为止（即七年十月十日），不生疑问。乃冯、段执政，忽主张改造国会，其理由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今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既认中华民国为已经灭亡，则民国以来，所颁布之法律自亦随之失效，冯之大总统地位，且无所依据以取得，更何论于任期问题！然当时秉政柄者，仍为图政治上之利便，仅以民国中断为改造国会理由，而一切法令则悉仍旧贯。于是冯之任期，仍至黎所余任期为止，由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徐遂亦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及皖、奉相继失败，直系独握大权，以欲使己系领袖膺总统，非先驱徐废弃安福国会不可。乃又假恢复法统之美名，主张由黎复位，重行召集旧国会。然黎既于六年宣告离职，请冯继位，且已至黎所余之任期为止，则黎果依何法得以重登总统宝座？于是有谓袁于称帝时即已丧失总统资格，而黎之继袁则自袁死亡之日始，故黎任期应补足一百六十余日，即自洪宪改元至袁死之日止者；有谓袁在任期间，在法律上无效，故黎任期尚有一年三个月者；又有谓黎任期应由修改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起算，须至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者；但亦有置法律不谈，而主张黎只能为事实上总统，即国会亦只能为事实上国会者。凡此皆属有为而发，适成为政治上之投机论而已。其实直系之拥黎复位，一方藉之以驱徐，一方亦利用其任期之短促，故愈主张延长黎之任期，不啻转以促黎之去位，因黎之恋栈及附黎者为之张目，终使直系迫不及待，而扮演逼宫夺印之丑剧。于是公行贿赂，由国会选曹锟为总统，而曹亦适于十二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总之所谓三总统者，其选出既皆予人以非议，徒种祸乱之根源，而所用手段，或出威胁，或由行贿（徐表面上虽似无此二者，然当日安福系议员于岁费外，均领有相当津贴费，俾便该系指挥投票，不可谓非间接变相贿选），令人回忆其就职之日，仿佛犹觉刀光围绕，铜臭薰天。以国庆日之庄严璨烂，乃竟着此污点，袁、徐、曹固不足责，而当日昧于远见，及曲解法律以图取便之政客，自亦不能辞其咎也。
◎国会之双包案
自庄周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语，于是世人多误以社会为无真是真非，遇事之有利于己者，辄强词主张以求幸胜，而天下遂愈多事矣。如民国八年之发生所谓国会双包案，亦其例也。
忆当民六段（瑞祺）内阁废弃旧国会，依据其所颁布之新国会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因而旧国会之一部分议员，乃奔赴广州，自行集会。计当时南下者，仅有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皆属国民党）四派议员，他如研究系等则均不之应，致难获法定人数，只称为“非常国会”。虽明知未能正式行使职权，作用究属不大，终以无法补充人数，不得不暂维现状。直至七年六月，以迫于时势之需要，乃决定继续第二届常会会期，开正式国会，将不到会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使此方法果属圆满可行，何至迟至一年之久，方始援用？盖依院法，议员于开会一个月后尚未到院者，得经议决，予以除名。然第二届常会曾经在北京开会，其未南下议员均已到院报到，自不能于同一会期中，强引此项法条，加以除名之处分。且即欲除名，亦须经议决程序，今到会议员既未达过半数以上，则所谓议决自亦不能成立。故除名递补之举，于法殊欠根据，此亦为当日非常国会议员之所自知，徒以事势所驱，不得不牵强比附，藉以凑足人数，而其基础固甚薄弱也。世人因此事发生在民国八年，遂称其递补之议员为“民八议员”，并称其国会为“民八国会”，至原有议员则称为“民六议员”，亦称其国会为“民六国会”。
其后北方直系军人败皖驱奉，主张黎元洪复位，并下令恢复旧国会，于是民六国会遂于十年八月一日得过半数议员出席，正式开会于北京。当在京之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与由南方北来之众议院长吴景濂，在天津筹备召开民六国会时，民八议员即已通电否认，旋又在上海设立法统维持会、北京设立法统学会，此唱彼和，藉张声势。至其所持理由，无非（一）认广州之自由集会为合法，（二）以未参加之议员为放弃职权，应行除名另补，（三）既经除名之议员，不得再行恢复，（四）除名之议员多曾任北政府官吏，及充安福国会议员，不能再容其置身议坛。而民六议员自亦依据法律，逐点加以驳正，且在事实上，民六国会业经开会，于是民八议员乃于八月三十日，相率冲入议场，索殴议长。一时国会双包案喧传于世，民六议员当议决于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届常会闭会式，为无形之抵制，并以示此一会期业经完成，民六议员之地位已成不可动摇之势也。
虽当时国会已不甚为社会所置重，然吾人依法论法，实认民八议员之主张不能成立。盖议员自行集会，虽为法之所许，但广州集会，不过出自一部分议员之意，并非经多数议员议决或同意，因之未参加之议员，自不能视为放弃职权，其除名递补，于院法既属不合，在手续亦欠完全，实难生效。况当日黎元洪解散者，为民六国会，则今之撤销此项解散令而恢复之者，自亦为民六国会，与民八何涉？至于民六议员有在解散期间转任官吏及充安福议员，其资格是否发生问题，亦属民六国会本身之事，应听其自行解决，绝非民八议员所能强为主张。综此理由，民八议员在法律上显处于失败地位，故虽有某某南方要人为幕后支持，而彼辈亦极尽跳踉叫嚣之能事，终以不能博社会之同情，不得不偃旗息鼓，由沉寂而归于消逝，此亦足见凡事虽或有见仁见智之不同，而真是非究终未可湮灭也。
◎民八国庆日之福州
余因感触所及，曾纪《双十节就职之三总统》一则。兹复忆民国八年国庆日，故乡福州，尚有一段史实颇堪纪载，且其事又与余有关，爰特书之。
当前清末叶，各省设咨议局，时刘嵩生（崇佑）先生新从日本毕业回闽，当选为议员，本欲拥旧绅郑锡光（清翰林时在乡任官立法政学堂监督）为议长，及与晤谈，觉其思想陈腐，且自大，难与有为，遂声言伐郑，改拥高登鲤先生为议长而己副之，其书记长一席则聘林宗孟（长民）先生担任。林亦新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随父在浙，应奉天总督锡良之招，方拟束装就道，刘连电力邀，乃弃彼就此。
林在留学界颇负盛名，初返闽，官绅争相延纳，兼任自治筹备处议绅、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林长髯飘拂而香溢襟袖，见者怪之，每会议侃侃而谈，即先辈，言不中程，亦力纠不少假，诸绅不敢撄其锋，心实忌甚。与郑锡光意见尤多龃龉，郑虽任监督，于教育实瞢然无知，遇彼此持论相左，辄林伸而郑屈。郑故褊狭，诸绅又阴构之，以是益积不相能。堂中故例，外府县保送学生入学，须人纳捐一百元，省垣则否。林曰此恶例也，力主废除。郑持不可，争数日未决，郑陈诸提学使姚文倬，免林教务长职（时官校教务长，由提学使聘任）。咨议局议员闻讯大哗，向姚提出严厉质问，社会亦不直郑所为。林告各界书中有“危言谠论，动惊长老；蹇性窈思，难以谐俗”语，足见当时去林，非仅郑一人意也。
旋刘、林集同志议，以立宪势在必行，亟宜储才备用，良好法政教育，既难望诸政府，唯有由私人努力，众咸谓然。乃决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即今私立福建学院），假白水井刘氏花园地址，筹资兴建校舍。其经常费用，则设一维持员会，由维持员各就其按月收入，抽百分之二十充之，选刘为维持员会会长、林为校长，另设理事三人，商同校长，处理校务，余亦被选为理事之一。既招生，投考人数远出预期上，有已考入官立法政学堂者，弃而改肄吾校。考之日，国文试题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说”，盖锡光字友其，而民乃宗孟名也。
宣统三年四月六日，举行开学典礼，官绅均被邀参加。初诸绅闻吾辈有是举，咸笑为妄，是日见规模毕具，设备完整，乃大惊异。嗣闻经费来源，由维持员月入抽取，而维持员多现任各官立学堂教员（时各官立学堂监督均聘旧绅充任），谓其食已之禄而效忠他人，乃一日悉免之（余时即身兼三学堂教员），固藉泄愤，亦欲以困吾校也。此为福建官、私校形成壁垒之始。
未几，鼎革告成，闽省各官立学堂改称公立学校，监督改称校长，旧绅悉罢退，由留学毕业者承充，彼辈多本属吾校维持员，官、私鸿沟，一时化泯。迨民国六年，中央任胡瑞霖为闽省长，胡与我辈私交虽笃，然用人悉仍其旧，一无更迭。会编制全省教育预算，胡主将福州各校经费，略加缩减以增益各县，免过偏畸。福州各公校校长力争不得，全体辞职，以相要挟，胡悉更易之。彼等误为我辈暗中策动，乃集矢及吾校，适闽督李厚基由京参加督军团会议返闽，谋独立，彼辈哭诉之，李遂乘机驱胡，自兼省长，而尽复其职，于是而公、私校又成敌视矣。闽省自归北军势力范围后，国民党悉潜伏，稍露头角者，惟进步党而已。及安福系出，在闽设支部，闽残余旧绅及公立各校校长相率加入，日谋假政府势力，以倾覆吾校。
民国八年间，全国对段派措施益表不满，各地时有学生游行示威之举，彼辈见有机可乘，于双十节前旬日，即假各界名义，向李厚基告密，谓“私立法政学校煽动各校学生，将于国庆日游行庆祝时，群起捣毁安福系支部，并驱逐当局，一切计划悉出省议员兼该校总务主任郑作枢手。郑于布署完成后，先自避沪，交教务主任徐宗稚届期执行”云云。盖彼辈侦知郑将赴沪参加全国律师公会开会，故为此言以此影射，藉坚当局之信。
李因驱胡开罪进步党，时存戒心，得讯信以为真。时宗孟校长任期久已届满，于民国五年，即由维持会选余继任，但余多在京。十月八日适由京抵里，尚未知其有此事。余本修髯，在京时以热不能耐去之，九日为李厚基母寿辰，余往祝。李见余归，似颇惊讶，继更愕然曰：“须去耶？骤见几不认识。”余漫应之。旋于客厅中，晤各厅道，亦皆以去须为问。余以其系普通酬应语，初不厝意，及辞出，又见各公校校长与教育厅长在廊间耳语，余至前始惊觉，虽互道寒暄，而神色略有异，然亦不疑有其他也。归抵家，门人第二警察署长叶某来云：“顷奉警厅令拘徐宗稚，以徐与师有关，特故饬警赴徐弟处拘传，亟来报，请速为备。”叶甫去，徐亦以电话告，所言与叶略同。余乃趋访警察厅长史某，史，厚基中表兄弟也，与余初不相识，见面数语后，即曰：“闻先生夙美髯，何为去之？”又曰：“先生归大佳，庶能解我困难。”问其故，悉举相告。余曰：“有证据否？”曰：“有。”遂出一密函相示，余见其末署绅、商、学界公启，告以此为匿名信，于法无效。曰：“亦知之，第遣侦郑作枢，果赴沪去矣，岂能谓无因？”余曰：“郑赴沪，乃参加全国律师公会开会，为共知之事实，与此何涉？”史似不置信，但曰：“今先生既归，诸事可弗论，但求明日能打消游行，则拜赐多矣。”余以其成见甚深，难于理喻，乃曰：“君等既如此胆怯，国庆亦非必须游行，余明日当集学生在校内庆祝，不使出校门一步，他校则非吾责所及。”史再三致谢曰：“贵校能如此，他校可无虑也。”余因请其转达督军，遂与辞。史送出，笑谓余曰：“兹事微先生殊棘手，然先生去须疑案，亦可藉以大白矣。”余乃悟顷间督署诸人，纷相见问之意。事后探知官中疑余归专为主持兹事，所以去须者，防万一事败易逃逸也。
到校召集学生告以经过情形，咸愿听约束，以为可无事矣，忽督署送一公文来，乃致本校教职员者，略谓：“据探报该校教职员煽动各校学生，以庆祝国庆为名，大举游行，图扰乱社会秩序，特令制止，如敢故违，严惩不贷”云云。余疑事有中变，盖余与史约，只管本校，而文中仍涉他校也，遂以电话向史质问，据答云：“所谈已达督军，甚满意，文乃前发，请勿误会。”于是疑始释。翌日各校均无举动，余见危机已过，对当局不能无严正表示，乃于十一日晨，往谒李。李首向我致谢，谓：“昨日事全仗大力。”余谓：“督军言我甚不解，我为私立法政学校校长，约束本校学生乃分内事，若他校学生，岂我所能左右？何敢居功。果他校学生，能唯我言是听，则各校校长平日所司何事，政府亦安用聘请许多校长为？至以学生游行，疑有异动，似亦未免过虑，试问省垣军警林立，区区数千学子，手无寸铁，宁足有为？此明系有人意图中伤，造谣惑听，当局何竟漫不加察，小题大做若此！”李闻言，面有惭色，徐曰：“此乃由君不在校，彼此情形睽隔所致，以后望常联系。”余知其系敷衍之词，遂亦以数言敷衍之，一场风波，至此全告平息。
使此次余未归，或归而稍后，学校与政府间乏人沟通，奸人更任意播弄，势不酿成大祸不止，岂凡事果真有数在耶？此虽属一地方事件，然清末新与旧争，入民国校与校争、党与党争，形形色色，何地蔑有？而一般军阀颟顸怯懦，尤极可哂，则举一隅亦可三隅反矣。
◎萨镇冰与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关外，整军经武，无日不思乘瑕抵隙，问鼎中原，然性阴鸷，不轻举妄动。当段派全盛时，张深与结纳，后以徐树铮经略蒙疆，与之利害冲突，而徐又遣姚震侄步瀛入奉，煽动奉军叛张，为张所破获，乃大愤恚，转而与直系联合攻皖。然心仍畏定国军之强，仅派少数军队入关，姑为一试而已。及皖败，所有军械重炮尽归于张，势乃益盛，张本轻直而畏皖，至是遂以为莫予敌矣。忆张入京之日，气焰煊赫，殆与帝王无异，时萨镇冰方以海军部长代理国务总理，与诸显要共往迎迓，张初不识萨，见其衣冠朴素，仪容委琐，未知其为阁揆也，傲不为礼。萨心衔之，然无可如何也。
直、奉联合，本出一时利害关系，及大敌既去，彼此裂痕渐生。直军以此次战役，奉用力少而所获丰，愤不能平，当时即有主派兵截击之者，赖吴（佩孚）劝解乃止。张入京会议，以吴职位较己为低，竟欲不许列席，虽经曹（锟）婉说而未坚持，自不免大招吴之恶感。张阴结湖北王占元以制吴，而王旋为湘军所败，迫而辞职，吴遂继任两湖巡阅使，张极形愤妒。十一年十二月靳云鹏内阁鉴于环境恶劣，提出辞呈，交通系包围张氏，力荐梁士治组阁，对吴军饷勒不发足。吴遂于十二年一月五日，借山东问题，通电反对梁氏，中有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语，盖已隐侵及张矣。张以梁为己所荐，亦发电为之辩护。然张护之愈力，吴则揭之愈甚，于是张、吴遂由间接之争而变为直接之争，战机乃因之而日迫。其所以迟至四五月之久而始爆发者，则以直系中洛欲战，津则不欲，曹本人亦不愿骤与亲家决裂。故虽至奉军入关，曹尚令所部节节退让，一面并派曹锐两度赴奉，磋商和平，终以张所提条件过于苛酷，致亦引起主和派之愤怒，而曹、吴态度遂趋一致。相传曹致吴一白话电文为：“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至四月二十二日，曹亦电责张凭藉武力。二十五日吴更率直系各督宣布张十大罪状，二十九日，双方遂以炮火相见矣。
闻张态度所以如是强横者，实恃有所卤获之定国军大炮在，谓其威力足以制直军死命而有余。讵意战时此一炮队为直军所收买，不求其倒戈相向，但使无的放射，至弹绝为止，奉军失此支持，遂致计划全乖，终于溃败。然此尚非其主要原因，其最大关键，乃在于其昔所藐视之萨镇冰，出全力以厄之也。萨为海军耆宿，历官数十年，颇能廉隅自矢，为部属所信仰，平日不媚权贵，而好与农夫野老、后生小子游，一若与人无竞、与世无争然者，实则城府颇深，恩怨分明，特不露声色，故人多未之觉耳。自以受张慢侮，为平生奇耻大辱，久思有以报之。适奉、直战起，乃亲率舰队，扼守山海关近港，遇入关奉军辄开炮痛轰之，以此奉军不能源源增援，不得不归于失败。此虽为张始料所不及，然亦以见挟势自大，骄世傲物者之终自招愆尤也。
◎林宗孟论自杀
近顷台湾自杀之风盛行，真理杂志社因此特召开自杀问题座谈会，名流毕集，讨论綦详，大抵均主自杀必须与国家、社会有莫大关系，如殉职死难者，方能加以赞美，至若因情或穷而戕生者，仅图一己之私，宜在痛绝之列，论断公允，自无存疑余地。惟尚有忧时爱国之自杀，其用意在于激励世人，固非自私轻生可比，但较之临难尽忠，又微有间，此次座谈会尚未论列及此，其为勇为懦、为是为非，久已深滋争议。
有谓人之生命至为宝贵，留之可为国家建功、社会进福，故即不幸而至自杀，必其价值能与生存相抵，或且过之，而后乃为有意义，否则均不足取。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此即以明义之价值重于生，故宁死而不以为恶。且以生命所换取之价值，尚必须求其最大者，召忽以身殉主，固亦未可厚非，然孔子犹责其为匹夫之谅，自经于沟渎之中而莫之知，而以管仲之不死为仁之大者，以此而言，则即令其自杀为有裨于国家社会，但若所裨者微，或舍此尚有可以努力之机会，其自杀仍近于逃避责任，而不足为论，此一说也。又有谓，夫人不幸生于昏浊之世、危乱之邦，忧时心切而救国无方，不得已冀惜一死以警醒人心，挽回危局，此不特其情可悯，而其效亦未必不可期，鲁仲连不过以蹈海自矢，尚能使当时罢帝秦之举，可为明证。况在昔专制时代，忠荩之臣往往借尸谏以感悟君心，今国体虽易，然以尸谏一人者，移以尸谏四万万人，亦何尝不可！
不宁是也，凡能为公而弃其生者，其人必具有义侠之风。梁任公先生于前清末叶，慨乎于中国人之亻见亻见亻心亻心，毫无生气，又见日本以能发挥武士道精神，终致强盛，乃著《中国武士道》一书，举古史传中所纪义侠事迹，悉载于篇，其关于自杀者，如Θ之触槐、聂政之屠腹亦皆录入，以明此等精神为我国所固有，宜恢复而光大之，凡此皆足以见此等自杀之不宜裁抑也。日本数十年前，有某国会议员，于开会时，因偶不自禁，气忽下泄，一时臭闻四座，嗤笑群起，某面赤耳热，归而羞愤自杀。以此而死，即谓其轻于鸿毛，亦非苛论。然当时舆论犹深奖之，谓其重廉耻、明责任也，而况于为警世励俗而死之者乎？此又一说也。
今请述一事例，当前清光绪三十三年，余留学日本，暑期乘轮归国，抵门司时，波平如镜，船中人群集舱面，或步或谈。有闽人陈不浮者，新毕业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亦乘是轮归，隅坐独饮，微醺，忽起立演说，略云：“列强侵略中国甚急，灭亡之祸，迫在眉睫，而举国醉生梦死，冥然罔觉。其稍有识者，亦无一肯为鲁仲连、楚灵均，以唤起国魂，吾愿首为之倡。”语及此，忽攀登船栏，一跃入海，众阻之弗及。船主立命停轮，放舢板捞救，门司虽为内海，然海面甚阔，历三十分钟，卒无所获。全船咸感动，醵金为谋善后，中有某省候补道粤人刘骥，赴日考察学务归，独捐百金，并为文以吊之，吾辈亦撰句公挽，句为：“沧海横流，同舟愧乏扶倾策；东方始旦，一死吓醒鼾睡人。”一面举人返东京，向留日福建同乡会及学生总会报告，并筹开追悼会。
时林宗孟（长民）方在东京，大不以陈之死为然，特挽以联云：“无所效而逃，名曰逋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所以责之者深也。句成以示其友人，咸以持论过激，力劝阻之，林慨然曰：“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戮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责，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群相效尤，至贻无形之大患！”其言亦殊有特见。一时留学界对陈之死，或誉或毁，莫衷一是。有感今兹，追怀往事，特纪之，以俟世之高明论定焉。
◎谈联省自治运动
自袁世凯废弃约法，继之段祺瑞以新法改选国会，一时法统问题，嚣然国中。然历经一次护法战争，而法统意义辄随之蜕变，至民国八九年间，所谓法统者，已不复为人所重视，于是联省自治运动遂代之以兴。
按所谓联省自治者，必先由各省自行制定一宪法，依据之以组织省政府统治本省，然后再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联省宪法，依据之以产生中央政府统治全国。照此意义，则必当时握有中央及各省军权者，咸能幡然觉悟，舍弃武力，诚心受治于省宪及联宪而后可，试问当时一般军阀是否果能如此？殆不待智者而知之。然何以此种运动，竟能如火如荼，大有旦夕观成之势？盖失意政客，既为求适应其政治环境而倡为是说，而一部分军阀，亦以其适足藉此自固而乐为赞成，遂致如响斯应，蔚为大观。但观国民、进步两党，在五六年国会中，因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演成互殴，而此时唱联治者，竟多属平昔主张集权之党人，而素持分权者反间出而反对之，至各省中之表赞同者，如浙卢（永祥）、奉张（作霖）、闽李（厚基）等，亦皆为前此拥护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之军人，此中消息，实不难于窥见矣。但正因其如此，故此种运动，外观虽盛极一时，究皆水月镜花，转瞬消逝。
犹忆当段祺瑞武力主义失败时，熊希龄曾发一电，主张采用联邦制，电中略谓：“双方既以武力争法律，苟有一方可以战胜攻取，屈服群雄，统一全国，未始不可以慰人民云霓之望，无如彼此均衡，各无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即为熊氏主张联邦惟一之理由。余时在北京《晨报》，曾著《为联邦问题质熊希龄氏》一文，刊诸报端，大意略谓：“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大小军阀均无放弃军权之感悟，使其有也，则联邦制也可，即单一制也，亦何尝不可？否则所谓联邦，不过群雄割据之变相而已，于实际宁有丝毫裨益哉？”
其后此种论调愈唱愈高，各省且由议论而进入行动。其中以浙江一省，自十年六月四日，卢永祥通电主张自行制宪后，即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计有所谓九九宪法草案、三色宪法草案等，终以卢恐省宪实行，己之权力将受拘束，再三延宕，不肯交付公民票决，致成流产。他如四川、广东、€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已制成宪草，或由当局宣言制宪，或由人民积极自由制宪，亦皆难收实效。惟湖南一省，以环境特别关系，曾经于十一年一月一日，将省宪公布施行，且历两三年之久，但亦不过具备自治之形式，并未能发挥自治之精神。至十五年北军进占湘省，而省宪遂宣告消灭矣。
由此可知，凡欲倡行一政制，必其自身先具有真知灼见，认为合民情、适国势，可以垂诸久远而无弊，然后本其信仰，出以至诚，不断鼓吹，不懈努力，久而久之，自能得全国之拥护而见诸实施。其驱于一时之感情，眩于目前之利害，甚，或为图一部分、一阶级之利便者，皆不足以语此。彼倡导联省自治者，既犯此原则，其不能有成，早为识者所共知。夫岂独运动新制为然，即已经确立之制度，果使执行者信仰未深、诚意不足，或仍存自便之思想，其成与不成，相去又几何耶？
◎贿选与贿不选
国会自民国六年解散，直至十一年始告恢复，其间经种种变迁，不但社会对之已不甚重视，即议员中亦有认为已失民意代表作用，决然引身而退者（如刘崇佑、陈筑山等）。从前各党议员阵线分明严整，此时则大都意兴阑珊，各自为谋，对党关系既渐趋淡漠，而党之控制亦无形松懈。八百议席支离涣散，顿失中心，无怪一经金钱诱惑，莫不靡然从风也。
国会恢复，本出直系主张，彼非真有爱于法统，特欲藉此以遂其举行大选拥护曹锟之私图。故其第一步计划，即为勾结国会中有力分子。时参议院议长为王家襄，王与吴佩孚甚接近，吴本主张先定宪法，王意见自与一致。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在国会运动复会声中，即由广州统率一部分议员北来，其志早欲乘机有所活动。该系乃深与结托，始则藉之以打倒洛吴支持之王宠惠内阁，继则借之以打倒非己系之张绍曾内阁（张虽由直系阁员，迫其辞职，而吴景濂实参与其事），使中枢负责无人，乃嗾令军警直接向黎（元洪）索饷，以迫其去位，于是大选时机渐臻成熟矣。然欲开总统选举会，非有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不可，换言之，即该系非拉足三分之二以上之议员，则选举绝无成功之望，此自非吴景濂及其党羽之力所能及。盖以自曹逼宫夺印以后，议员中之亲黎者多愤慨离京，而其时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方联合抗曹，亦不容其轻易如愿。因之议员乃成为双方争夺之目的物，其为反曹派所招致南下者，时有所闻，更引起直系之焦虑。议员之嫉吴包办者，本大有人，今见有机可乘，岂甘放弃，于是或结合十余人，或结合六七人，其中有属国民党籍者，有属进步党籍及其他政团者，纷向该系请求设立招待所，领取津贴费，一时某社、某庐、某俱乐部，殆如雨后春笋，叠出不穷，所中招花侑酒，叉麻雀，抽大烟，几于无恶不备，然或招待其名，实不过承办人自行享乐，或亦多方款接，而受招待者其态度仍不即不离。但见议员诸君，时而南下，时而北来，若故示其奇货可居然者，致始终人数难于确定。该系知非重赏莫得勇夫，乃决定凡投票选举曹锟为总统者，每人送五千元，事为反曹派所闻，亦定凡不赴京投票者，每人送三千元，以资抵制，终以相较究差两千元，故归直方者遂日以众。
余素主先宪后选，乃约各省议员中之志同道合者七人，不投票，亦不出京，并相戒严守秘密，以北京乃直系势力范围，恐彼见我之不能利诱，或以力相逼胁也。然此时虽平日之号称至交者，多已与我异趣，彼辈风闻我之言论，即疑不易就范，暗中讠探，始悉有此结合，以告直方。一日，司法总长程克、交通总长吴毓麟、直隶督军王承斌、直省议长边守靖等，忽联柬招宴余等七人。席间由王承斌发言，略谓：“此次选举总统，大家均认仲珊（曹锟字）为理想候选人，并非出于私意，良以目下我国情势，非举一拥有最大实力者，使居元首地位，不足以资镇慑而谋统一。故舍仲珊外，实无适当人物，愿诸君顾全大局，予以协助”云云。余答以：“我辈亦并非对于仲珊有何成见，唯因国会历时十载，宪法尚未制定，身为议员，深负疚戾，故主张此时宜专为制宪，不及其他。待宪法告成，再选总统，则对仲珊亦未始不可赞成。”余人亦表同一意见。王等仍请细加考虑，改日再谈，此一问题，乃暂告结束。时余方兼任《晨报》主笔，每夕至翌晨二三时始归，归时必有警察数人，在余宅左右梭巡，见余即散去，若惟恐余觉者，此明系暗中监视之意。余因提出质问，程则力辩决无其事，谓“或系警厅善意保护，致滋误会，如君认为不必，当即电令撤去”云云，宴毕遂散。是夕余从报馆归，果不见警察踪迹。
翌日，有天津海关监督刘某来访，刘亦吾友，知其与直系关系甚深，来必有故，特避不见。后知刘赍命访余等，表示愿特别优待，将五千元票价，加为七千元；如厌倦议会生涯，俟总统选出后，当授一简任现职，因此而七人中竟有五人变节，仍坚持者惟贵州张金鉴及余而已。及选举前夕，余挚友数人先后由电话询余明日往投票否，余均诡辞以对，盖深知此数人已成为拥曹重要人物，若实告，必至横生枝节。平心而论，渠辈一半虽为曹卖力，—半亦以为拥曹确有前途，为友谊故，深望余能与取一致行动，无如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余固不能违良心、背正义而曲阿之也。
翌日上午九时开总统选会，甫昧爽，余即离家赴晨报馆，作书致主席，告以先选后宪违吾主张，本日不能出席，即复由报馆避往门人林君处。嗣以电话查知选举会已开成，曹锟亦已当选，乃由林宅归，道逢投票诸君，咸洋洋有喜色，见余只笑颔而已，直令人不禁有人间何世之感。归乃知余才离家，即有数人乘汽车来访，家人告以已出，尚穷诘何往，又告以不知，始爽然而去。下午张君金鉴来，未交谈即泪涔涔下，惊问其故，乃知渠本避居日人所设之博济医院，竟被彼方侦知，由警察总监薛之珩驱车直入，强挟到会，利诱不能，继以威胁，余固早料之矣。据报载，当时议员不投票亦不出京者，只王家襄、黄元操及余三人。闻反曹方面所许议员之三千元，系于北京选举前夕始在上海发给，盖防彼辈于得到此款后，又复来京参加选举，亦足见当时议员之信誉矣。世因此称京方为贿选，沪方为贿不选云。
◎冯玉祥之倒戈
民国以来，军人中之最反复无常者，当推冯玉祥，其首显身手，则在奉直第二次战争时。当时直系势力如日中天，调兵遣将，讨伐奉张，计下十道命令，声威显赫，大有一举踏平东北之概，讵为时仅三十五日（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下令，至十月二十三日晨二时，冯军即已入京，包围总统府），竟至全部瓦解，一蹶不可复振，则冯一人为之也。
冯在直系中，以善治军称。远在冯国璋任总统时，彼尚不过一旅长，即拟派调驻闽，以分闽督李厚基之势，以李反对而止。直皖战后，冯以历著功绩，地位渐高，终继阎相文督陕。及吴佩孚攻击梁士诒内阁，冯与取同一态度，联合赣陈（光远）、苏齐（燮元）、鄂萧（耀南）、鲁田（中玉）、豫赵（倜）、皖马（联甲）等，先后通电响应，其后直奉战机（第一次）愈迫。吴以在豫之赵氏兄弟（赵倜、赵杰）颇有附奉倾向，恐己之军队一旦抽调，则心腹患成，乃商之冯，令其放弃陕督地位，率部东出潼关，巩固郑洛后防，冯慨然从命，亦足见吴、冯之关系矣。冯既以利于战局布置，弃陕入豫，迨战事胜利，自宜畀以豫督，藉补其失而酬其勋。讵因此而吴、冯感情，乃渐形隔阂，盖冯虽督豫，而吴固仍驻洛阳也。物莫能两大，况吴素性又颇傲慢，以冯久隶属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咨商，冯亦不愿一味仰承意旨，久之，彼此之间自难免各不愉快。姑举一事为证，冯本好以俭朴自炫，一日忽令禁民间穿着绸缎，店铺亦不准售卖，否则严惩不贷，绸缎业以积货未销，耗损过大，联请缓行，不许，乃转而哭诉于吴，吴认冯为不谙大体，且干涉营业自由，遽下令撤销之，冯虽无如何，然于体面上则甚难堪也。未几冯即不安于位，而易以张福来，初尚许以热、察、绥三特区巡阅使，但亦口惠而已，终仅畀一陆军检阅使，有虚职而无实权，其不能满冯之意可知。然冯素深沉，时机未至，绝不少露词色，故逼宫夺印一出，冯仍任一重要角色，迨大选告成，禄仍弗及，识者早知冯之不复为曹、吴用矣。闻吴事前曾许冯于破奉后，畀以东三省巡阅使，冯怒其又将绐己，愈决叛离。夫以画饼饵虎豹，欲求其惟命是听，吴之疏愚固极可哂。
然谓因此一语，乃适激冯之变，则殊不然，盖冯之叛意，早已决定于在京时，故反直派乃得乘机而入，至任冯为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热河方面军事，此不过使冯处于更有利地位，实则当时即令不使其独当一面，而依然留镇京师，又岂能安然无事？有谓吴于饷械分配不均，亦为激怒冯军之一端，但观冯在前线曾电京索饷，语多愤慨，即可证明。此又不然，闻当时冯军行至密云，即已逡巡不前，其索饷者，无非藉此掩饰其稽留之故，岂真足给饷械，便能消其离异之心，而增其敌忾之气？冯于十月九日（距出师不及二十日）即有一电致曹锟及直系将领，痛斥曹英、李彦青、王毓芝、王克敏，谓欲靖国事，非将此辈小人驱逐不可。尤可怪者，此电且分致段祺瑞、卢永祥诸人，而独不及吴佩孚，则其态度已不难窥见。以冯平日之阴猜沉鸷，使非布置周详，绰具把握，岂肯有此显露表示？只此可知其早怀决心，预有联络，绝非一时有激使然也。
又据接近冯系人言，冯当时之逗留不进，不过意存观望，尚未至痛下决心，使其时第一军在榆关方面，果能一鼓歼敌，则冯或仍效忠于直。此言不但不足为冯之人格辩护，且于冯之倒戈妙谛，似亦知之未深。冯不倒戈则已，果欲倒戈，则必行之于双方胜负未见之前，绝不能行之于双方胜负既判之后。盖局定而后动，奉胜则冯不足以见重，直胜则冯更难免于被疑，惟于战事正在剧烈之际，突出此举，直既无术反救，奉可藉此进攻，而冯乃自处有成无败之地位。冯已筹之至熟，故直奉开战后数日，即发十月九日一电，对各方微示其意，迨十九日双方战事愈烈，即秘密开拔，兼程回京，因北京警备司令孙岳，冯事前已与接洽，故能直入无阻，于二十三日晨二时，占领北京各要地，旋即进围总统府。
余时在北京，于前一小时由晨报馆回寓时，尚未闻此项消息，黎明有报：沿街军警林立，似京城有重大变故者。急以电话向各方探问，则屡呼不通，知果有异。出视，纷言冯军附奉已返京，总统失自由矣。吴方在前线督师，闻冯倒戈入京，直如晴天霹雳，惊皇失措，乃—面分军御敌，一面回师靖内，终以前后受击，归于失败。十一月二日曹锟宣告退职，三日吴率残部由大沽浮海南下，掀天动地之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是遂告结束，微倒戈将军之力，曷克臻此。独怪冯既失欢于吴，何以竟能使之不疑而重用之，及稍被疑矣，何以又能使之，不加防范而纵任之，且由前线返京，全师移动，历时四日，曹、吴岂无耳目？何以能一手障天，漫无人觉，则冯之倒戈伎俩，亦可谓出神入化矣。又闻吴于疑冯后，曾命王承斌赴热河，代冯行使总司令职权，而王因夙不满吴专横，早已与冯暗通声气，大敌当前而内部离异如此，然则即无冯之倒戈，而直系亦岂能免于覆灭哉？
◎国会寿终正寝
民国国会于二年正式成立，直至十三年，尚由第一任议员行使职权，盖国会曾经袁世凯、黎元洪两次解散，而段祺瑞讨平复辟后，又废弃之而召集新国会，中间中断日久，议员无从行使职权，不能不加以补足也。但在十二年间，议员任期即以补足计算，亦已届满，第二届议员又未先期选出，其情形与去年立法院相同，势只有以民意机关不能欠缺为理由，将现任议员任期予以延长。所异者，去年立法院系由政府发动，将委员任期延长一年，交由立法院议决，而当时国会则由议员自动议决，将任期延长至新议员选出就职之日为止而已。在议员诸君且以为自谋甚审，从此可保无意外之虞，而有识者早卜其命运之必不久矣。
犹忆当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前后，距选举总统约尚有两星期，有同院某君语余：“此次恢复法统，纯出直系主张，不能谓其无功于国会，则酬以总统，亦属理所宜然。且今日国中实力，全操其手，在最近数年，绝不至发生变化，不但我辈与之合作，可望发挥平昔政治主张，即国会因有实力为之后盾，亦无虑再遭人蹂躏。”余笑答谓：“使直系不争总统，则恢复法统之公心，或予天下以共见。若必欲争总统，动机既属为私，果再益以非法运动选举，结果恐成为国会罪人，功于何有？至所谓实力，尤不可靠，证以过去事实，往往实力愈大，变化愈速，岂惟与之合作者，转瞬或将躬受其祸，而国会必且因多数议员之遭人攻击，亦难于保全，不可不察也。”在余当日所见确系如此，以与某君交谊素笃，故不觉披臆直陈，岂料果不幸而言中耶？
直系既败，曹锟于十三年十一月二日宣告退职，段祺瑞于是月二十一日通告准二十四日就临时执政，二十二日入京，段派各要人则先段一日至。是夕曾毓隽、梁鸿志等集宴于新丰楼，林宗孟亦在座，特招余往，以余在京不投票，与彼辈主张合也。席间多痛詈投票议员，有主严惩之者，余谓：“受贿投票，法固宜惩，然尚有受贿而不投票者，将何以处之？若同一受贿，所差者只在投票与否，而一惩一奖，岂得谓平？”众皆嘿然，余即知投票议员之难安然无事矣。越数日，余与宗孟适在东城某饭庄午餐，有地方法院闽籍某推事，余友也，来告余：“顷法院已发票拘投票议员，同乡某某，恐皆不免。”余以询宗孟，云政府确已密交法院办理，乃急乘车往视友好数人，至则门者均以外出对，殆皆闻风避匿也。事后知有若干人，睡梦中闻逻骑至，仓皇逃窜，有不及履者，有不及衣者，有登屋逾垣堕而伤者，种种丑状，令人为之喷饭，结果并无一人被逮。盖政府用意只在恐吓此辈，以杀其前此之威风，非真欲令作阶下囚也。反之，不投票议员，除少数与政府有特殊关系，正在参与密勿外，其余则仍保持不完全之国会驱壳，不愿遽尔舍去，月尚以非常会议名义，向政府领费，政府亦以决策未至实行时期，且若辈均属患难相随，不能不略为敷衍。从前议员月领四百元，今则减半给二百元而已。
但此自不过暂时办法，盖段对国会，本极憎恶；孙中山先生此时亦已放弃法统论，而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奉张则于此问题，素不十分重视。三角同盟之领袖，其态度既已如此，即令无贿选罪名，而国会能否保存，尚属疑问，况自贿选以后，又为全国所共厌弃乎？段本定就职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会议。其善后会议条例，于十二月二日通过国务会议，十四年二月一日开幕，不投票议员，多延揽为善后会议会员，及善后会议中之专门委员，至非常议员按月所领之二百元则告截止，至是而历十余年从未改选之国会，遂宣告寿终正寝。虽然，此又岂制度之过哉？
◎段祺瑞晚年舐犊
语曰：“知子莫若父。”又曰：“人莫知其子之恶。”此二语若相反，实则可并行不悖。以常理论，父于子为至亲，平日一举一动，皆不难于侍座之顷、趋庭之际，默察熟审，而决其为智愚邪正。然此必其中无所蔽而后能然，若父于子，爱之过深，期之过切，则往往以愚为智，以邪为正。即有人苦口相告，或反触其怒，而疑为进谗离间者，此无他，情以溺而偏、见以蔽而暗故也。以此而知所谓知与莫知之说，实各有至理存焉，固未可以盾矛视之。但又有始明终暗，始知而终竟若莫知者，则亦有说在。
当杨度等发起筹安会时，有人询袁（世凯）此是否出自公意，袁答谓：“凡欲登帝位者，大抵皆为子孙万世计。吾环顾诸儿，率庸懦无能，不足以承大业，岂肯冒大不韪，转贻子孙以灭亡之祸？”以此言之，则袁似亦深知其子者，然当日推动帝制，其子克定实为最力之一人，而袁不特不之禁，且故纵之，以图逞其大欲，则又似莫知其子者。
袁素极阴诈，所言或不由衷。若段（祺瑞）子宏业，确为段所深恶，谓其昏庸不足任事，故段虽久秉大权，而宏业初未尝稍参帷幄，或任何职务。民国六年，段任国务总理，汤济武先生亦阁员之一，日因事谒段于其私邸，段适与宏业弈，先生作壁上观。局终，段大负，急以手乱之，怒斥曰：“一无所能，乃徒工此，奚为者？”宏业大赧而退。段之好胜，于子犹然，固极可哂，然其平昔不满其子之情，于此亦可概见矣。乃十三年段出任临时执政，忽大信任其子，一时宏业几有左右乃父之势。盖段之亲信，本分皖、闽两派，皖派欲排闽，因拥宏业以自重，汤漪、章士钊等悉依附之，日于段前誉宏业能。段亦视彼辈为商山四皓，谓此诸人既归其子，则辅佐有人，或不至贻误大事，因亦渐从而信任之，以此世遂有“太子派”之称。实则其时段已老迈，抵犊之情渐生，亦欲乘时为其子稍树基业，又以辄经世变，觉惟父子之亲，为较可恃。汤、章等微窥其隐，遂假拥护太子之名，以售其攘夺权位之计，此即段于其子，由知而至莫知之总因也。
夫以袁与段皆非全无知子之明，徒以中于一念之私，中有所蔽，遂不免于始明终暗。袁以用克定而败，段之败固不尽由于宏业，而亦无所表见，然则负治国之责，而稍有家天下之思者，亦可以鉴矣。虽然，用人惟贤，使其子非刘景升之豚犬，而为孙文台之狮儿，固又非可一概论也。
◎林建章杀杨砥中
我国海军基础，实奠定于马尾船政局，局为左文襄（宗棠）督闽时所规创。当时体制极崇，规模亦甚大，设钦派大臣一人以主其事。其首任大臣为沈文肃（葆桢），则左所奏保者也。左、沈俱为清中兴名臣，故办理极认真，将马尾一带划归船政局范围，以兵法部勒之。相传有一卖浆者，夜见路上遗一破草笠，取而戴之，为逻者所获，以报沈，沈立命斩之，以其私拾遗物干军令也。藩署库吏某，挪移船政饷款，沈怒，捕之，欲置重典。其人素慷慨，尤重文士，士之穷者咸沾其惠，闻讯佥谋营救，乃丐沈父为之缓颊。沈在局得父书（沈家在福州省垣，距马尾约数十里），知其为此也，先斩某而后开缄，其严厉有如此者。以故事虽倡始，而规制条章均得确立不紊。
其始仅由局招收艺徒若干人，聘外国人任教导，司修理船舰而已。后政府为谋深造人才，又于其地设海军学堂，一曰前学堂，专培育制造人才，一曰后学堂，专培育驾驶人才，学成，选优秀者送往外国留学，其中不乏杰出者，以习海军者，多属闽籍，权力亦随而归之，势所必至也。海、陆军本为国防之两翼，然我国海军其用以对外者，仅前清甲申、甲午两役，一以抗法，一以抗日，而皆败，尤以甲午为甚。入民国来，则皆用以对内，民国二年，袁世凯凭藉海军以平敉第二次革命，即其明证。自是国中每有一次战争，甲乙双方均欲挟海军以自重，而海军遂成为奇货可居，军以货称，其为人诟病也固宜。
海军既为内战胜负所系，于是握政权者，于海军总长兼总司令两职，必皆用忠于己系者。当直系秉柄时，海军总长为闽人杜锡圭，杜则直系中之亲吴（佩孚）者也。其人肯负责而有野心，以海军势力限于水，不足与人争衡，且闽为其故乡，向听他省人宰制，不能达闽人治闽目的，尤引为憾。有杨砥中者，久随杜左右，乘间献计于杜，谓惟有将陆战队加以扩充，既无越海军职权范围，又可藉口驻防，潜布势力于各县，以徐图进取。杜深以为然，遂任杨为旅长，杨乃大行募兵，从事训练，一面招抚土匪，以厚其力。其时闽督军先为孙传芳，后为周荫人，皆直系，不欲公然开罪海杜，而吴佩孚又阴护持之，以此杨颇能从容部署，寡所牵掣，驯至长乐、连江、福清、平潭暨福宁各县，皆属其防地，凡防区内，一切税收及用人行政，省政府多曲徇杨意而行，而杨对孙、周亦深相结纳，是为杨最得意时期，亦即海军在闽势力最盛时期。
未几时局变动，段祺瑞再起执政，免杜锡圭职，以己系林建章代之。林亦欲藉陆战队之力，以夺取直系在闽之地盘，但杨甚跋扈，不易使之听命，于是日筹去杨之策。适孙传芳在浙，大庆寿辰，杨由闽往祝，并参列军事会议，林以机不可失，密电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命就近设法图之，虽格杀勿论也。曾以为难，其部下某挺身自任，谓必得当以报。时杨已由浙抵沪，定某日乘招商局轮船返闽，某侦知大喜，候其登轮后，持刺往谒，杨不疑有他，就舱中延见之，谈数语，某突出手枪击杨，弹发中要害立死。杨死后，其所统率之陆战队虽仍存在，而实力则大非昔比矣。闽人至今有尚为杨呼冤而悼惜之者，谓使杨而在，则闽省在国内地位或可改观。然以余所闻，杨胆大而粗，志大而傲，即不死岂能有成？即成，又岂真能有裨于闽政治哉？独怪往昔我国海军不能巩固国防，而徒助长内乱，其末流乃至争夺势力，自相仇杀，使左文襄、沈文肃有知，必将痛哭于地下矣。
◎又一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已于民国九年七月间告一结束，不谓至民国十三年又有一直皖战争，即世所称“江浙战争”是也。江浙战争何以谓为直皖战争？盖皖系自民九败于直奉联军后，所仅存之势力，即为浙江一省。浙督卢永祥，不但为皖系中坚人物，且为其特出人物，当直系全盛时期，常能不屈不挠，显示敌对态度，而直系对于异己各督先后更迭，独于卢竟隐忍数年，相安无事者，一则卢于内尚能经武整军，示人以不可侮，于外揭橥保境安民，以博取舆论之支持；一则直虽一度与奉联合，旋即发生裂痕，不能不留主力，以为防范，而东南各省情势复杂，布置未周，尚未能合以图浙故也。然战机酝酿，则匪伊朝夕，其最大暗礁，厥为淞沪问题。
淞沪本属苏辖，自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调浙督，举何丰林以继己，而淞沪遂归浙控制，非苏督能过问矣。在李纯督苏时，对于淞沪管辖权，即争持甚烈，迨李死齐（燮元）继，争仍如故，终以卢极力把持，迄未解决。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死，苏、浙双方争委人接充，结果齐、韩（国钧，苏省长）会委之申振刚卒被拒，为何（丰林）系陆荣钱所得。齐愤甚，谋以武力相见，以吴（佩孚）不赞成，乃托徇民意（时两省人士，均反对战争），成立一两省和平公约。彼吴岂真有爱于卢哉？盖知齐实力不足以制卢，而邻省一时又未能为齐助，不得不留而有待耳。
因此，双方虽外言和平，而暗中则各有计划。浙以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势不能不借外力为之声援，于是联粤以制赣、联奉以制曹（锟）吴（佩孚）。直则握有困敌之优势，只须加强周围力量，即可收夹击之效，皖微弱不足道，赣又有所牵掣，于是惟有借重于闽，使之助苏。直系虽于十二年三月以孙传芳督闽，然在闽将领王永泉、臧致平、杨化昭等，皆与皖系有相当关系，非孙所能节制，致孙经营年余，未能得志，其后得周荫人之助，计驱王永泉于福州，而臧致平、杨化昭在闽南亦不能立足，闽省势力始获统一。内部既定，乃有余力向外发展，同时孙以闽督让周，以酬其功，亦欲取浙卢而代之，形势如此，而数年勉强维持之江浙和平，遂岌岌不可终日矣。
大凡双方利害既不能并容，势只有出于一战，而彼此各自以为计划完成，胜算可操之日，即为战祸爆发之日。国际战争然，国内战争亦何莫不然，故识者观于段（祺瑞）、孙（中山先生）、张（作霖）三角同盟之成立，及闽孙、苏齐之信使往来，即已知战事之万难幸免矣。至宣战口实，则随时随地，俯拾即是，初非战争真因所在，此又为历来交战者之惯技。就直方言，淞沪问题本可为开战口实也，而弃之不用；曹（锟）当选总统，卢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亦可为开战口实也，而佯置不理，最终乃独以收容臧（致平）、杨（化昭）军队加罪于卢而致申讨，足见其不过藉以发端，非果真置重乎此矣。
盖臧、杨既不容于闽，遂率部由赣边转入浙境，卢收容而改编之。苏齐、闽孙连电质问，卢不为屈，吴佩孚命豫省长李济臣劝卢将其解散，卢亦严词拒绝。于是直方遂据为进攻理由，孙传芳于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率兵出发，九月初旬苏、浙兵在沪宁路安亭附近开始接触。其始苏军节节败退，迨九月中旬，孙军占领浙之衢州，卢以后方受威胁，同时浙籍军队又有与孙通款曲者，不得已以赴沪督师为词，率部离杭，拟与何（丰林）合力抗苏，为背城借一之举。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终于十月十二日通电下野，直系政府于卢离杭时，即已任命孙督浙，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省长，掀天动地之江浙战争，不及两月遽告解决。此役虽名为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实际动兵者只苏、闽两省，而苏又为主动，故简称为“江浙战争”云。
东南战争既发动，粤果出兵攻赣，奉则严电直曹劝阻无效，遂六路进兵，引起直奉战争，虽终无补浙卢失败，然天下祸福无常，成败互见，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直既取浙，东南去一心腹之患，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岂知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不及旬日，以冯玉祥之倒戈相向，全系势力顿呈瓦解，段祺瑞于卢之败，顿失惟一干城，痛心曷极，盖无何奉军入关，中央局势一变，己且以直系各督之拥护而再出执政，起伏变幻，一若莫得端倪，然稍一潜心推究，要皆各个军阀递趋于灭亡之途，此则治民国史者所不容忽视者也。
◎曾毓隽幸脱虎口
段祺瑞左右分为皖、闽两派，前既言之矣。段平生最宠任者二人，一为徐树铮，一为曾毓隽。徐籍苏、曾籍闽，徐倔强、曾机警，虽素不相能，而皆忠于段。段性颇执拗，苟为所信任，非谗言所易携间，故二人固挟争宠之心，初无相残之意也。民国六七年间，为段势最盛时期，其依段以取功名者，殆如蝇集蚁附，不能不结奥援，于是非亲徐即亲曾，两派对立之势乃渐形成，但亦尚未呈剑拔弩张之状。及十三年段再出执政，徐以为各方所集矢，避走南方，段系之属皖籍而亲徐者骤失中心，乃群谋拥段子宏业为魁，以与闽派抗。宏业本有憾于曾，以其平日自恃勋旧，对己不甚重视故也，益以当时皖人之集旗下者，已不如前此之单纯，如自命为宏业四皓之汤漪、章士钊等，皆非与段有甚深关系，名为段父子谋，实则皆自为谋，彼辈于段入京时，即已对曾大肆抨击。曾见形势如此，乃以退为进，力荐梁鸿志为执政府秘书长，寄以耳目，己则不参与实际政治。彼辈本思借宏业以左右段氏，但段素不喜宏业，不过以属父子之亲，既有愿为之助者，亦遂听之，故宏业在段前千言，终不若曾暗中一言之有力。彼辈以曾在，决难逞，又知段信之深，排挤不易，乃谋籍外力以去之，虽损段威望弗顾也。
时冯玉祥方握京师实权，与奉张交恶，因由宏业遣人密告冯，谓曾力谋联奉驱君（指冯），不去曾，恐于君不利。冯信之，阴令京警备司令鹿钟麟逮曾，曾弗知也。某日，曾有事欲赴津，抵车站，为一宪兵所截，谓：“鹿司令请总长（曾曾任交通总长）到司令部谈话。”曾谓：“司令欲与我会晤，可访我于寓所，奈何请我往？”宪兵谓：“我但奉令而行，不知其他。”遂强挟曾登汽车。曾两仆亦随上，车行数武，两仆乘宪兵不备，突击而掷之车外，驱车径返寓所，正以电话向各方探询，而兵警突入，拥曾而去。曾抵司令部，严词质鹿。鹿谓：“此出总司令（指冯）意，君可在此小憩，无他虞。”本交军法处负责监视，处长闽人某，以避嫌拒，乃移交副官处，派副官二人监之。曾亲友四出营救，托人语鹿，果释曾，愿以十万元助军费。鹿答以款姑先缴，候陈明总司令办理。曾方恐受绐，卒未缴。
曾日与两副官处，渐稔熟，先探其对段信仰如何？两副官极口称执政功德。曾乃与谈己与段之关系，并谓司令欺侮我，即不啻开罪执政，将来未必与彼有利，二人亦唯唯。曾又询其在司令部月入几何？前途有无希望？二人均称生活困苦，升迁甚难，言下又有郁郁居此之意。曾知有机可乘，乃谓：“尔二人果能脱我于险，我当各赠二万元，以纾尔目前困难，彼此结为兄弟，我有生之年，尔二人仰事（二人中有一人父年已八十余）俯蓄，均由我担负，并言诸执政，录尔大功。”二人俱：喜诺。谋既定，曾令其密将眷属移津，于某黄昏，二人以汽车载曾出司令部。门卫见副官在车，不疑有他，置不问，车驶入东交民巷，迨鹿发觉，已无如何也。曾匿居数日，与两副官同乘汽车，由其婿王某驾驶，自东交民巷旁门出，径越丰台，于某小车站，改乘火车安抵津日租界，虽幸脱虎口，然亦云险矣。
未几，段系姚震亦为国民第三军所逮（冯为国民第一军），或云乃曾所为，藉示报复，实则姚虽皖人，而与曾亲，夙为宏业派所不满，殆亦彼辈陷之也。此足见内部派系之争，其互相仇视，有时反较异党为甚，其争愈烈，贻害亦愈大。冯虽跋扈，其始尚不敢公然与段为难，自此端一开，乃益无忌惮，其后徐树铮在车站为冯所杀，虽云为其舅陆建章复仇，其心目之中无段，亦可概见，谁谓段之败，非皖、闽两派内争有以促成之耶？
◎吴佩孚不与冯玉祥妥协
冯玉祥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突尔倒戈，致使直军全然瓦解，其经过情形，余已笔而记之矣。惟冯后受奉军压迫，又谋与吴佩孚妥协，而为吴所峻拒，其事或为外间所未详知者，亦不可不一述也。
盖冯既决心倒戈，恐势孤难集事，乃深与胡景翼、孙岳结合，以所部改称国民第一军，胡称国民第二军，孙称国民第三军，于回师时，举京津一带要隘，由国民军节节布防，以示先入者王，他人勿得染指意。迨奉军继至，一举占保定，再举占天津，驯至北京附近国民军驻扎之地亦在所必争，冯之愿望遂归幻灭。段祺瑞恐两军因此破裂，从中斡旋，议定以津浦线划归奉军，京汉线划归国民军，俾各从事扩展，一时暂安无事。然国民军力征经营，始获奠定豫局（由胡景翼督豫，孙岳任豫省长），而京汉线北段之保定，仍在奉军掌握，脉络终难贯通。若奉军则由天津直趋淞沪，鬯行无阻，其势张甚，远非国民军所及。旋孙传芳由浙江出师讨奉，奉军以战线过长，布置未周，仓皇由沪、苏、皖撤退，孙军追亡逐北，直至徐州为止。
冯见奉军失势，谓为千载良机，遂一面遣使约孙进兵来击鲁（山东）张（宗昌），一面密说驻在滦州之奉新派将领郭松龄，率兵出关，驱张自立。在冯自以计出万全，讵意弄巧成拙，冯虽令豫军入鲁，而孙则按兵不动（孙此时已无意再由徐州进兵，所以诺冯之请者，无非借之以牵制鲁张，使前线无忧，得以专意整顿内部），结果不特鲁张未去，反使吴（佩孚）乘机在鲁、豫收集旧部，东山再起。至滦州郭军长驱出关，始势甚锐，而巨流河一战，竟至被俘身死，结果不特奉张安然无恙，反使吴（佩孚）、张（作霖）之间发生同感，弃嫌修好，此又岂冯所料及哉？
闻吴当时曾有一电致张，略谓：“某平生最恶反覆小人，不意敝处有一冯玉祥，尊处亦有一郭松龄，叛乱相寻，纪律败坏，良堪浩叹。闻阁下正躬率劲旅，扫除余孽（其时张方率兵入关，讨伐魏益三，因魏将郭留驻山海关残部编为国民第四军，与冯相呼应），某愿悉力相助，共张挞伐，必使此辈无所逃罪而后已。”固已早露与张合力讨冯之意矣。冯闻郭败，知己必不容于张，恐吴、张联合势成，更难为敌，乃宣言下野出洋，由李鸣钟、张之江等出面向吴谋妥协，并遣人说吴，谓：“焕章前此固曾开罪于公，但现已悔祸，决然下野，直之大敌本为奉，倘能乘此时机共图团结，敌忾同仇，则胜算可操，举国敢不唯公命是听？”吴哑然曰：“冯焕章尚知有吴子玉耶？彼前假外力以颠覆吾辈，今见形势不利，又思假吾力以保持其叛乱所得之成果，吾虽至愚，岂肯任其玩弄？且彼已为全体袍泽所唾弃，亦决非吾私人所能曲予包容。若以团结言，以彼反覆性成，既已倒戈于前，安保其不倒戈于后，是所谓团结者，反以种将来无穷分裂之祸根。彼平生惯以伪善欺人，吾即不再受其欺，恐世必尚有误认为诚实恭顺，终受其害者。吾甚怪社会是非不明，正义不伸，竟任此辈逍遥法外，流祸家国，君乃亦为之作说客耶？”某闻言嗒然而去。吴卒与张合，驱冯于南口。吴平生刚愎自用，少容人之量，固其所短，然其对冯严持不妥协态度，则为能见其大，非可以褊狭目之。
◎奉军侵略东南之失败
奉军之乘胜入关也，其气锐甚，大有目空余子之概，不特京津一带绝不容他人染指（故对国民军着着进逼），即东南各省亦皆视为囊中物可以予取予求者。奉系将领本分新旧两派，旧派主巩固原有地盘，不必急图发展，新派主向外扩张势力，不宜困守一隅。而张（作霖）本人则赞成后者，其志之不在小可知。
当其与国民军划分驻区时，取津浦铁路线而弃京汉线，即已露侵略东南之意矣。惟欲取东南，表面上不能不先得段（祺瑞）之同意，且东南地理民情均非奉军所素习，亦不可无人为开其先，于是第一步乃以卢永祥督苏饵段，而由张宗昌率奉军护之到任，卢任其名而奉取其实，段、卢固乐从也。卢始尚嗾其潜沪旧部，乘机图浙，但在卢未到任时，即已被孙（传芳）缴械，不得逞。而齐（燮元）虽惧奉军声势，先期离职而去，然犹集合旧部，谋与奉抗，终以势孤，一败涂地，残部由苏州向沪溃退，奉军乘胜追击，上海殆已入其掌握。孙（传芳）对此次战争，本持观望态度，及奉军抵沪，懔唇亡齿寒之惧，极力支持沪总商会三项主张（即一上海不驻军，二不设军职，三将兵工厂他移），否则不惜出于一战。段、卢恐战事扩大，且亦不愿奉军过于猛进，从中力为斡旋，卒成立第一次江浙和平条约，由孙传芳、张宗昌亲自签字，奉军遂自沪撤退。
奉之于卢，不过一时利用，今见段、卢均不为己张目，感情自渐疏隔，卒使卢不能安于其位，辞职而去。始借卢而暗中侵略东南，卢既去，乃遂公然攫取矣。先是，张宗昌军由沪撤至徐州后，张作霖即向段要求以之督鲁，一方固以酬其此次南下之功，一方亦欲使津浦全线，悉归己系控制（前督郑士琦非奉系），以确立经营东南之基础。即其对沪，亦始终不能忘情。适其时上海发生工部局枪杀民众案，引起罢工、罢学风潮，乃以维持秩序为名，由张学良率兵二千人驻沪，旋又由姜登选、邢士廉统大军继之，上海实际又归奉军占领。至是更发表扬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其势力奄有东南半壁，在彼固觉踌蹰满志，讵知失败之机即肇于此。盖浙孙见奉军再至沪上，已存戒备之心，及杨、姜联袂南下，益感威胁，虽杨尚高唱和平，然实因布置未周，暂而出此，并非确切可恃。孙早觇其隐，为先发制人计，声言讨奉，五路进兵，杨、姜猝不及防，仓皇失措，乃下令苏、沪、皖军队，同时撤退入鲁，孙追亡逐北，直至徐州为止。始也具投鞭断流之概，终也贻草木皆兵之嘲，亦可悲已。
综奉军此次失败原因，厥有数端：防区过广，兵力分散，一也；偏师图远，策应困难，二也；主客异形，劳不敌逸，三也；破坏和约，师曲为老，四也；兵纪不良（尤以张宗昌军队为甚），民情怨愤，五也。而其总因，则在徒中虚骄之气，而无全盘计划，虽欲不败，其可得哉？后之用兵者，可以鉴诸！
◎林宗孟与郭松龄
郭松龄之反张（作霖）也，闽县林宗孟（长民）实参帷幄，且同死于是役。林与郭素无渊源，何时而始结合，因何而相投契，论者惑焉。欲明此，不可不先溯林之生平，及其当时遭际。
清季闽人宦浙之有政声者，为林迪臣（启）、卓芝南（孝复）两太守，及林伯颖（孝恂）、方雨亭（家澍）两大令，皆能以开通地方风气为务，其子弟多负笈海外，林即伯颖先生之哲嗣也。早岁游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夙具宏抱，其父又力造就之，凡读书交友之费，悉听其用不少吝，一时同学多受其周济。相传当日中国学生有持物向日人质库典质者，苟得林名刺一纸为介，其典价必较寻常为高，盖主人知林素慷慨，即质者无力，林亦必代取偿，无虞亏折也。林文采俊美，工书，偶作简札，咸古雅可诵，日、英语均谙熟，喜交游，人亦乐与接，与梁任公（启超）、杨皙子（度）、黄克强（兴）、宋渔父（教仁）诸人皆友善，即日本政客中之卓卓者，如犬养毅、尾崎行雄等，亦时相过从。或有询林以黄、宋与君政见相左，君何与交厚若此？林曰：“凡政治家首贵器度恢宏，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闻者韪之。其时林声华籍甚，甫卒业，各省督抚交相延聘，终以桑梓谊切，应福建咨议局之招，归就书记长职，其在闽与旧势力奋斗情形，前已述及，兹不赘。
未几，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孙中山先生当选临时总统。林以宋教仁先生之荐，应召入京，甫抵下关，突有枪弹自人丛中发，直趋林，林亟伏地，弹掠身过，始免。盖同盟会人以林夙主立宪，恐其与中山先生接近，欲杀之以绝后患也。林知不容于革命派，遂星夜出都。迨袁世凯任总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林与汤济武（化龙）、刘崧生（崇佑）等所创立之民主党，亦与共和党合并而为进步党，议会中成两党对峙之势。进步党政策主与现势力合作，期导入于宪政正轨，然迨觉其事与愿违，则又急行舍去，其于袁（世凯）、于段（祺瑞）皆中道乖离，即以此故。林用心亦同，而态度或较和缓，有时且颇似恋栈，盖其平生以才华自负，亟欲有以表见，又以政党目的在取得政权，非万不获已，不宜自绝其发展之途，故在林主观上，往往“有为”之成分多，而“有不为”之成分少。至其为政则戒敷衍，绝贪污，显与官僚作风有别，任司法总长时，有某显要（忘其姓名）以依附张勋复辟下狱，以十万金贿林求特赦，林峻拒之，其风骨可以想见。尝镌一小章曰“三月司寇”，颇自喜，以其长司法恰三月也。
民国八九年以来，联省自治之说甚嚣尘上，有识之士渐注重地方，林亦有归主闽政意。会曹锟逐黎（元洪）谋选总统，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三角同盟，合力破坏，在津设机关，招致议员南下。余适因事赴津，晤段系闽人曾毓隽，曾请余劝议员勿附曹，且转促林离京，因相与纵谈时局，余谓：“本省人治本省，殆成全国一致要求，当段势力全盛时，君等只图把握中央政柄，于地方略不厝意，殊大失计。设当日能以全力经营闽省，自立一不拔之基，则其后中央虽失败，君等宁遽穷促无归？”曾曰：“君言良是，余（曾自称）亦甚悔之，此次段老总（段左右皆称段为老总）果复出，余必首先注意乎此，其省长一席，且非宗孟莫属。盖余居北久，与南方气候不习，每归辄生病，仲毅（梁鸿志字）气量偏狭，不足独当一面也。”此不过曾与余私人谈话，绝非为林离京条件，然余归京则曾向林述之。
旋段再起执政，虽委林以中央各职（如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等），而林屡促余以闽事询曾，曾曰：“今闽势力全在直（系）孙（传芳），宗孟归，何能为？吾方密谋收回驻闽海军势力（时海军陆战队驻闽沿海，悉归旅长杨砥中指挥，杨亦附直系者，后林建章杀杨，即伏因于此），藉以与孙抗，然后再行更易闽长。时机未至，愿宗孟少安勿躁。”余以复林，林则疑曾借词延宕，会闽各界力倡闽人治闽，举代表进京请愿，推林为省长。曾闻之，亟告余，谓：“老总素性，宗孟所知也，凡事只有由上而下（谓由中央自行选任），决不肯由下而上（谓由各省请愿或举人），烦告宗孟勿入旋涡，反致害事。”余虽据以语林，林弗纳也。时执政府秘书长为梁鸿志，与林素不睦（梁曾任段芝贵之秘书长，段因某事与各方联发通电，由梁拟稿，林当众指其疵，毁不用，梁衔之），更从中梗之，而此事遂终于搁置。林怒曰：“彼辈以余必赖段始能为省长耶？”凡此皆足见林之性格，与当时所处环境，而为他日林、郭结合直接间接之原因。
郭松龄者，奉军之第三军团副团长，而全军精锐所属也。奉将领本分新旧两派，旧派以张作相为首，于奉直第一次战争前，极得张作霖信任，独专军柄，及战败，渐失势，由新派起而代之。新派外拥杨宇霆为首，内则又分士官派与大学派，杨宇霆、姜登选属于前者，郭松龄、李景林属于后者。杨、姜为老张（作霖）所器重，郭独为小张（学良）所赏识。小张虽受父宠爱，而杨等则以其乳臭未干而轻之，老张虽倚杨等为智囊，而精锐则独归其子，实际即归郭掌握，因此郭遂大为同侪所嫉忌，与杨、姜感情尤恶。在第二次奉直战争中，曾因某事与姜冲突，至欲率部出关，以小张力劝乃止。迨战争结束，杨督苏、姜督皖、李（景林）督直，即列在杂牌之张宗昌亦居然督鲁，论功行赏，各餍所欲，而郭独无所获，终并欲求区区一热河都统，亦为杨所厄，愤慨之情，殆可想见。
古来祸乱之成，常由于拥重兵而怀觖望，盖觖望者乱之因，而重兵者乱之具，郭既挟此二者，而又内值可乘之机（杨、姜在东南失败），外获援助之友（与冯玉祥默契），欲求其不倒戈，得乎？闻冯日受奉军压迫，无可如何，久思就奉部下之与己接近者，授以衣钵，使之如己当日之制吴（佩孚）者制张（作霖），适探知郭觖望情形，视为绝好机会，乃伺隙游说，而郭终坠其术中而不自觉。按当日冯、郭所订密约，计共三款：（一）由郭通电请张（作霖）下野，拥张学良为傀儡，（二）由冯监视李景林，使不得出兵助张，（三）李果不助张，事成后当调任热河都统，而以直省归冯。观此，则冯固用力少，而所获丰，其居心亦云巧矣。
郭既决计反张，以欲举大事，必先罗致政治人才，而其心目中所谓人才，只有一林宗孟。盖彼素习军旅，罕与政客往来，因曾于某次会议中，接林言论丰采，心向往之，故此时甚欲引为己助，奈乏雅故，苦难自达。适其幕下有闽人二，一为萧叔宣（其煊），郭陆军同学也，与郭部魏益三尤友善；一为李孟鲁（景和），曾任曹锟秘书，曹败，夤缘入郭幕，郭因以此意告之，且曰：“我于林，固钦慕久，但林曾长司法，今又任政府要职，未必肯为我助。”萧、李力言林眼光远大，志在事业，果公遇以优礼，披襟推诚，可致也。郭曰：“林果不我弃，我愿执贽拜门下，事成，我主军，林主政，决不食言。”
萧、李乃相将谒林，婉申郭意，并谓：“奉军精锐悉在郭，此举百成而无一败，果以公之才，而济以郭之力，天下事何患不可为？”林游移未决，萧、李又令林弟朴初及弟子吴粹朝夕怂恿之。林之性格，遇事本偏于“有为”，又因闽省长问题，不满于段政府，而于郭之以师礼相尊，视为平生惟一知己，以为果能使之言听计从，举东北之兵力、财力、物力，善为运用，不特可造福地方，且不难进而左右中央政局，庶几多年怀抱之政治理想，得借此以渐期实现，故几经权量，终徇萧、李之请。郭旋即来京密谒林，执礼甚恭，林、郭结合，遂尔告成。
郭既得林之助，军事、政治布署略定，遂于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电请张下野，一面计诱姜登选至军杀之，以泄平日之愤。二十三日率部由滦州向关外进发。张闻讯，仓皇失措，力谋抵御，但郭军猛甚，所至风靡，而热河都统阚朝玺又出兵助郭，其势益盛。至十二月十五日郭军已进抵新民屯，沈阳咫尺可望。张虽向吉、黑两省告急，然援兵未集，而局已垂危。在此存亡呼吸之顷，日本忽出兵阻郭不令前，彼固非有爱于张，特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无论何方，绝不容未得其同意，而为非常之举也。然张则幸赖之以转危为安。盖郭军受此顿挫，张乃得支撑时日，以待援军之至。
十二月二十三日，两军大战于巨流河，黑督吴俊升所部骑兵，横贯郭军而断之，使首尾不能相应，全军遂崩溃。凡行军司令部必置后方，而郭因沈阳旦夕即下，且深知张兵力已失，决难抵御，乃以之移置军前，以此遂为张军所猝乘。林在司令部闻枪炮声自远而近，觉有异，急遣弟子吴粹出视。吴出见形势已非，不返报而逃，林久候吴不至，始皇遽离部。时大炮射程已及，林伏地蛇行，行未几，以身披狐外氅，累坠不能前，拟卸去，首微仰，回顾，弹适中焉，毁其面之半，遂死。此为李孟鲁事后所述。李与林偕逃，所伏处相距仅十数武，其言当可信也。郭夫妇皆被擒，立置重典。
闻此役郭事前曾告小张允功成拥袭父位，故小张始终不之泄，及是，吴俊升以语老张。老张怒，呼小张前，诘之，小张无语，但叩头，老张夙宠其子，佯作欲杀状，吴窥其意，为缓颊，小张尚目注其父不少动，老张急以足蹴之曰：“还不谢谢吴老伯，视我何为？”所传确否，以属张家父子事，外间尚鲜注意。
惟林死后，世论颇多訾议，有谓段待林尚不薄，倒张即不啻倒段，非义所应尔者。又有谓郭于张为逆，“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者，盖我国人多好以成败论人，林既不幸而败，其蒙世诟病也固宜。独梁任公挽林一联，最为持平之论，句云：“不有废，谁能兴，十年罅漏补苴，直愚公移山已耳；钧是死，庸奚择？一朝感激意气，遂舍身饲虎为之。”上联自忏过去谋导现势力于正轨，纯属徒劳无功。下联“感激意气”一语，实为林、郭结合之主因，非梁、林关系之深，安能言之真切若此？
余是岁秋间适因事返闽，迨北上抵沪，即闻林噩耗。使余在京，则林事前必商之余，以余当时见解，颇不以林之轻身尝试为然，自必力加劝阻，则或以余一言而获免林于难。林诸友中舍余外，能进诤言者，仅崧生（刘崇佑字）及余叔放园（刘道铿字）。放园久在沪，崧生时固居京，然平日关于出处问题，与林意见恒相左，而性过严峻，林又不乐与商，其环林左右者，大抵皆欲依林以取功名。呜乎！此林之所以死也。尤足异者，林晚岁书法益神妙，其求余转丐林书者，指不胜屈，而余反以易得故，未藏其片纸。一日，林忽驱车枉过，出一Ψ面授余，曰：“此为他人求余（林自称）书者，余自觉颇擅笔酣墨舞之致，不忍归之，特以赠君。”余喜谢之，初不为意，乃越数月而林遽殒，岂区区者即为永诀之征耶？自故人宿草，此物久藏箧中，珍如拱璧，不图往岁避乱来台，匆匆忘未携取，今未审飘零何所矣，每一念及，辄用怆然。
◎直吴再起与法统尾声
自袁世凯称帝以来，拥护法统之声，洋洋盈耳，而每一次护法战事告终，对此问题均未尝根本解决。故护者自护，毁者旋又自毁，且同是护法，而彼此之间意见时或相左，久之，法统之说乃渐为人所厌闻。及曹锟贿选，国会受万众唾骂，废弃法统，遂适成全国公论矣。惟吴佩孚顽强不化，依然以护宪自任，意盖以十二年宪法为国会所制定，国人应共同遵守，且护宪即等于前此之言护法可资号召也。
吴于第二次直奉战争败后，由大沽浮海南下，于南京下关晤齐燮元，略有商谈，即赴汉，在汉用齐名义领衔，联十省暨海陆军将领二十余人通电主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齐否认既不便，缄默又不能，乃商由苏省长韩国钧发电反对，一面又由己与孙传芳、萧耀南等合电请段祺瑞执政，藉以隐示不赞同护宪意，吴虽无如何，而意见仍未回也。惟吴当时处境殊极困难，齐、孙对之既甚冷淡，萧亦仅敷衍乏诚意，一时大有蹙蹙靡骋之感。幸而未几奉、浙战起，旧苏军师旅长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及鄂、皖、赣三省军人纷纷通电讨奉，并请吴出山，与孙共商大计，虽降吴伍孙，而吴声威究赖一振。吴遂通电自称受十四省拥戴任讨贼军总司令，并在汉口组织司令部，但孙既不愿与之合作，而萧又不肯以实力相助，徒拥虚名，仍属一筹莫展。又幸而未几郭松龄叛奉，吴以与张同受部下倒戈之害，顿释前嫌，电张愿共讨逆。张亦以经此一役，实力不免稍形削弱，恐势孤或为国民军所乘，乃定联吴敌冯之策，遂予吴以再起机会。
吴潜力本多在豫，其旧部如王维城、王为蔚、田维勤等，虽为豫胡（景翼）所收编，而究非所愿。时王等方由豫将李纪才统率入鲁，谋驱张宗昌，吴乃令靳云鹗到鲁，阴与联络，王等遂离李归靳，张宗昌亦为靳助。李败退豫境，靳乘势进攻，占开封，豫督岳维峻（胡死岳继）奔郑州。先是吴遣寇英杰率五混成旅攻信阳，经月不能下，乃绕军出信阳后，占郾城、许昌，断信阳接济，郑州亦东南两面受敌，不能守，岳不得已西退洛阳，又为红枪会所困，全军溃散，豫省至是尽归吴掌握。靳在鲁时，即与李景林、张宗昌签订联合条约，靳占郑州，李军已突过马厂，天津形势骤然紧张，未几靳前锋亦进石家庄，北京更大震动。防守京津一带之国民军将领鹿钟麟，见情势日非，遂弃津，集大军固守北京，联军又进围之，乃全部向西北撤退，扼守南口，吴、张先后抵京，化敌为友，握手言欢矣。
吴既再起，自欲贯彻夙昔主张。而久蛰思启之国会议员，以机不可失，亦群起以谋死灰复燃，一时法统之说，颇引世人注意。时段已弃职离京，吴力主曹锟复位，否亦须由曹在位时之国务总理颜惠庆摄政，张坚持不可，议久不能决，终乃定颜之摄政内阁成立后即辞职，由其任命杜锡圭以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摄政。曹之复位与颜之摄政，本为恢复法统之前奏，乃首先尝试，即已格不能通，则其他之难于折冲，亦可想见，于是重经一度酝酿之法统问题，遂从此成为尾声矣。
◎林白水死于肾囊
林白水名獬，字肖泉，闽之侯官人。少习制艺，才气纵横，而不中绳墨，以故每试辄不售，弃游浙中。时闽人林迪臣（启）先生方为杭州太守，月以策论试诸生，林辄名列前茅，文誉骤起。在浙创办《杭州白话报》，旋又在沪办《妇女白话报》，均颇风行一时。其撰文皆署名“白水”，于是人咸呼“林白水”焉。鼎革后，隶共和党，曾任该党福建支部长，及该党与民主统一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始离闽入京。
袁氏称帝，林曾撰表劝进，颇为识者齿冷。袁败，林益落拓，乃绝意政治，从事报业，自办一《社会日报》。时北京著名报纸《晨报》、《益世报》等，均日出两大张，内容力求翔实丰富，其首条新闻多采夹叙夹议体裁，社论或付阙如，即事关特别重要，须著论评骘者，亦纯取善意态度，绝不对于私人妄加抨击。《社会日报》则反是，日只出一张，且字大行疏，空洞无物，但日必有白水所撰之社论一篇，中多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以此亦颇受一部分读者欢迎，茶余酒后，引之以资谈助。林所以如此者，固其素性喜然，半亦藉为生财之道。故即与林素称友好，果其地位资力稍出人上，而又有隙可乘，必不为林笔下所饶恕。
张弧（岱杉）于清末，曾在闽佐姚文倬（福建提学使）办学务，闻林名，特电沪招之归，于四城设四小学，聘林董其事，交谊不可谓不厚。后张在京夤缘任财次，旋又升财长，于林时有资助，然仍不能尽满林欲，林乃于《社会日报》上著论诋之，大意谓：“今之财长，吾未悉其有何理财计划，但见其脸上时现有幺二三四各码字而已。”盖张喜赌摊，故林以此嘲之也。张虽愤甚，然卒无如之何。张之后有潘复，与林亦素稔，曾以财次署财长，固常应林之求者。罢官后，颇悒郁，会奉军入关，潘以张宗昌关系，力谋得疏浚黄河督办，但有虚名而无实位，自不能餍其望。未几张（宗昌）率直鲁联军与吴（佩孚）部合力驱冯，以功大得奉张（作霖）宠任，入京住潘家，时吴、张均未到京，无佛称尊，声势倾一时，潘视为机不可失，媚之甚至，出入必随。不知以何不满于林，于报上谥之为“肾囊”。盖潘字馨航，与肾囊音近，又俗讥随人不离者为肾囊，谓其累坠徒招人厌也。自此二字出，于是有语及潘者，皆不馨航而肾囊矣。
潘恨之刺骨，誓必杀林而后已。然此莫须有事，究不足以构成大罪，知张（宗昌）嫉共产党甚，乃进谗于张，谓林某乃共产党重要人物，其办《社会日报》，即宣传社会主义，不去之，后必为祸。张信为然，下令宪兵司令王琦捕林。林是夕方自海军俱乐部宴会归，就烟榻（林烟瘾甚大）构思社论，闻扣扉声甚急，出启扃，见便衣二人，问：“汝是林白水否？”林曰：“何事？”曰：“司令请汝谈话。”语毕即挟登车驶去。林以办报，常受警厅拘传，家人亦习为常，惟是夕微闻“司令”二字，知事较严重，四出采访，竟莫得端倪。揣此事或与张有关，有闽人李律阁（名宣威）者，张之博友也，乃浼其向张陈说。张见李即问：“汝深夜来此，殆为林白水耶？”曰：“然，惟未知彼有何开罪大帅？”曰：“我与彼素无仇怨，但闻彼乃共产党，我必杀之。”曰：“大帅何以知为共产党？”曰：“彼办《社会日报》，宣传社会主义，非共产党而何？”曰：“彼果为共产党，我亦欲杀之，岂唯大帅。惟彼实属冤枉，彼之以‘社会’二字名报，乃欲表明其为社会服务之意，与社会主义实毫不相涉，请求明察！”张默然良久，曰：“汝言不错，赦之可耳。”李请张下谕，张曰：“你代书，我盖印。”印毕，即遣人送往宪兵司令部。
李大喜过望，以为林幸得不死矣。讵意张手谕到部，而林已遭枪决。盖潘闻李谒张，即知其为林而来，急以电话致王琦，促速解决，因王之地位得自张，而其所以受张拔擢则由潘介之也。林既死，舆论界竟嘿无一言，无敢为其鸣冤者，此足见当时军阀威力之大，至张以一外省疆吏（山东督军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在京师并无维持治安职责，而竟擅越职权，妄操生杀，政府及奉军最高当局亦置若罔闻，不加裁制，纪律败坏，于斯已极！此且不具论。但就林之死因言之，与其谓为死于张，毋宁谓为死于潘，而潘之所以必致林于死，则由于“肾囊”二字，故曰林白水死于肾囊。
◎记张宗昌
张作霖于第一次直奉战争败后，在关外竭力经营，用新人，练新军，购置新武器，宜若能蔚成劲旅，一举扬威阃外者。乃第二次直奉战起，奉军悉精税向关内进攻，与吴（佩孚）军相持日久，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李景林、张宗昌所率之第二军，在奉方初意本仅用之以牵掣吴军者，反迅速发展，尤以张（宗昌）所部最先抵达冷口，使吴军之在山海关者，大感威胁，否则即有冯玉祥之倒戈，而战争尚未必能遽行结束。故就奉方言，此役实以张为首功，张亦以此一跃而取得鲁（山东）督。其后孙传芳起兵讨奉，继以郭松龄叛变，老张进退失据，幸赖张始终效忠，乃获转危为安，则在此时期，张实不失为一风云人物，而有一纪其生平之价值也。
张山东掖县人，父业吹鼓手，住乡间一破屋中。某日薄暮自外归，饥甚，就炉煎粥，而火久不生。一贫妇过见之，笑曰：“男儿安得习此，代劳何如？”张父诺之。粥既熟，相与进食，自是常往来，遂成夫妇，无何生张。张父以妻子累，益苦贫，至不能给饔飧。妇迫于饥，持木棍伺僻径，谋夺食。适一人手持烙饼十余枚踽踽来，天昏黑不能辨谁某，急当头一棒，乘其晕，攫饼归，肠略果而张父返，连呼晦气，妇问之，具告以故。妇曰：“击汝者，我也，幸余饼犹在，可取食。”张父眢曰：“虽饥，奈何为此？可速去，吾不妇汝矣。”妇大怒，遂绝去。
张既长，以为人放铳为生，盖俗每值庆吊事必放铳也。旋弃去，充某衙署门卫。其地商会会长某有一女，见张悦之，为某所觉，禁不许通，女乘间走依张。某怒鸣之官，官拘张及女至，女手持琵琶，自供已入北里，并在公堂弹唱以证实，盖藉此辱其父，使不能再领归。女与张相处数年，一日忽欲去，张怪之。女曰：“我在，汝有所恋，不自图奋发，是误汝也。”遂行。张只身飘泊，辗转至东北某地，事扒金，时金价昂，所入颇不恶，乃另娶某商人女为妇。妇亦劝张取功名，于是负金沙两袋，相将入关投效某军队。初事冯国璋，冯任总统尚挈之入京任侍从武官，冯死仍隶直系，曾率队驻防湘西，归吴（佩孚）指挥。迨吴由衡州移师北上讨段，张部以力单，退入赣境。赣督陈光远虑其难制，以计解散之，乃谒曹（锟）求用，曹诺之而久未发表，遂往投奉。奉张委为旅长，然亦徒拥虚衔而已。
会直奉大战，奉军败退，吉督孟恩远率兵蹑其后，与直军相策应，奉张大惧，问诸将谁愿往当者？张奋身自任，遂遣行，并拨八列车供运兵用，实则张部仅四五百人，沿路招收土匪，以益其数。孟部本极窳腐，不堪一战，闻奉军至，悉奔溃，张直追至俄边乃止，以功授该地镇守使。其时俄国正大革命，白俄军人多携械逃入华境，张悉予收编。故张部极为复杂，有华人、有俄人，有土匪、有正规军，器械亦新旧不一，然战斗力则颇强，每战张又能身先士卒，此所以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克奏首功也。
张既贵，迎养父母（时父已另娶）于署中，以其生母誓不与张父相见，乃别治第宅以居之。张晨昏定省，曲尽孝道。未几，其下堂之妇亦至，张大喜，欲为买宅购器具，该妇力止之，谓张曰：“我前之离汝而去者，为汝计也。今汝既富贵，则吾愿已遂，此来专为视汝，别无他意。汝才能致富贵，而不能处富贵，勿骄勿纵，守纪爱民，此处富贵之道也，汝宜勉之！”遂辞欲去，张坚留之，妇曰：“汝今正妻在室，姬妾满前，何所用我？且我去汝必愈念，彼此长留不尽之情，不胜于久而生厌耶？谨守我言，即为爱我。”竟去。
至张之生母，于张失势赴日后，尚居京。“九一八”事变将起，举朝酣嬉，彼独往谒张学良，告以日本对于东北将有大举动，宜预加严防，勿松懈！学良不听，未几其言卒验。后张应学良电招，由日本返京，以为当畀以重任，实则学良恐彼为日本利用，但以虚礼羁维之而已。张在京正诧傺无聊，会山东韩复榘以石友三为介，邀张往商大计，张亦派参谋某往报聘，事为其生母所闻，力诫张勿轻动，动必有奇祸。张不听，母不许张出门，至欲以身横卧大门前，以阻汽车出入。参谋某至鲁，彼此已成议，张遂乘母不备，乘京沪车南下。讵某偶于韩客厅见悬一相片，认系前在徐州为张所杀之郑金声，忽大惊悟，急乘车北返。抵津，以饥甚，饭后始转京，即以此一迟延，某抵京而张适赴津矣。张到鲁，韩盛宴款待，各将领均在座，酒数巡，韩提议谓：“闻孝昆（张字）先生精枪法，能两手持枪并发，请一表演，以开我辈眼界。”张允诺。演毕，以枪置几上，众咸赞其技之妙，韩独持枪把玩，叹为精巧。张曰：“君喜之乎？即以奉赠何如？”韩亟称谢。
张在鲁数日，见韩无表示，知有异。左右咸劝其微服出走，张曰：“此间人几无一不识我，焉能逃耳目？欲去不如明白去。”乃往别石友三，托其向韩致意，率同来僚属迳赴车站，石亦来送行，匆匆数语，即避去。张欲上车，有弹自车中发，张从左车门上，右车门下，向前奔，步阔而迅，刺客追之弗及，欲发枪，弹骤卡不能出，几被脱矣。刺客忽为车轨所绊，仆地，枪受震，弹自发，中张，刺客又连发数弹，乃毙。在场者微闻有人呼曰：“我郑金声子也，今日始报父仇。”张一卫兵亦受伤，舁往医院，翌日死。刺客则为宪兵所逮，如何处置，终无有知者。据闻韩与郑关系极深，郑之丧，韩为执孝子礼，其致张于死，皆韩预布罗网，刺客亦未必即为郑子，特故为此以图掩饰耳。张既死，韩给费二百元，草草成殓，其灵柩则由张旧属运回北京云。
以上所述，为张之秘书某告余者，其言当较可信。平心而论，张亦非全无足取，只以不学无术，致终不免于祸国殃民，岂独一张而已？当时军阀中如张者，恐比比皆是，无怪乎军纪、政治日趋败坏也。惟张之生母与去妇，一则出身微贱，一则行为放荡，而皆能见微知著，具有卓识，可不谓非奇女子哉？
◎吴佩孚汀泗桥之败
吴佩孚之再起也，其实力已远不如前。以全系情形言，此时齐燮元已告失败，而孙传芳地位则扶摇直上，拥有五省地盘，大有不甘居人下之势，萧耀南对吴虽外示拥戴，仍属貌合神离，故吴实际上已失却直系领袖资格；以军队情形言，此时直接归吴指挥者，只有靳云鹗、寇英杰、田维勤诸部，战斗力均不甚强，故所谓吴大帅之声威，亦不过虚有其表而已。为吴计者，正宜乘此时机，一面纡尊开诚，与直系疆吏力谋团结，一面埋头训练军队，以恢复第三师之规模，方为上策。乃不此之图，徒欲虚争体面，始则主曹锟复位，继则谋维持宪法，迨均不成，不得已乃于摄阁名义之下，与奉张平分政权。至其对于孙、萧诸人，依然以长官自居，发号施令，毫不顾虑其诚意服从与否，不特于己系为然，即视奉系将领，有时亦俨同部属。吴于击败冯军进京时，有一次适值奉方召集关内将领会议，吴亦设宴款待，并邀直系将领作陪。客既集，主人先向之大谈中国旧道德问题，隐寓训勉之意，语刺刺过午尚未休，在座者均饥不能耐，乃由张宗昌起谓：“大帅伟论，直等对牛弹琴，不如早赐盛馔，任大家推推牌九，逛逛胡同，转易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吴闻言始命开宴。在吴此举或于当时奉军风纪有所不满，欲藉以稍加纠正，不知权力不属，空言究亦奚补？令人转觉长腿将军为快人快语也。
吴既未改其自大刚愎之性，又以恨冯甚，正倾全力指挥南口军事，而南方烽火已告紧矣。先是，国民政府于黄埔建军成就后，即下动员令，于十五年七月由广州出发，攻入湘境，吴尚不以为意，盖平日视国民革命军为微弱不足道，不难一鼓荡平也。迨八月十四日南口攻下，岳州、平江一带已悉为革命军占领，且进入鄂境。其时鄂督已易陈嘉模，叠电向吴告急，吴始匆促南下，两军相持于汀泗桥，该地距武昌百二十里，吴则亲驻贺胜桥督战。革命军以第一军当正面，人数约万余，仅及吴军之半，第四军李宗仁所部任侧面，与吴军一旅对峙于黄本立（村名）。战既起，革命军以吴军炮火较优，乃组织敢死队，奋勇力冲，前仆后继，历十余次，吴军均不为动，几退矣，有主姑再一试，果仍无成，退犹未晚，讵只此一着，遂决两军胜负。盖吴军虽号称三四万，而能战者实少，惟前第三师军官千余人，吴将其编成一队，为全军之最精锐者，革命军敢死队屡被歼灭，胥此辈之力，然经十余次之殊死战，全队亦损伤略尽，故及革命军最后冲锋，已难独力抵御（闻该军官队于是役全部战死，仅余一人因伤被俘），其余部卒慑于革命军之勇猛，皆却顾不敢前，革命军以大军乘之，遂惊溃。
吴初不料其败如是之速，迨敌军已逼，乃仓皇乘专车遁，车过处，败兵咸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继者尚争先恐后，一时沿路断臂无算，令人忆及《左传》“舟中之指可掬也”一语，情状正复相同。先是，吴檄调驻川宋大标旅来鄂增援，至即输赴前线，乃不待交绥，远闻枪声，遽遁归武昌，盖其兵车置车头二，一向前，一向后，固早无斗志也。惟驻黄本立一旅，则确击败李部，遣人向吴报捷，至，始知吴已败逃，急回报，迅速绕道撤退，比革命军往招降，已远去矣。
自此一败，吴之政治军事生涯，遂告结束。揆其败因，约有三端，内部不团结（孙传芳坐视不出兵），一也；缺乏基本军队，二也；傲慢轻敌，三也。而此诸弱点，于吴再起时即已暴露，又岂待败而后知哉？
◎日人炸死奉张之真因
张作霖以绿林魁杰，受东督锡良招抚，与冯德麟、吴俊升同任东北旧巡防营统领，分驻各地。辛亥革命军起，继督赵尔巽恐新军有异志，欲借张以资牵制，乃调之入省。旋新军哗变，遂将巡防营改编为二十七、十八两师，升张任二十七师师长，冯任二十八师师长。在张锡銮督奉时，张、冯对之尚极恭顺。迨袁（世凯）将称帝，改任其心腹段芝贵为奉督，因其与张、冯无关系，于是此两师长遂一变态度，渐不服其节制，但对袁则仍示拥护。张曾电请袁早正大位，并愿出兵征讨西南。段本视张为眼中钉，乘机密请袁调张率兵赴湘，张亦久欲取段自代，徒以实力未充，有所顾虑，至是遂以出师为词，向段请饷械。及既偿所欲，则阴嗾商会电袁请留防，而对段胁迫愈甚，且其时讨袁军已四起，张不特不再敷衍袁，竟欲宣布奉省独立，以促袁退位。段见此形势，知难立足，急求去以让张，袁亦思藉为笼络计，遂发表张为盛武将军督奉，兼巡按使。张既得陇，又复望蜀，阴助许兰洲，驱朱庆澜，拒毕桂芳，以达成己系督黑（黑龙江）之计划，此为张在东北攫取军政大权之经过情形也。
自是以来，张不独在关外威权日张，有东北王之目，且在关内每一战役发生，张均属主要人物，因此奉军势力之消长，影响常及中央政局，而张亦一跃而为全国性人物矣。至张在民国史上功罪若何，则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方面而加以论断。
其在中央方面，靡特毫无贡献，且须负相当罪责。盖张野心过甚，不以统治三省为满足，必欲问鼎中原，而力又有所不及，于是不能不联甲以攻乙，迨乙倒而甲张，利害冲突，复不能不联乙或丙以攻甲，以致战事相寻，迄无宁岁；即暂时相安无事，而难以相容之势力互相牵制牾，亦使政局陷于飘摇停顿，末由进展。且张固颇思振作有为，而于旧时生活习惯，尚未能洗涤净尽，性好豪赌，常与部下以此为乐，通宵达旦，一掷数十万金。其恶习随奉军入关，蔓延及于政界，达官贵人相与组织俱乐部，以从事乎此，甚有视为终南捷径者，遂使政治风气，日趋于放纵颓废。又因力事扩军，不免兼收并蓄，不但派系不一，即军纪亦难期整肃。凡此皆奉军所以招人非议，而张数度入关终难得志之原因也。
至其对于地方，则确有不可没之功绩在。东北自日俄战后，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清季历任总督，力谋恢复元气，迄未著效，然自经张逐年整顿，居然能使秩序日渐安定，地方日益繁荣。观于张统治期中，东北人口增加至二千万以上，其中且多自关内移住而来，即可略知其景象矣。据闻在二次大战前，德国有一蜡人馆，馆中所陈列之蜡人，多肖当代有名人物，中国要人亦被罗列在内，张以东北关系，获居其一。每蜡人旁均竖一牌，略载其人出生、经历，现在地位，以及一切措施。在张纪载中，虽微含讥讽意，惟于东北人口增加之速，则颇表惊异，谓此为政治家应加注意之问题，可见即外国人亦尚不否认张之此项成绩也。尤以东北处日人威胁之下，凡政府一举一动，在在受其干涉，然张统治二十年中，尚能不屈不挠，筑铁路，兴兵工厂，练军队，办实业，举凡有关交通、国防、经济等事项，毅然次第施行，其才略识量，确有非寻常所能及者，乃卒以此不畏强御之精神，而罹他日惨死之祸，此则吾人所深寄同情，而应为表彰者也。
惟日人忌张已非一日，何以不杀之于前而杀之于后，何以不杀之于在奉之时而杀之于归奉之日？且当郭松龄叛变，张之形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何以不落井下石，而反出兵新民屯，若故为张保护者然？盖张虽不为日人利用，而日人则无日不思用张，非至终不为用，尚不肯出于最后一举。然则日人之欲利用张者何耶？读者应忆当国民革命军奄有东南，乘胜北伐时，日本不尝出兵济南，冀图阻止乎？盖日人深忌中国统一，尤忌为革命军所统一，其欲利用张者，无非欲张舍东北而倾全力与革命军周旋，为南北统一之梗而已。故当张见形势日非，急欲回奉以固其根本重地时，日人曾再三劝告，略谓：“东北可保无事，请宽后顾忧，中原方急，大元帅正宜坐镇指挥，岂容轻离？况探闻革命军遍布刺客于京奉路，此行危机四伏，务请三思。”同时对张左右，且有“归必无幸”之语，盖已隐示顺我则生，逆我则死之意矣。奈张坚不之纳，彼知张之终不为用，乃决杀之以绝后患。
计当时与张偕行者，有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国务总理潘复，及奉系阁员刘哲、莫德惠等。潘车在前，为蓝钢板制成，张车继之，为紫钢板制成。吴与张同车，刘、莫等则居后。潘到津，临时展行期，其专车则由刘、莫移住焉。车行抵皇姑屯，是处为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点，南满路在上，京奉车则穿洞而过，紫钢板车甫入洞，轰然一声，炸弹突破洞而下，适中焉，吴立死，张受伤甚重，刘、莫亦微伤。张舁入医院，但云此必日人所为，气遂绝。而依情形判断，炸弹发自南满路界内，以日人平日戒备之严，岂有容他国人活动余地？况其事已为日人所预知，但使稍加防范，何难事先破获？今竟不然，则张之死于日人，已成铁案。述之，以见当时日人居心之狠毒，而张以绿林出身，尚知爱国家、爱民族，宁死不为外人利用，亦足以愧世之达官贵人、智识阶级甘心附逆、卖国求荣者矣。
◎孙传芳自致败亡
小站军阀（北洋军阀，其基础实奠于袁世凯之小站练兵），自袁死后分为皖、直两系。皖系始于段而终于段，直则由冯而曹而吴，而以孙传芳为之殿，卒亦皆败。诸人败因，前既分述之矣，孙之败亦可得而言焉。
孙在直系，本属后起，其首露头角，在于第一次奉直战后，主张恢复法统一电。其时孙尚不过一长江上游总司令，驻兵鄂西，位望并不为人所注视，何以忽发此电？其为曹、吴授意可知。曹、吴不以此属之直系各疆吏，而独以属之孙，其对孙之引重又可知。故未几而孙督闽之令遂下，则孙固曹、吴之嫡系也。然闽省派系极为复杂，段虽已倒，而段系将领之在闽者尚有王永泉、臧致平辈，其势力均不可侮，致孙经营年余，终难得志。后赖周荫人之力，驱王逐臧，闽局始略安定。孙为酬庸计，乃以闽督让周，而自任闽、粤边防督办。盖孙本不以得闽为满足，周为孙部属，以闽畀周，先占一地盘，而己尚可另谋发展也。适不久而江、浙战起，孙遂由闽边进兵，战败浙卢而取其位，此虽由孙自立战功，然比年以来，曹、吴实翼护之。
讵孙势力渐张，而吴势力遽倒，由津浮海南下，蹙蹙靡骋，孙对之殊淡漠。及奉军侵略东南，群情愤激，直系在野军人联名通电，拥吴为讨贼总司令，与孙协力作战。孙虽未表反对，而于吴则辞谢协助，其不欲吴之分其功，显然可见。厥后吴之联鲁张取豫，联奉张驱冯，孙皆超然事外，即吴间或向之求助，亦未尝一应。吴既再起，仍以直系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而孙则始终以不即不离之态度处之，识者早知直系中已隐形两壁垒，不复有合作之可能矣。果也，国民革命军进逼武汉，吴檄孙调兵赴援，孙不独袖手旁观，且与革命军暗中妥协，互不侵犯，卒使吴有汀泗桥之败，以至一蹶不振。
论者谓，吴之败实由于兵力不敷分配。盖吴军之战斗力较强者只有两师，一为陈嘉模所统之第二十五师，一为刘玉春所统之第三师。陈师以一旅守平江，一旅则驻防武昌，在前线者仅刘部而已，余皆不堪一战，故及第三师之军官队死亡殆尽，而全军遂崩溃不可收拾。然陈（嘉谟）以第二五师之一旅及残余部卒，据守武昌城，革命军率全军围之，且有飞机助战（闻革命军时有俄机两架，其一误落江西孙军辖地，被俘获，其一则在武昌助战，曾三次绕飞武昌城未投弹。询其故，据驾驶员云，以革命军遍布山头，与城太迫近，投之恐误伤己军，须略退数里方可，而革命军则愿受波及，不肯退，卒投数弹，并无误伤，但城中亦无甚损失，则以炸弹太小故也），尚相持至百日之久，始获攻破（闻因有城内一部分军队通款），假使当时孙肯稍加援助，则胜负之数正未可知，乃孙偏作壁上观，是吴之败，实孙故致之也。
孙为人颇具才略，而野心过大，当督浙时，尚能礼贤下士，与各方相结纳，即治军、治民亦著有成绩。自一战胜奉，奄有五省地盘，态度渐变。孙曾电约吾友某君（姑隐其名）到宁，商量大计，某抵下关旅馆，以电话达督署，告以已至，以为孙必亲自来访，或派汽车迎接，讵仅由其左右传语，谓：“大帅军务倥偬，难即延见，请俟定期通知。”某怒其乏诚意，不辞而去，语人曰：“孙传芳器小易盈，败不旋踵矣。”即此已足略窥孙趾高气扬之慨，其置吴不救，亦坐此病。盖孙自以奉军天下莫强，吾遇之且如疾风扫箨，余子碌碌，更何足道，故其心目中不但无吴，且无革命军。徒以夙隶吴麾下，表面上终须稍让一筹，方喜有革命军出，正可假手倒吴，然后再由己起而平夷大难，则直系领袖舍己莫属。岂知吴之败，在于兵力不敷分配，而孙兵力不足以防守五省地盘，亦与吴同。当彼由浙出师攻奉时，以浙之军权委诸本省人夏超、陈仪辈，在彼固属权宜之计，而败机已伏于此矣。吴既败退武汉，孙以时机已至，遂不再与革命军妥协，而革命军此时亦不容许其妥协，两军在南昌附近，开始接触，于战事方酣之际，革命军忽由闽南进规浙江，夏超、陈仪等均阴与通款。孙知其不可恃，急由南昌分兵防守，而南昌方面之兵力顿形薄弱，遂为革命军所乘，不得不由武穴退回南京。十六年三月，革命军进逼南京，孙乃又弃南京而退至江北，至是始知革命军之不可侮，独力绝不足以幸胜，因与奉军联合，于是年八月向南京猛进，始势锐甚，终以在龙潭方面为海军所厄，全师未能源源渡江，致遭惨败。自是孙遂依附奉军，苟延残喘，不复能再起矣。
总之，吴、孙兵力均感不足，合则两利，离则两亡，是孙之致吴于败，实不啻自致其败也。此以见大难当前，首贵团结，凡挟私以排异己，孤行而昧大势者，皆非所以谋团结之道，而自濒于危亡，如孙者可以鉴矣。
◎张学良诱杀杨宇霆
张作霖身死未久，而生前最宠任之杨宇霆，竟为其子学良所诱杀，小张何以必须杀杨？杀之何以必以计诱？以杨之足智多谋，何以坠孺子术中而不之觉？凡此皆为外间所深滋疑惑，而应一加纪述者也。
小张之欲杀杨，其机非动于老张既死之后，而实萌于老张未死之前。盖杨虽任奉军总参议，老张对人则均以“参谋长”称之，凡有向老张建议或白事者，老张必曰：“汝可与参谋长商量。”大抵关于军事、政治、外交事项，杨殆可全权处理，惟财政归奉省长王永江负责，因此人咸目杨为老张之诸葛亮，杨亦俨然居之不疑。但老张究非刘先主比，日惟为阿斗扩张实力，绝未存他日托孤之心。而所谓阿斗者，对于“今亮”不特不心悦诚服，且颇厌其妄自尊大，此即杨与小张间未能融洽之始因也。益以小张所信任之郭松龄，与杨殊其派系，郭地位虽远出杨下，而因小张关系，实拥最大军权，自为杨所极嫉视，时思有以裁之。于是杨、郭之争，乃一变而成为杨、张（小）之争（详情见《林宗孟与郭松龄》一则中）。
当第二次奉直战起，老张任姜登选为总指挥，各军均归节制。姜，杨系也，时郭为小张副，率军在榆关作战，姜藉故令免郭部某团长职，郭不可。经小张向姜缓颊，姜谓：“可令郭来面商。”郭疑有他，不肯往，终因小张调停，悬待战后解决，及战胜，此事遂搁置。讵有郭部某军官，以不得志于郭，往投姜，欲买姜欢心，特重提往事，并描述郭种种跋扈状。姜素深沉，乃竟为某言所激怒，谓：“郭幸尚见机，当日若果来，未必便能复返。”某闻言窃喜，自以能为郭探得秘密，不虞不重酬我，遂复驰归，悉以姜语告郭。郭曰：“吾向固疑之，今证实矣。”于是此两派遂由互相倾轧，进而为互相仇视，而他日无数杀机，胥伏乎此。
迨奉军南下，杨督苏，姜督皖，郭则欲求一热河都统而不可得，相形见绌，愤恨之情，益不可遏制。会孙传芳奋起讨奉，杨、姜仓皇弃职北返，老张命以所部归郭指挥，已则挈之归奉。小张派以为有机可乘，谮诸老张，谓：“杨、姜平日好大言，及任以方面，乃无用至此，宜加罢斥。”讵老张不特不纳其言，反徇杨、姜请，严令郭率部沿津浦线南下，与孙军决战。彼辈乃知杨、姜根深蒂固，不易动摇，非杀之，则老张终将为用，乃密谋以清君侧为名，率师出关，实则此时郭已与冯（玉祥）默契，并老张亦将迫其下野也。闻此事小张实曾与闻，以快私仇之故，至悍然不顾一切，亦足异己。老张以久未见郭出师，命姜入关观察情势，郭遂诱姜至军中杀之，以报昔日之仇，一面举叛旗。未几事败，郭伏诛，老张对小张虽怒甚，终以爱子故，释不究，且宠任如故，而两派亦暂相安矣。
既，老张被日人炸死，小张继之，杨仍任总参议，使杨此时能稍自敛抑，小张亦肯降心相从，弃前嫌而谋大计，岂非奉军之福？乃小张终持敬远态度，杨则依然自大。各方之来奉接洽要务者，震于杨往昔威望，仍多出入其门。杨对客每讥议小张，小张心恨之而无可如何。会杨生辰，贺客集。有谓小张：“杨实藉此与各方密谋倒少帅，不可不防。”小张乃亲往为寿，冀一觇其究竟，杨亦未尝遇以殊礼，小张蕴怒佯欢，终席而后去，去时约杨及常荫槐翌夕赴督署博戏，杨、常诺之。小张归，与左右谋杀杨而未决，乃取银圆三枚，就神前祝而掷之，曰三枚面全向下者杀，一掷三枚皆然，意乃决。杨、常既应约至，由卫兵延入内，坐有顷，小张尚未出，常顾左右曰：“时已不早，可请汉帅入局。”一军官突举枪叱之曰：“少帅宁肯与汝博！”声随弹发，常遂仆。杨见状亟起曰：“汝辈胡为者？”语未竟亦仆，验之皆气绝，盖两弹适中两人要害也。揣小张所以必欲杀杨者，无非以杨侮之太甚，一时旧仇新恨交作于中，欲忍而无可忍耳。惟杨虽无实权，而尚具有潜势力，若公然杀之，难保其不变生意外，故不得不诡词诱致，使之猝不及防，至于杨则始终视小张为竖子可欺，以为即入虎口亦安如泰山，岂知蜂虿且有毒，况于操三省生杀之权者乎？则其死固有由于自取者矣。夫以奉军席全盛之势，徒因内部派别之争，至于坠精锐、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势亦已疲矣。呜乎！此团结之所以可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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