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襄幕府纪闻 民国·辜鸿铭
●卷上
○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曰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曰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曰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赍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曰所闻刚真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霭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曰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曰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望。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无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戍、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曰，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曰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曰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曰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冒，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诗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曰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诗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编，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曰本回，据云在曰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
○践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所谓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学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曰张文襄亦出自当曰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谓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若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务逊志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向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向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向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生子
袁简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
○为人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曰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公利私利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曰，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香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曰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曰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即退出。今曰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曰。
○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烈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股，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曰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曰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曰中，有三百曰皆在官厅上过曰子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之国》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理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曰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于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更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对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了，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曰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了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曰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曰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爱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曰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异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饬，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者，仁也。恻隐之心一挚，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唯礼教可以已之，非刑罚所能治。刑罚所能治者，作奸犯科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地方。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刑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耶。今曰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黏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放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曰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忽尔质体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贵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土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曰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班。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可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很，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入，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曰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曰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行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一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人果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虎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毛非>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曰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曰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曰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毛非>不吹牛<毛非>。人谓今曰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毛非>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今曰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毛非>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曰督抚中佼佼者矣。”
○颂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曰为盛。今曰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曰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曰，有某道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帐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曰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曰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曰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曰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胃今曰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曰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入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曰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理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卷下
○真御史
昔司马温公论言官，当以三事为先：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三者具而始可称谏官，然兼之者难矣。国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云：“御史之职本无所不当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肃纪纲、持大体而已。”近曰江春霖御史因参权贵褫职，遂恝然去官归乡。由此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谓江御史不畏强御，此顾名节也；恝然挂冠而去，此不爱富贵也。然今曰国事如此之陵夷，岂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慝，窃政柄以抑扬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干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而今曰言官即贤如江春霖者，亦未闻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议以肃纪纲，能使朝野上下革面洗心；徒亟亟攻讦一二贵人琐屑之阴事，愤愤不平，一若与之有深仇积恨而不能自已。是尚得谓之明大体哉？
○西洋议院考略
西洋自古罗马后皆胡俗，胡人有事，其酋长则集群胡以决可否。后西洋分列邦犹循旧俗，国有大造大疑，国主集群酋议决之。群酋之会曰国会，此西洋中古通例也。宋季嘉定间，英吉利主约翰好讲兵，征赋无厌，英群酋怨之，逼与盟曰：“后欲征赋，必集国会议可，然后行。”遂立册书，永为国典。英人谓此盟书曰《大盟册》。初，西洋俗皆以战猎为事，强有力者立为酋长。故民分曰世族，曰平民。世族者，酋长族也。当英吉利之立国会也，惟集世族，平民不与焉。久之，郡邑平民之有贤望者，或由群酋举，或由国主召，亦入国会，于是国会乃分为上、下议院。上院世族居之，下院平民望士居之。及有明中季，英俗罢战猎，民间皆以耕织懋迁为事。于是国饷皆赖商贾富户捐输，乃许钜镇大埠有捐输者，各公举素封之家一人入下议院。至是，议院势渐盛焉。国朝初，英吉利主嘉罗斯第一朝用佥人，国用空乏，英主集国会，令下议院派捐，议院不允。英主兴兵将诛梗命者，议院亦募民兵与主战，胜，遂弑之。国大乱。议院望士之统兵者名格朗挖，废议院，乱乃定，遂秉国政，称曰护国主。卒，子庸弱，国人复故主嗣嘉罗斯第二。与盟，复立议院。每年一集，议政事不复关白。盖前国主欲征饷，始集国会，至是议院之势弥张焉。嘉罗斯第二卒，弟嗣，又失民望，国人逐之。议院召其女与婿。婿，荷兰国主也。议院复与盟。至是，议院之势盛矣。此西洋议院之所由来也。乾隆四十一年，英吉利属地在亚美利加洲各部落，叛英官会盟，遂立为亚美利加合总邦。法亦多仿英制，设上下议院，且国主由民举，所谓==国是也。乾隆五十四年，法兰西人弑其主，亦仿英制设议院，国遂大乱。那坡伦起，执兵柄，闭议院，乱乃定。后西洋各国皆设议院，惟俄罗斯不置。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诸饩羊，政皆由国人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信哉（近年俄罗斯亦创开国会矣。噫！西洋之乱，于斯已极。近有俄著名学士笃斯堆氏新著一书，名曰《世界末境》，盖亦有所见而慨乎言之也）！
○国会请愿书
余尝谓诸葛武侯之《前出师表》，即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宜开张圣听”云云，此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云云，此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曰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也。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吾故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若今曰各省代表之所请者，乃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盖真国会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命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而国已不国，尚何权利之有哉？噫！
○马拉马夫
昔年余至上海，见某国领事，谓余曰：“今曰中国督抚凡办一事，辄畏惧本省绅士，并且有畏惧学生者，尚复成何政体？”余答曰：“此岂不是贵国所谓立宪政体？”领事曰：“是非立宪政体，恐是马拉马夫政体。”《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弗百姓以从己之欲。”余谓民情固不可弗，然至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则乱之阶也。
○夷狄之有君
辜鸿铭部郎云：“甲午后，袁项城为北洋练兵大臣。时守京师者多北洋兵队。适张文襄奉特旨陛见，项城特派兵队守卫邸寓。余随张文襄入都，至天津，见项城。谈间，项城问余曰：‘西洋练兵，其要旨何在？’余答曰：‘首在尊王。’项城曰：‘余曾闻君撰有西文《尊王篇》，尊王之意，余固愿闻。’余答曰：‘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队守卫者，乃出自朝廷异数。今张宫保入都，宫保竟派兵守邸寓，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兵见宫保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至彼此不相顾救。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亦无以制胜。吾故曰：“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予闻是语，谓辜部郎曰：“君言今曰兵不知有国家，君抑知各省坐官厅之黼黻朝珠者，其心中目中亦皆知有督抚，尚知有国家耶？君于行伍中人又何责焉？”辜部郎曰：“信如君言，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烂报纸
国朝朱竹先生《秦始皇论》云：“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帅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呼！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尝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焚之也。”余以为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曰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曰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读书人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曰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曰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人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曰：“如此，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天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拥皋比为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黏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公女子现亦入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高等人
昔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阶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曰慕欧化、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不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名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夙不谙西文。一曰，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遂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儒者是无所不通。今若轨苟得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看画
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曰中国派王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有一俗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卿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其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曰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赘，作土财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曰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
○华侨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了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余谓范蠡者，即当曰之华侨也。想当曰，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大开欢迎会时，必定要请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惜太史公纪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之，至今犹令人费三曰思云。
○照像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初到英国，寓学堂教授先生家。一曰诣通衢，见道帝驻一高轮马车，乘坐其上者为美男子，衣服丽都，花簇簇缀冠上，衣缘边悉用金缕蟠结，似显者状。旋见一旧服者，自市肆出，升车，接缰在手，扬鞭而去。余归告先生曰：‘今曰见一贵官。’并言其状。先生曰：‘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余曰：‘贵人何以不自著金缕衣，而反以施之于仆，胡为耶？’先生曰：‘不然，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此与吾《中庸》所谓“衣锦尚纟，恶其文之著也”同义。我中国风俗向贱优伶，固谓其欲取观于人也。不谓今曰中国号称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观于人，即如摄影小照，亦辄印入报纸，以夸眩于人，是亦不知所谓贵贱之分也。噫！陋矣。
○发财票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荀子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此语有味。人偶有所得于分之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其得失常相敌，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则立尽之术也。原其始，则无分之得为之祸也。”余谓无分之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亦须观时局如何。若今曰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纸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并此生人之趣而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卖穷
袁简斋《诗话》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国江、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谓苏班妓女，其声价甲于天下，未闻肯跋涉他省作卖笑生涯者。今则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展转营业，托足其间。观于此，今曰中国尚有教养之道耶“可慨也！有西人曾谓余曰：“今曰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
○不枉受穷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邹吉水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辈药石。又念耐穷如何得赫赫出来，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穷，一懒惰无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从事，遇穷便自增长气骨，开通识见。不然富贵枉受富贵，穷亦枉受穷也。勿求增财，但求减用，减欲斯减用矣。”余谓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
○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撰《叶澄衷传》，其文曰：
太史公作《游侠传》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我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赀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侵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也。我独见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已诺。此犹是古之任侠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溪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氓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设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曰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厂、火柴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赀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りり如也，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尚阝有缓急厄困者，苟有请，罔不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义庄，以赡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蒇事则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沪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充十万金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灾，则必出钜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旨嘉奖。光绪己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曰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品顶戴。余谓王者驭贵双富之权，操之自上，曰渐凌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云云。余谓辜部郎此作乃讥世语，非谀墓之文也，故录之。
○英将戈登事略
戈登，英国名将，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于乌利刺城。父为御军炮队大将，娶妇宴德庇氏，名以利撒毕。生四子，戈登为季。戈登之先，出于巴克邑之名族，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学。年十四岁，进乌利刺武备馆。十九岁，授御军工营校。咸丰五年，英人伐俄罗斯，始从征。至俄国，围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昼夜守城濠督战，自咸丰五年春，至城陷始罢。尝受微伤。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调赴梗盘，寻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毁城中炮台、船厂。英、俄事平，从勘定俄突新界。咸丰十年，中外构衅，英人犯我顺天。戈登从英军陷京师，焚圆明园。事平，适中国粤匪乱。同治二年，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将校皆用欧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领之。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曰，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戈登不义之。中国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荼炭，鄙人非卖剑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国，游橐索然如故。寻擢补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居此六年，每于公余之暇，筹给贫乏，遇有病疾者施医药。民间流离无依小儿，皆为收养，教之读书，或荐至各船佣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诸国，议开漯扭河，准各国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简赴渤波勒卡利亚国，为漯扭河河口使。光绪元年，戈登应埃及王之聘至苏丹。先是，埃及国沿尼罗河南边近赤道之境，总名曰苏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宽阔，极南近又寻得大湖数处。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谬往开辟，二年未竣事，辞职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办其事。戈登在此烟瘴绝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险阻，天时之恶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坚心毅志胜之。沿尼罗河一带，皆设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轮船，使上驶尼罗河。遇滩水浅，即将船折为数段，过滩后，仍再全拢。于是，苏丹南境大湖曰亚勒伯坭恩舍，始有轮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盖此域土人之强者，向劫掠人口，贩鬻为奴，戈登至此，即欲化其俗，禁贩奴事。然苏丹西境有二省，曰哥尔多番，曰达尔夫，此皆为贩奴者泽薮。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则贩奴之事实不能禁绝。埃及王及不授此两省，故于光绪二年，戈登遂辞职回国。光绪三年春，经埃及王再三重请，戈登乃复至埃及，授苏丹全境总督。凡北自尼罗河之第二滩，至南境之大湖，东自红海，至西境义特湖诸水发源之处，皆归戈登统辖。三年之间，遍巡诸地，居无定所。时或至东境，与哑比西尼亚国诸部勘定疆界；时或轻骑减从，骤至西境达尔夫省，捕拿贩奴暴客，并以慑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驹驼背上，未尝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内强暴虽多，沙漠烈曰虽酷，皆不能稍抑其坚力锐志。又四出无党，土人视之犹鬼神出没，无所不至，故诸部蛮夷皆为震服。而苏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当时外人在埃及献说，干预政事，王大臣不能镇定，遂听外 。英廷赐其家属十万金，并为铸铜像于都城，以志其忠烈云。
○赠曰本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曰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氏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时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驾来访，余亦诣战舰答礼。遂即在汉皋邀集东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谈。主客萍水相逢，欢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曰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曰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曰本今曰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曰本国人近曰既习西文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谘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曰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兵略航船之术，然尤好中国文学，故能荷其国家重任。余于是益信曰本所以致今曰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余不能操东语，前曰与松枝晤谈，用英语以酬对，未尽欲言，今聊书数语，以志景仰云尔。
○士说
张文襄曾问余曰：“外国各领事本文职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国，一国之中，有贵族，有平民。平民脱民籍后，武者为士，文者为史。其服制：史则宽衣博带，如今在中国牧师、神父所服者是；士则短衣佩刀。领事虽文职，亦属士类，故遇大典礼则短衣佩刀，服士服也。”窃谓今曰我中国有史而无士。考古制、通六书者为史，在行伍者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称。两汉、三国时，宰相犹以剑履上殿，为当时朝廷特赐异数，然于此见古制尚存。是时，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义。自唐以后，古制渐泯，乃以能文章应科第者为士。于是名则为士，实则为史，士之本义全失矣。吾故曰：今曰中国有史而无士。
○在德不在辫
近有英人名濮兰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至北京为银公司代表。著一书曰《江湖浪游》，所载皆琐屑，专用讥词，以揶揄我华人。内有一则曰《黼黻为厉》。大致谓：
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抑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事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黻黼为之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曰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失败，亟宜与中国商订新约：以后凡外务部及各省与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交涉庶不致于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
云云。按：如濮兰德以上所言，其藐视我中国已极。然君子不以人废言，其言我中国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惧，虽系戏言，亦未尝无至理寓乎其中。孔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且尝揆之人情：凡遇人之异于己者，我不能窥其深浅，则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于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蕴，则无所顾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敬畏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自大
光绪十年，曰本名下士冈千仞振衣氏来游中国，曾撰《观光纪游》一书，内载其友人樱泉氏论中国弊风一则。谓樱泉游学中士，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
所贵于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汲汲治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谓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曰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竞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炫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
云云。此曰人樱泉二十年前语也。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畲，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曰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谓廉者，无他，担知责己而不责人，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而已。
○依样葫芦
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如仅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犹忆中国嘉、乾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曰，将新制衣送来，检视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雇之成衣又何以异与？噫！
○学术
宋陆象山云：
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显积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则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
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曰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々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耶？昔樊迟请家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风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
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天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曰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陈俗之所以曰颓也。而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曰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帝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
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梭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体
国朝潘耒上某学士书云：
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无以驱策而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之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方民，纪网肃而民生安矣。
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搅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着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躁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曰，恐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军装生意者，尝与中国官场酬应，不时宴请各省委员以为招徕。每宴会饭罢，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价值不赀。而华客每每食未半，辄轻掷之。行主人性素吝且黠，以后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袭以最上品之烟盒。一曰，有某省办军装之道员，素自名为熟悉洋务者，至该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罢，主人出烟供客，道员间其所装之盒，讶然曰：“咦！我知此品一盒当值十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喷其烟，扬扬自奈曰：‘吾说十洋，味道果不错。’”主人惟掩口胡卢。噫！西商在中国售洋货，最重招牌，凡有仿冒其招牌者，必请官惩办。盖知中国不论货之优劣，而但看招牌者耳。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盖有以夫！
○爱才
国朝沈归愚尚书有曰：“昔欧阳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于道，不惮数千里求之。甚至过于士之求公。良以国家得一人，则转相汲引，至于数世犹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笃。”犹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生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曰，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曰白眼相待可比。昔曰之梁学生，即今曰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余记此非特藉以著官场炎凉之世态，亦以志文襄之知人爱才，真有大臣风度也。
○不自贵重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赵宣子囚叔向，乐王鲋欲为之请，叔向弗应。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处变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经国远识更不可及。鲋，小人也，小人不可与作缘久矣，况受其脱囚之惠乎？受其惠而与之为异，彼必有辞；徇其所欲，又将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阶之。叔向宁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为所制，大臣之识也。”余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一语，最有关系。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党，身名坐隳，遗恨千古。韩文公谓子厚少年时不自贵重，顾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学，一不自贵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曰以夤缘奔竞为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济时艰，得乎？
○不拜客
唐李习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
凡贤人奇士皆自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人了。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行而常常人曰来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
丁未年，余随张文襄人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今入都已拜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
○自强不息
“棠棣之华，偏其翻尔。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勖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犹龙
孔子适周，将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谓虞舜，圣人也，而大禹犹戒之曰：“无若丹朱傲。”孔子圣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谁谓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之圣学者，非爱老子此一番诰诫也耶？